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陷阱"及其对我国政府基层治理的启示

"塔西佗陷阱"理论是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塔西佗提出的.本文援引"塔西佗陷阱",旨在分析政府施政造成"塔西佗陷阱"的表现与原因,进而得出对我国政府施政的现实启示:合法决策,增强法治权威;民主决策,拓宽参与渠道;科学决策,保证程序公正;创新决策,创新沟通与监督机制.从而避免政府施政陷入陷阱,进一步加强行政和党的执政能力,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试论李维与古罗马道德史观

古罗马史学是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罗马的崛起,罗马史学由早期的对自己的扩张行为进行道德辩护转变为彰显“道德优势”。共和国后期,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导致罗马社会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改变,罗马传统的道德风尚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这样,李维对罗马历史进行道德阐释,正迎合了当时罗马社会的需要。     

理论的"陷阱"与实证的"无力"——史学史内外的蒙森及其《罗马史》

西方近代以来历史学的理论化趋向,实为应对社会科学生力军的自我调整.社会科学"理论"武器的强大映衬出传统"实证"治史路径的"无力",于是蒙森所归属的"实证主义史学"沦落在了后来写成的史学史上.实际上,蒙森和他的<罗马史>有着比史学史上的概括更为丰满的形象,并非理论和实证两个非此即彼的概念就能将其定性.将历史学归属于时代思潮的史学史解释模式同样值得反思.     

狂欢精神的两个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美学方面的一个重大特色是狂欢化手法的使用.狂欢化文学是古希腊时期即已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经历了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变迁,在拉伯雷、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里得到了发展,最后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性地加以利用.无独有偶,法国的左拉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继承和发展了狂欢化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左拉小说的狂欢化手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人物和作者都平等地参与对话,让思想进行交锋;共时艺术的使用;大量的双声语.但两位作家的狂欢化手法又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产生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个性差异所导致的创作风格差异.     

浅说古代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

认真了解与梳理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追溯它的源头,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从古代就开始了。古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其叙述体的历史著作中,就显露端倪;其后,在希腊化时代的波里比阿那里,得到了延伸;在古罗马统治时期,更显光芒,卢奇安以其《论撰史》,回顾与总结了到他那个时代的西方史学,对史学反省发表了卓越的见解,它对于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工作都不乏现实意义。     

试论顾颉刚"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

顾颉刚"层累说"不仅带给中国古史学"革命性"的转化,而且对其未来的发展有着极为广泛深远的积极影响."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从广度上来看,涉及到史学观念、治学态度和理念、治史方法和取向等诸多层面;从深度上来看,无论是该学说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都不免或多或少地受其潜移默化之影响.     

"姘合制":古罗马社会的特殊"婚姻"

在罗马王政与共和早期,姘合是没有婚姻权的社会底层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同居方式.到共和末期,随着婚姻类型从"有夫权婚姻"向"无夫权婚姻"的转变,姘居在上流社会开始盛行并成为他们逃避婚姻的主动选择.帝制以后,统治者给予姘居合法的地位.姘合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古罗马一种独特的婚姻现象.     

罗马早期戏剧中的希腊文化元素

古罗马戏剧的发展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罗马剧作家在戏剧创作初期,主要学习和翻译古希腊剧本.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古罗马早期悲剧中,而且在喜剧方面同样有迹可循.希腊文字是影响罗马早期戏剧另一重要因素.成熟的希腊文促进了拉丁文的发展,丰富了罗马戏剧的内涵.此外,罗马剧作家多选择希腊神话为创作素材,并且经常将故事场景设置在希腊地区.早期罗马戏剧中蕴含着丰富的希腊文化元素.     

古罗马刑事法庭程序略考——兼论对我国控辩式庭审方式完善的启示

古罗马刑事法庭程序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实行陪审团审判.虽然古罗马的陪审团审判与现代英美法的陪审团审判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根本性的差别就在于:古罗马刑事法庭程序中的陪审团审判并没严格、细致的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的限制.因此雄辩术成为控辩双方制胜的法宝.吸取古罗马刑事法庭程序的经验,我国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完善,要注意证据规制体系的完善,也要注意避免法庭辩论活动影响证据调查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从立法精神看巴比伦法的人本观

按照传统的史学,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在涉及人本主义这个论题时,最多都只能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只有法国学者菲利普·尼摩在古罗马的私法中发现了西方人文主义的根源.而时古巴比伦法的分析发现,<汉谟拉比法典>所体现出的立法精神,反映出了明显的人本主义思想,即以法律上的"人"为本,以阿维鲁公民为本,从而探寻了整个人类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     

商会档案的原生态与商会史研究的发展

章开沅指出,史学的价值及其品格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仅仅依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彭南生认为,史学研究的原创性建立在对历史的充分理解与科学解释的基础上,对历史的理解与解释又是以历史的真实性为前提的,真实历史的构建是从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历史资料入手的,它们之间形成了"原生态史料--原生态历史--原创性理解或解释"的路径依赖关系。其中,原生态史料是史学研究原创性的基石,原生态场景的构建则是原创性理解或解释不可缺少的手段。罗炳良则强调,历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使命就是弄清历史的真相,这就需要历史研究者考察历史的原生态,通过利用原生态资料、深入原生态环境、遵循原生态标准等途径,探寻历史学解释方法的适度原则。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

历史的神话往往是被历史的书写者有意或无意缔造的,人们一旦接受了神话化的历史,便不再对神话以外的书写感兴趣,对已浮出水面的新鲜史料也视而不见.被许许多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相貌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或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面孔.几乎任何一部文学史书写出来的"五四",都是出自同一模具的产物,近乎千部一面.尽管时至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但有关"五四"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仍被文学史遮蔽了,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与事和因果的逻辑关系常常呈现出史料不足的简单,学术结论也往往显出缺乏实证的草率甚至武断.我们对真正读懂"五四"还有不小的距离.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历史与注释--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之文化价值解读引发的思考

历史是由注释组成的.每一个注释都是历史片断的回放和缩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历史注释中得到体现和说明.人们在注释历史,历史也在注释人们.人们注释历史是对历史的雕刻和理解,历史注释人们是对人们的铭记和评价.每一部个体人生史在历史中表现为大小不同的历史注释.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浅谈《文学论争集导言》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化处理

郑振铎的《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对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分期,对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文学论争的定性,对新文学运动群体性的历史书写,体现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视角及史化处理手法,对现代文学史写作及研究都有可资借鉴之处。     

中国史前并不存在"英雄时代"

针对史学界认为中国史前有个"英雄时代"的说法,本文考察了英雄、英雄史观的产生过程,认为殷商时期不存在滋生英雄、英雄史观的条件;西周时虽已开始对人间英雄的歌颂,但和英雄史观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国,英雄史观实际形成于战国时,完备于秦汉时,它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伴生物.并认为,理性地观察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史、文化史的研究应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腐败与罗马帝国的衰亡

“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中外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忠勇爱国、节俭朴实成就了罗马帝国的辉煌,而崇尚奢华、腐败堕落则是促使其走向灭亡的催化剂。罗马帝国兴亡盛衰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后人郑重记取。     

论“文化大革命”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

随着"国史"研究的日趋繁荣,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和反思也成为史学界的热点之一。但是从目前总的情况看,该领域对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的引入和学科建设重视不够,从某中程度上影响了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层次的历史透视和科学研究。本文仅就在"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大力开展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原则进行了论述。     

"唯一的结构"与"生存的历史性"--一种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阐释

以祈向超越之维的生存哲学进入文化史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当其把哲学的慧眼投向与人的自由选择和生存交往关联着的历史时,也便自然地由此提出了一种独具人文智慧的历史哲学。本文通过在历史绝对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所构成的张力下悉心体悟雅氏历史哲学中的核心范畴“轴心时代”,以期对关涉其历史哲学枢机的“唯一的结构”有所省思;并借着对他的“生存辩证法”与“生存的历史性”的阐说,试图对“轴心时代”涵贯的人文意蕴有所掘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