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与重建: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探析

社区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它包括关系网络、社区信任和社区规范三个基本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普遍缺失,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城市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居民利益的社区化、发展社区非政府组织、构建互动频繁的社区关系网络和平等交换的社区规范是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     

零售业网络平台上的消费者行为分析——从交易社区中类社会互动的视角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来探究类社会互动、互动效用与网络购买意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零售业的交易社区成员间类社会互动的三维特征态度互动、认知互动与行为互动正向地影响着成员在社区中的爽体验、认同感、信任、主观规范,而信任、主观规范和感知有用性最终正向影响着社区成员在网络零售平台进行购物的意愿.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慈善事业社区化发展

作为社会资本重要构成要素的关系网络、信任、规范是促成慈善事业社区化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慈善事业社区化促进了社区参与网络、社区规范、社区公共精神和社区第三部门力量的培育,有助于社区社会资本增长与和谐社区建设。     

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关联及其发展

社会资本是体现地方治理发展状况、反映其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成长状况及其表现形式,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文化的形成、公民参与愿望的实现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政府分权化改革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城市以邻里社区为主体、乡村以自然村落为主体的基层地方自治管理迅速成长起来。在此将地方治理定位于社区,从社区居民相互信任与合作、社区居民参与网络等角度谈实现社区的自治,阐释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内在关联,提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发展途径。     

现实社会与网络虚拟社会融合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国外成功经验的启示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全面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社会管理成功经验,主要包括:政府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扮演、完备的社会管理法治环境、非营利组织和社区组织充分参与社会管理、加强网络监管的同时利用网络进行社会管理。汲取国外成功经验,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传统方式相补充和完善信息网络服务,主体多中心化和内容权责相平衡,重点加强网络虚拟社会管理是提高我国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努力的方向。     

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政治权利公平是公民权利平等的关键内容，也是推动公民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然而，学界有关政治权利公平与个体参与社区治理间关系的研究却十分缺乏。借助“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2019),文章考察了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两维度(即选举/决策参与)具有直接正向影响；(2)社会资本三维度(网络、规范、信任)在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间均具有中介效用；(3)社会资本三维度的调节效用具有差异，社会网络调节不显著，社会规范(或社会信任)调节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选举参与(或决策参与)间关系。实证结果既丰富了政治权利公平的理论研究，又为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准公民社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个替代模型

对过去十多年的社区建设检视发现,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如市民参与频率和参与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网络发育良好的社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自主权。总体而言,城市基层治理状况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其权力结构状况处于从基层行政机构和相关商业组织的操控到市民参与相对发达、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准公民社区"的连续谱中。但当前社区民主化由于城市管理体制和市民群体自身的原因仍难以充分发育。国家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对基层治理绩效有着很大影响,但其影响又是变动不拘的。当前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由此一方面展示了现代社会理性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印证了传统因素的作用。     

中国社区NGO社会资本问题及其优化

社区NGO作为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兴社会力量,在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公民社区参与、增强社区意识、实现社区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发挥空间,但现实中,却因为其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而导致功能受阻,甚至威胁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应该从中国文化环境出发,建立有效的社会信任网络,加强社区NGO的管理体制和规范建设,积极建立支持与合作网络,进而生成和优化社区NGO社会资本,促进社区NGO角色功能的有效发挥,以此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     

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模式探析——基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

中国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是单位体制改革的结果,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激增证明社会发展对其存在的需要。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各社区民间组织之间的连接纽带;是实现个人参与社会互动的有效渠道;是鼓励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事务的物理平台;是改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有利媒介;是对社会服务管理协同机制的创新。在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运用资本的概念对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研究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互动模式。     

微观社会资本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探析

微观社会资本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强化微现社会资本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作用的途径:一是强化公民参与网络在突发事件预警期"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二是强化社会信任在突发事件救援处置期"救援队"和"润滑剂"的作用;三是强化互惠规范在突发事件缓解和恢复期"监督员"及"指导员"的作用.     

协商民主中的社会协商

协商民主体系至少应当包含三个基本层次:(1)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过程;(2)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过程;(3)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过程.可以把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称之为“政治协商”,而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统称为“社会协商”.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具有间接民主的性质,而社会协商具有直接民主的性质.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社会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民主功能.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回应的调节作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549名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回应在政府信任促进社会治理绩效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即高政府回应状态下，政府信任对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并且，政府回应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即政府回应越高，政府信任起到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提高社会治理绩效有一定启示作用。     

论我国应急管理机制的创新——基于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理念

灾害生命周期理论作为人们认识与管理灾害危机的重要基础,引导着应急管理制度的嬗变.近年来,我国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步伐加快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相关核心管理机制的设计与执行困境也阻滞着当前我国应急管理绩效的提升.应急管理机制创新与完善的政策措施应包括:更新价值理念,创新制度与技术,推行脆弱性评估机制;实行预案动态管理,建立基础信息平台,提升预案管理绩效;创新应急演练机制,完善组织建设与评估机制,夯实组织应急管理能力;强调地方能力、社会应急参与机制建设,建立并推行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机制;优化灾后恢复机制,强化应急管理评估与问责机制.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政治参与

健康适度的政治参与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尤为重要。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秩序以及公众参与网络,这就要求我们重视社会资本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培育社会资本,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信任与合作;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载体——第三部门,从而形成政治参与中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

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现代技术工具,以创意观点推动社区善治的社会资源整合,实现旅游发展各主体多方互动的社会建设工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思路,从原则、参与者、内容和工具四个方面,来指导构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系统网络。这个系统网络是依靠政府、社区居民、公民组织、旅游企业、游客群体、高等院校和独立部门七个主体及其结构关系所构成,并在社区内外环境建设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协同治理互动沟通平台。因此,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由四大功能系统构成:政府服务系统、社区自治系统、辅助治理系统和信息沟通系统。它们分别体现着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政府服务、三方互动监督的环境治理、社会组织蕴藏的社会智慧、各方主体参与的信息沟通四大作用。     

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制约因素分析——基于深圳A区的问卷调查

文章将社区参与分为表达式参与与选举式参与两种类型,试图将社会地位与社会网络、结构因素与文化变量加以整合,重点就制约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水平的因素进行撂究.深圳A区的实证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参与的形式日趋多元化,表迭式参与正呈现上升的态势;不同类型的社区参与往往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家庭规模、政治面貌、职称结构、组织资源、社会阶层、上网时间、社会资本、社区认同、社区结构等是影响以上两类社区参与的共同因素.加强社区党员的动员能力建设、利用互联网优势、培育社区认同感和社区社会资本是引导城市社区居民有序参与的关键举措.     

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及实践困境研究——以Z集团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例

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有利的背景条件。旨在通过商业运作为长者提供智慧化、专业化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Z集团为深入社区提供养老服务成立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这一中心的运行实践为我们研究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与面临的主要问题提供了研究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发现Z集团派生的S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通过自上而下的项目式参与、自下而上的耦合式参与、上下结合的应急式参与嵌入社区治理之中,一方面展示了社会企业社区参与的多渠道和服务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行动嵌入程度与行动可持续程度的差异,不同参与路径也呈现出不同的实践困境,其中的项目式参与表现出行政吸纳与组织悬置的组织困境,耦合式参与呈现目标偏移与合法性丧失的行动困境,而应急式参与面临专业挤压与路径依赖的实践困境。可见,社会企业通过不同的路径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产生创新性治理效能的同时也伴随着多方吸纳与目标偏移的诸多危机,究其根源,在于社会企业混合逻辑的复杂性与主体间的互动及其组织边界的模糊性。     

信任文化与农村经济行为——基于浙江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研究

中国人的传统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关系或准亲缘式的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关系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在这一方面,浙江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像普遍主义信任模式一样,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并在社会互动网络中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浙江区域经济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特殊主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本文以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绩效为例,对此进行论述。     

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作为治道变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路径,强调政府与社会在平等合作的互动中促成地方政府系统的开放性和民主化,与以社区为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杭州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经验体现在城市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复合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而社区社会空间在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形式中生成组织化。杭州参与式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式参与下政府向社会赋权不足,公民社会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性不足,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有限。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以参与式治理推进社区层面的社会管理创新,经由网络化社会行动结构的建构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的进程,促进社区民间自组织的发展,强化公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治性,既是社区社会行动能力生长的动力原点,也是完成治道变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