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类句式已然义的层次性分析——以“S（是）AV（O）的”句式为例

以学界广为关注的“S（是）AV（（））的”句式为例，重点分析“（是）……的”类句式在语境、词汇和句法三个层面所显示的不同已然义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对国内外关于已然义“（是）……的”类句式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的评价。     

尊重“个性”培养高校学生的“三创”能力

学生个性的张扬是创新、创业和创造的原基。接受高等教育应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普及高等教育也是破解“应试教育”的关键。在大众化阶段和学分制还不能全面实施的情况下,应突破传统,努力实践“张扬个性培养创新”的理念,采取过渡性措施。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既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正效应,又具有一定的负效应。本文以福建省为例,从福建省利用FDI的现状出发,详细分析了利用FDI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以此来检讨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王方名逻辑思想散论

王方名是中国现代逻辑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在我国五、六十年代哲学战线上的逻辑大论争中，他敢于向“正统”观点挑战，以自己的独立探索，对形式逻辑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见解，认为形式逻辑同辩证法（逻辑）并非同一系列的科学，它具有自己的特性，不存在高低之分。以论战中“少数派”，和周谷城交相呼应，从而为中国现代逻辑思想史上增添了富有意义的一笔     

“言”、“象”、“意”：中国古代语言观管窥

中国古人，儒道佛各家，都程度不同地怀疑语言的表达功能，低估语言的作用及独立性，视语言为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单纯的思维工具和表达媒介，形成一种以“道”等本体为中心或至上，以“言”等符号为边缘或附庸的等级结构，这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言说不可言说者，却是中国哲学与艺术强烈的形而上学企图。因此，“立象以尽意”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象”成了“言”与“意”、“道”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而这正是我们揭示文学语言符号奥妙的一把钥匙。     

“家庭教师”热现象透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家庭教师”现象已愈来愈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家庭教师”热的兴起，自有它自身的优势所在，但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拟从“家庭教师”热的兴起、自身具备的优势、做“家庭教师”的人员以及它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以探讨，并预测一下它的发展走向。     

“以文运事”及“因文生事”:史与诗之间的中国叙事学

相对于诗的理论,中国的小说理论、叙事理论显得幼稚得多。这是中国小说真正独立于世太迟的缘故,也与中国长期以来史与诗相通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的小说理论和叙事理论总是徘徊于文学与诗学之间,未能显示出自己清晰、独卓的形态。而这也正形成中国小说理论和叙事理论的特．友：注重叙事文本史的功能与诗的品格,追求真与美、虚与实、情与理的辩证统一。与当代西方叙事学相比,中国叙事学更偏于人文内涵的研究,如社会的、心理的内容;尽管也从文体、形式、技巧的层次感悟和归纳出一些零星而又自成体系的精辟见解,但它不可能是形式主义或技术主义的,相反,具有浓重的“人学”精神和“心学”色彩。爬梳整理独具特色的中国叙事学,可以窥视和探究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也可以拨正西方叙事的某些机械性和片面性,使叙事学理论之树长青。     

现代汉语中两种表反复义的结构“X（啊）X（啊）的”与“X（啊）Y（啊）的”比较分析

现代汉语口语中的“X（啊）X（啊）的”、“X（啊）Y（啊）的”两个结构在形式上相似,表义上也较相近。文章考察了两种结构中X、Y的类别,限制以及两类结构各自的语法意义,并从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以及对否定词和代词的选择方面讨论二者间的差异,最后指出结构中的“的”字并非可有可无。     

障碍图式与“V得（不）过来／过去”

“V得（不）过来／过去”常常以“障碍图式”为其内在隐喻基础映射到抽象空间：“V得（不）过来”表示有无能力周遍完成，而“V得（不）过去”发生了分化，有的表示某人或某事是否可能通过某种“障碍”，有的表示某物或某种行为事件是否符合一般的标准、情理，是否能为人所接受。本文从认知角度解释了抽象空间的“V得（不）过来／过去”各个意义形成的理据。     

现代湘语中的三个六朝江东方言词

现代湘语语料显示，从历史词汇的观点而言湘语有一个层次来自六朝江东方言。有三个口语词汇可以证明上述推论：“渹”（凊）、“鼎”（铛）以及“侬”。“渹”（凊）、“鼎”（铛）出现于南朝宋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侬”则来自南朝时期的文人乐府及民间歌谣。现代湘语中或多或少保留了这三个六朝江东方言词。由此可见，东晋南朝的“吴语”不仅是现代吴语、闽语的前身，也可能是现代湘语的前身。     

从音位学角度看所谓“清音浊化”提法的错误

本文就英语的三个清辅音／ｐ／、／ｔ／、／ｋ／在重读音节中位于／ｓ／音后的读音问题，从音位学的角度分析，评论存在于部分英语学习者中间的所谓“清音浊化”的说法，指出其错误和产生错误的原因，并提出练习发好三个相关浊音／ｂ／、／ｄ／、／ｇ／的建议。     

汤显祖与利玛窦相会韶州考——重读《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

徐朔方教授首次指出,根据汤显祖《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诗人于1592年春在端州（肇庆）所遏为利玛窦和石方西。然而,这一观点近来遭到挑战,比如龚重谟教授争辩说,1592年春利玛窦不在端州而在韶州。而且利玛窦当时的称谓是“天竺僧”。并非汤诗中的“子”、“生”之类。本文证明汤显祖所见确为利玛窦和石方西。但见面地点不是端州而是韶州,而利玛窦当时正在尝试改名。本文也订正汤诗中的一些讹误,并对诗作的主旨等提出新的解释。     

现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性别缺点及补正

文章分析了现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在理论及实际应用中的种种缺点。建议：应该创造、使用一个新的第三人称中性代词“（人也）”（tā）字,来消除原有第三人称代词存在的弊端,并简要介绍了这个新字“（人也）”的特点;论证了它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字型结构简洁,笔画不多,字意明确,且保持了原有“tā”的读音,使人识记和运用起来简便易行。     

海德格尔对实体主义的超越

实体主义是西方哲学的理论支柱。其重要特征就是要世界二重化，认为世界由现象和本体两部分构成。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传统哲学集中关注现象世界背后的实体，走向了本质主义，成为了贯穿西方哲学整个发展过程的模式。以新面目出现的现代哲学把反叛的矛头集中指向本质主义。而在现代哲学中，海德格尔反对实体主义又可谓最努力。他从存在论现象学出发，对“此在”（Ｄａｓｅｉｎ）这一特殊的存在者的分析后认为：“此在”（Ｄａｓｅｉｎ）在世的本质结构是“烦”、“畏”、“死”三种状态。通过对三种状态的分析切入存在的结构，揭示出“无”的体验。“无”既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又是他超越实体主义的路向     

“ 我思”的双重面相——笛卡尔论 “ 意志在判断之中”

：《 第一哲学沉思集》以 “ 普遍怀疑”为开端，探寻 “ 清楚分明的确定性”为目的，用“ 我思”奠定了近代主体性哲学的 “ 新基础” ，来证明上帝和物质世界存在的 “ 老问题” 。笛卡尔在 《 沉思集》之中 “ 按照思维的顺序”所展开的论证路向，一直被视为近代理性主义者的开端和典范。然而，对于 “ 我思”这个全新的哲学开端，笛卡尔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规定？本文试图从 《 沉思集》中的 “ 意志”问题入手，展现出隐藏在理性主义者面相下的另一个笛卡尔形象：一个意志论面相的笛卡尔。     

尼共（毛）视域中的“毛泽东主义”

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将“毛泽东主义”作为其主导意识形态,在近20年的奋斗历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期间,尼共（毛）分别经历了人民战争中对“毛泽东主义”的实践阶段、议会斗争中对“毛泽东主义”的渐次背离阶段,到今天在尼泊尔国内政治进程中陷入议会政治的困境。当前,尼共（毛）面临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双重挑战。     

PBR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经济福利的影响分析

通过构建植物新品种种子市场和产品市场同时均衡的经济理论模型,从静态和比较静态角度分析了PVP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得出：第一,PVP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正的经济剩余,但为生产者带来的剩余不一定为正。第二,PVP保护水平与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总剩余呈反向关系,但与生产者剩余的关系不确定。     

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白洋淀诗群”研究

“白洋淀诗群”这一文学史现象是独特的。一般研究者把它作为“朦胧诗”的“附属”或背景来观照,视作“前崛起”、“前朦胧”。其实这两种诗歌是有实质性差别的。“白洋淀诗歌”更接近于一种诗歌写作的“原状态”。它不受意识形态控制,也不受接受群体的口味左右,更不受传媒或商业化因素的诱导,而是一种忠实于自我的“个人化写作”。作为在特殊背景下新诗不间断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必要对其独立性进行梳理和廓清     

论京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

以唱腔音乐的发展为线索 ,以唱腔的合流为标准 ,京剧音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可以划分为孕育、确立、成熟三个时期。在三个时期中 ,涌现了“前三杰”、“后三杰”、“梨园三杰”、“四大名旦”等一大批对京剧艺术形式确立、发展 ,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演员 ,以及对唱腔音乐进行充分改造的京剧音乐艺术家     

清代治理苗疆的独特法律——“苗例”

如何理解作为地域概念和族群概念的苗疆与苗？进而如何理解清代治理苗疆地区的法律——“苗例”？由于系统资料的 匮乏,立法授权的过于简洁以及相关司法档案的几乎阙如,因此,学界只能通过一鳞半爪的资料,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予以研判, 故而这仍是尚有争议、未有定论的话题。通过学术辨析,强调不能以当今苗族和苗族生活的区域为标准划定苗疆与苗,而应还 原到“改土归流”的历史情境中认识苗疆和苗,进而对“苗例”的认识,不必拘泥于官方的立法授权,更应站在司法的视角,以及 与清代治理其他民族之法律的比较视角观察和认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