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因由政府、市场与农民

政府主导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市场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具有资产专用性特征,双方有合作的动机与行为。而有效合作是通过第三方来实现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管机制的建立,应该是以政府主导主体、市场参与主体为主导力量,同时接纳农民受益主体,三者共同参与,以公共事业监管机构为有效治理的组织载体,通过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监管机制实施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过程和供给行为实施有效监管,实现约束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动机以及规范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供给行为。     

政府生态治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政治锦标赛

市场机制的内在机制失灵与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困境凸现了政府生态治理的主体角色。然而,以往对政府生态治理意愿与效能的塑造路径局限于政府组织层面的理念、体制与机制上。这实质上是传统西方组织理论囿于组织结构研究视角的逻辑作用结果。事实上,政府生态治理过程无法回避政府体制中的核心行动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其意愿与行为将直接影响政府生态治理的政策走向与政策效能。通过政治锦标赛模式,塑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态治理意愿与合理生态治理行为,从而有效保障政府生态治理的持续性绩效。     

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研究

全球治理倡导国际社会诸多行为体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的方式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一种理想进路.在众多的治理主体中,除传统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外,对国际法发展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活动,为国际法的发展创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主体资格问题却日益成为影响其有效参与国际法发展的主要障碍,如何理性面对并合理解决此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主体的行为特征及优化发展

针对政府、居民和文化组织的复杂行为特征来优化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路径,是文化善治的重要举措。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路径"锁定"惯习与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居民参与动因的外部依赖性和行动策略的消极性,文化组织经营管理行为的"政治嵌入"特色,构成了这些参与主体之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有效的治理行动应致力于使政府在坚持文化价值导向的基础上让渡一些空间、资源与权力,提升基层政府的工作效能,发挥人情因素的正面效应,有效激励居民的主动性参与,积极扶持文化组织赢得社会认同。这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使各级政府的工作取向保持一致,培育居民的独立人格与公共精神,并为文化组织的良性发展提供社会支持机制。     

跨国公民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分析

全球治理的实践过程是多种行为主体跨越国界的共同参与过程。从过程的视角来看,跨国公民社会的组织特征使得其在治理目标的取向、治理机制的运作和治理结果的实现等环节呈现出独特的优势,从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组织性质和构成也使得跨国公民社会面临着合法性不足、歧异化和内部参与不足等局限性。针对跨国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局限性及其原因,可以在推进跨国公民社会的非地方化、培育社会资本和促进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方面加以努力,以便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源流

国家软实力的形成主要是一国主动的政治行为的结果,而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形成是基于华人的文化行为自然产生的。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华人社会经历了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华侨华人文化并成为文化主体的过程;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内外交流过程中,华人社会文化经历了从古代影响主流文化的早夭到近代文化优势地位的初步形成,出现软实力的萌芽,再到当代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形成的历程。     

从华侨华人参与东南亚电影产业的历程看自身社会角色的变迁

电影艺术传播到东南亚之初,华侨华人就开始参与电影的创作和传播。华侨华人参与电影产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华侨华人从中国引进电影和戏剧作品;第二阶段是华侨华人在创作的电影中融入东南亚文化元素;第三阶段是华侨华人创作电影传播东南亚文化。华侨华人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从对单一族群的关注转变成对东南亚社会的整体关注,体现了华侨华人群体对东南亚文化从"他者"到"参与者"再到"传播者"的变化历程。华侨华人社会对电影这一古老而年轻的艺术形式在观念上的变化,折射出华侨华人自身心态上的变化。     

构建华侨华人学科的若干思考

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经过长期的积累、总结和发展,已经初步具备构建学科的环境和条件。但如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必然要依据学科建设的理论指导和制度要求来思考与谋划。首先,应该确立华侨华人学科的研究对象。华侨华人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华侨华人和华侨华人社会的特殊矛盾与发展规律;其次,华侨华人的研究必须走出华侨华人史学研究的狭隘,融合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共同构建学科强大基石和完整体系。再则,华侨华人学科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必须通过经验与思辨、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等科学方法来更好地研究华侨华人与华侨华人社会。     

近代华侨华人与祖国体育事业发展

近代华侨华人作为特殊的纽带和介质,在发展体育教育、赞助体育竞赛、传播传统体育文化、引进现代体育技术和项目等领域,为祖国体育事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助,奠定了祖国体育事业兴起与发展的基础。论文总结了近代华侨华人对祖国体育事业的主要支助方式,并从社会心理、文化、环境等多个层面分析了华侨华人支助行为的深层次动因。在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中,新一代华侨华人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时代使命。对此,应加强华侨华人体育研究、深入挖掘中华体育文化、拓展海内外体育领域合作,以吸引华侨华人持续性发挥“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推动中国在世界体育舞台上展示更强的实力。     

如何获得乘数型能力:中国乡村建设行动中的治理研究

关于如何提升社区能力,国内外学者有不少经典研究。本文通过对四省六村的案例研究发现,村庄治理能力由政府、村庄、村民小组、村民及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制度性参与平台决定。村庄治理能力的改善可以借助外生性主体,也可以依靠内生性主体,而且前者需要通过后者起作用。由此,根据主体行为互动与制度性参与平台形成了四种经典模式,即乘数型能力、加数型能力、增长型能力、负增长型能力。乘数型能力模式是理想型能力模式,是各主体良性行为互动与制度性参与平台有机组合的结果。制度类型和农民主体的参与又决定了乘数型能力的类型。     

时空变迁与复合结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目前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为主线,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角色的类型学建构,即历时性、空间性和共时性三个维度的角色结构。当前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中国角色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自身国家发展成长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国内—国际两个空间里协同推进的,正是这种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当前中国角色的共时性角色结构。这个复合性角色结构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建设者角色。通过这个角色结构类型学,有望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提供一个可能的坐标。     

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以国际合作社联盟为例

全球化在给全球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治理成为当前解决全球问题的新模式.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等都成为治理的主体.非政府组织通过跨国立法的形式参与了全球治理,不仅对国际法的形成,而且对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非政府组织自身地位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在治理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南昌禁燃禁放治理为例

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是推进基层社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有效途径,但具体如何落实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南昌市在推进禁燃禁放实践中首创了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模式,实现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协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研究发现,以任务分解和过程实时监督为重心协同推进禁燃禁放工作,可以有效避免各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为构建社会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建议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工作中着重在协同治理决策机制、实时监督考核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形式多样的组织及其多元的利益诉求,客观上冲破了政治参与的传统框架,从而建立起一个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网络状的。网络化治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凸显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治理责任的分散化等明显特征。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     

网络环境下华侨华人文献信息的开发与共享

随着华侨华人社会发展而产生和积累起来的华侨华人文献信息,是世界文献信息资源中一个独具特色的部分。其中蕴藏着极大的开发价值。随着国内外网络环境的形成与发展,以解决国内文献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为目的的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研究与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为华侨华人文献信息的开发与共享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何有组织有系统有规模地建立一个互为补充、互为利用、互为推动的华侨华人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与共享网络,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

强大的治理动力是社区治理有效并走向善治的保证与必然要求。协同治理理论为社区治理动力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域,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是社区治理动力生成的根本途径,而其中核心主体的主导作用有助于社区力量的有机整合。当前社区治理实践的主体参与不平衡、主体权责关系异化和协同机制不顺畅的多元协同不足造成了社区治理力量构成较薄弱、治理主体力量难发挥和治理动力合力难形成的治理动力困境。因此,需要构建矛盾问题、价值理念、制度机制、组织动员的多维吸纳机制以促生社区治理动力生成。     

新马华人侨领与会党头目的依存与互动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以下简称新马 )华人秘密会党是中国天地会在海外的分支之一 ,自它出现的那一天起 ,便一直在新马华人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当地华侨社会的一部分 ,它在自身组织最兴旺的时代 ,成员占华侨人口的5 0 %以上 ,其中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时 ,甚至整个华人社区的成年男性差不多都是秘密会党成员。新马华人秘密会党不仅人数多 ,而且对华侨社会的影响也不小 ,不少会党首领既是富翁又是侨社领袖 ,很多地方的华侨会馆包括地缘会馆、血缘会馆的领袖都是会党的掌门人。然而 ,国内学术界对于新马华人领袖与秘密会党头目的研究…     

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动力、基础与实现模式

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动力来源于实践需要,包括增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合法性,应对国际机制的民主赤字痼疾,弥补专家政治的固有局限,缓解传统国内民主受到的冲击,使深受全球化影响的民众能够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全球化引发国际体系权力的横向转移和纵向扩散,国际体系结构逐渐呈现多极多层网络状特征,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兴起和非政府组织日趋活跃,为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初步实现奠定了权力基础。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应以民主的本质内涵和当代国际体系的特征为出发点,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渐进式改革,逐步形成并完善以国家间民主为核心、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为重要补充的多层网络民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