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农民问题的比较研究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如何解决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又有许多相同的看法。他们的这些看法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邓小平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初探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心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中国农民问题及其解决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农民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他消除制度阻隔,为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体制支撑;他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     

邓小平人口思想初探

人口问题是困扰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邓小平不仅科学揭示了人口多尤其是农民多、素质低的国情特点，深刻分析了这一国情特点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乃至对世界的影响，而且把解决人口问题纳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构想之中，提出了战略措施。邓小平人口思想是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借签历史的经验 ,从中国国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为正确解决新时期关于“三农”问题的重大课题提供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农业发展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论述 ,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们党治国安邦必须遵守的信条。     

准确把握邓小平改革思想

邓小平改革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胜利地进行改革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它立足于新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社会主义实际,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我们学习邓小平改革思想,必须在这些根本问题上下功夫。     

论邓小平农民利益观的时代价值

邓小平把对于农民利益的关注作为其构建中国改革开放整体布局的起点,并由此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进程.邓小平的农民利益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时代价值:它澄清了在农民利益问题上的认识误区,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的农民利益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把对农民利益的高度重视与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联系起来,使农民利益的重要性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把对农民利益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联系起来,提升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水平;它所蕴涵的丰富的重农思想,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新重农思想提供了精神营养.     

新时期再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

邓小平就中国"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和谈话,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三农"思想。邓小平认为,在中国,农业的根本地位始终不能忘,农村的问题应该首先解决,农民的积极性要给予激发和保护,否则,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以邓小平的"三农"思想为指导,采取综合性的措施,以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     

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新贡献

邓小平在新时期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形式作了成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 ,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 ,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新时期再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

邓小平就中国"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和谈话,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三农"思想.邓小平认为,在中国,农业的根本地位始终不能忘,农村的问题应该首先解决,农民的积极性要给予激发和保护,否则,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以邓小平的"三农"思想为指导,采取综合性的措施,以解决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     

毛泽东、邓小平国情认识论与农民问题的解决

毛泽东、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国情,找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突破口在农村、在于对农民问题的解决上。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思考农民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