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以河北省为范例

从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现实出发,建立了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并结合河北省的实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最后在结论中,阐述了新能源产业发展是依赖于区位因素、空间聚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政府政策等五个变量的函数。     

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研究

财税政策在新能源产业经济规模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和支持作用,是推动湖南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外部催化剂。许多发达国家成功借力有效的财税措施促使新能源产业获得了发展壮大,在发展新能源产业方面累积了丰富的财税政策经验,这是湖南加速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有益借鉴。现行湖南新能源产业的财税政策存在分散性、短视性和时滞性的问题,部分财税措施尚未对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应有的支持效应。针对以上问题,通过发挥财税政策对产业经济的调节和引导作用,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着手构建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为湖南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中国新能源产业出口竞争力研究——基于1998—2010年海关数据

产业出口竞争力是产业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根据1998年至201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新能源产业出口数据,运用TC指数和第三方市场等研究方法而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新能源产业出口竞争力水平较低,和其他金砖国家相当,但同时中国新能源产业出口额在美国市场、欧盟市场及日本市场都是逐年快速增长的,且市场份额也是逐年加大,即中国新能源产业出口竞争力逐年显著增长。     

资源诅咒命题在中国大陆真的不成立吗？--基于中国大陆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关于资源诅咒命题是否在中国大陆成立的问题,学界存在着争论。依据正反两方的分析方法、运用中国大陆市级面板数据,可以证实：资源诅咒命题至少在1997-1999年是成立的,2000年以来资源对中国经济的诅咒效应已经减小,但并未完全消除。鉴于此,建议减少资源开采量,有选择地建立资源深加工基地,中西部地区资源生产大市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采矿业失业问题,东部地区应推进产业升级,在新能源革命中占据先机,同时要做好相关税收制度的调整。     

低碳经济背景下安徽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时代到来,这将产生新一轮工业革命。文章通过对低碳经济时代全球产业发展新趋势的研究,指出：新能源产业正逐渐成为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正在积极抢占新能源产业制高点;在分析了低碳经济背景下全球产业发展新趋势及安徽发展低碳经济所面临问题的基础上,给出了低碳经济背景下安徽经济发展的一些对策、建议。     

贸易开放度、行业生产率与中国省区经济增长

构造以生产率为权重的产业专业化指数,运用1988年至2007年中国28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贸易开放度、产业专业化与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以生产率为权重的产业专业化指数促进了省区经济增长,中国省区存在MAR外部性.中国省区的经济增长仍然依靠投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主,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为负数.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专业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地区差异,中部地区依赖于资源密集型产业,其产业专业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超过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逐步转变为以贸易开放和人力资本为推动力的增长模式.     

我国新能源产业及其发展对策初探

新能源产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彰显的是以人为本和与自然为友。发展先进安全的新能源产业,提高新能源的利用效率,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新能源产业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能源产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源动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和保障作用。为此,阐述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状况、战略地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发展策略。     

中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两国贸易关系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美两国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两国的贸易冲突也不断加深。在大量查阅文献的基础上,比较中美两国进出口贸易数据,以光伏产业、风电产业等为例,能够分析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以及贸易关系的影响。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摩擦冲突不断,但同时也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究其原因,既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又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两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上,应该加强战略互信,重视跨国能源公司的作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低碳经济驱动下的中国新能源产业战略发展研究

产业战略发展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同时也是产业发展的灵魂与纲领,应体现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和谋略性的特征。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资源环境的制约,中国新能源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伴随国内"十二五规划"的全面展开,中国新能源产业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环境因素,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机遇。因此,以不确定性环境因素和战略发展竞争优势的分析为基础的中国新能源战略发展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和处理国内外能源事务的新局面,而且可以为我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金砖国家及亚洲主要地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研究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总量(GDP)、速度和结构变化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澳门11个国家和地区(以下简称:金砖国家及亚洲主要地区,经济增长的特征①,以及与产业变化的关系,并总结了经济增长与产业变化可供借鉴的经验.     

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及其应用

金融行业集聚不仅能对本地区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同时通过空间效应传递也能对其他区域产生间接作用。经济新常态下,四川省金融与经济环境呈现出新的状态和变化。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变化对四川省金融集聚空间相关性的影响,挖掘新环境下金融行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探究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研究构建不同权重矩阵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金融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新常态下四川省各市州银行业集聚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证券业保险业集聚及金融从业人员集聚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四川省金融行业各集聚变量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但在不同空间维度上具有差异性,并存在明显的地域竞争和距离衰减现象。     

金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市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PVAR模型分析金融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就全国而言,金融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都能给区域经济增长带来正向的冲击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并不能持久;在发达地区金融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有正有负,而在欠发达地区这种冲击一直处于正向的稳定状态。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金融产业集聚水平,技术创新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非常微弱。应从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发展的深度融合以及加大研发投入等方面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下虚拟集聚的现实基础与应用

虚拟集聚是数字经济的产业组织形态,是数字经济下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式,已经渗入人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集聚效应、新动能、新认识、新增长点等维度剖析虚拟集聚的现实基础,研究虚拟集聚对制造业的冲击及其在数字经济下的新应用。研究认为,网络空间的虚拟集聚是以“网”为基础、以“台”为依托、以“云”为支撑、以“端”为条件,虚拟集聚是集聚在数字经济下的演进,是在网络空间的集聚,具有智能物流、交易费用、空间范围、信息匹配、知识溢出、弱化黑洞、资源配置等集聚效应; 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中国制造强国梦形成历史性交汇,促使虚拟集聚应运而生,并且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新动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带动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出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顶端; 虚拟集聚下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是互联,在应用中需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相辅相成,需要技术的支撑,表现为高度自动化、高度信息化和高度网络化,横向集成、纵向集成与端到端的集成,虚拟集聚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力都是在虚拟空间体现,将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网络化协调、智能化变革;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虚拟集聚成为新经济增长点,国际供应链中的虚拟集聚显著增长,跨境电商兴起,外贸行业快速数字化发展,教育行业、学术会议借助网络和软件线上进行,线上办公、云端会展快速流行,网络与快递业、餐饮与外卖业、短视频与直播经济、云医疗与大健康迅猛发展,数字阅读、文娱产业线上流行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元宇宙的虚拟世界也将推动科技发展带来经济新增长点。     

集聚视角下的服务业发展与区位选择:一个最新研究综述

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主导产业 ,服务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出于对解读服务业集聚现象的社会需求的回应 ,当前国际上有关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与制造业集聚的比较 ;集聚的空间分布 ,包括服务业整体和分部门分布 ; 集聚的成因 ,如集体学习过程、社会因素以及共同集聚等 ;集聚的效应。这些研究为我国通过调整空间结构和促进服务业集聚 ,实现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另一方面 ,如何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构建适应于服务业集聚研究的分析框架 ,如何进行服务业集聚度的测算 ,以及如何推进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等问题将成为今后亟须探讨的课题。     

基于EG指数的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研究

集聚状况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表征,对于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EG指数法,从区域和部门两个层面分别对2000-2008年我国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重点阐释了我国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变化的趋势及原因。研究显示：集聚程度随旅游产业发展阶段不同发生变化;由于旅游产业的特殊性,不能将集聚程度的提升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目标,应该处理好阶段性集聚和扩散的关系;区位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会影响会集聚程度变化趋势。     

高铁对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

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测量湖北省2005—2012年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对比高铁开通前后其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发展变化,分析高铁对旅游及相关行业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2009年高铁开通以后,湖北省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显著提高;高铁对湖北省各旅游行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商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的影响程度最大;在全国范围内,湖北省旅游产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低,且增长速度缓慢;湖北省内旅游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不均衡,武汉、宜昌等交通枢纽城市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不断增强。针对目前湖北省旅游产业的集聚状况得出一些结论和建议。     

中国省际能源尾效：测度、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探究能源尾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与其空间效应,识别能源尾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可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测算中国省际1997—2016年各期能源尾效,分析其空间格局和集群特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全国及七大区域的尾效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各省份普遍存在着能源尾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且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高（低）尾效与高（低）尾效省份之间呈现出相互聚集的特征;（2）全国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价格和开放水平对尾效增长具有正向贡献,而产业结构、科技投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和能源结构具有负向贡献;（3）区域实证结果表明,能源价格对尾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其余变量则在不同空间区域显示出不同的作用效果。     

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产业集聚度与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基于2002-2012年中国制造业20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以产业集聚度与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回归方法研究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就全行业样本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样本而言,在低或较低的产业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在高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负。而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伴随着集聚度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正面作用则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时,伴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变得不显著;在对外开放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开始出现负向作用。这就要求合理引导、控制产业集聚度,并根据行业特点通过自主创新等措施以适应不同的对外开放水平,从而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     

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及扩大区域差距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纺织业为例

文章从产业集聚出发,以江苏省纺织业1990至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主成份因子分析和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了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资本在江苏省集聚程度每提高1%,就会引起江苏省在全国的GDP比重增加0.072%,从而产生0.144%的差距,而劳动力集聚则会产生0.178%的差距。同时发现,劳动力集聚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较之资本集聚更为显著。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群2000—2012年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城市空间结构高级形态——城市群的框架内,基于 2000—2012 年市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溢出或极化效应,结果发现:(1)针对十大城市群 136 个城市的分析证实,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2)针对不同城市群的分类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影响会出现 U形关系,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北京的发展在 2007 年之前抑制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而 2007 年之后转为正向溢出效应;(3)城市群内部结构的异质性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的双中心结构对外围城市的共同影响较单个城市更为显著。此外,研究结果还证实以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对以熟练劳动力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较低,政府规模对市场投资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