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政治与宗教

本文首先分析了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所包含的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实质内涵,进而从法律的目的、法律权威的依据和法律的根基等三个方面指出了宗教对于世俗法律的提升意义。本文认为,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涉及法律背后的价值基础。尽管法律在有限的范围内是自主性的,但法律的最终价值或道义之根基,是法律自己无法给出来的。因此,对法律进行宗教视角的分析,探讨法律的正义性基础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论黑格尔宗教哲学视域中的政教关系

国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位置,黑格尔的著述中对这一议题也多有论及。他一方面依循其思辨哲学的逻辑结构,把国家和宗教都视为精神自我认识的不同环节,强调二者在内容上的统一,由此论证作为绝对精神的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深刻剖析二者在形式上的本质区别,坚决主张现代世俗国家的政教分离原则。黑格尔的论述及方法为我们今天反思启蒙运动的历史成就及其局限、现代国家理论、多元民主社会中的宗教宽容等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论日本新兴宗教及其在社会变迁中的应对

本文沿着日本近现代发展的基本脉络 ,阐述了新兴宗教的盛衰消长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运动变化的结果这一主题 ,论述了新兴宗教在此历史进程中与社会动荡的相遇与应对 ,认为新兴宗教的发生与成熟不是偶然性和突发性的 ,而是日本社会结构全方位变动使然 ,说明宗教的特色取决于它所处的时代特色 ,并随着社会风云的变幻表现出不同时代下的不同外观。     

哈贝马斯、拉马丹和沃尔泽关于政治与宗教的对话

2008年和2009年伊斯坦布尔论坛的中心议题,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两年中,三位杰出的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塔里克·拉马丹和迈克尔·沃尔泽在伊斯坦布尔论坛上分别参与了这个话题的讨论。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梳理并试图使他们彼此的观点在此产生批判性的交锋,对于当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背景下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相互尊重、平等相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头巾法案"等看政教分离原则与宗教平等权的意义

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平等权、政教分离等是现代国家普遍确认和奉行的宪法权利和宪政原则,但在实践的领域和现实生活层面如何正确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常常会引起纷争的问题.通过对国外两个案例的分析,说明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和宗教平等权理念是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实现的最有效的 法律途径.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资本之维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资源,是多学科关注的对象。罗伯特·帕特南创造性地把社会资本范畴引入了民主政治的研究中,为理解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维度。在这一维度下,社会资本中所包含的信任、社会关系网络和规范都能从不同层面对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促成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行。鉴于此,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应该构建现代社会资本,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正视我国目前现代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遵循抓住根本、政府引导、结合实际的原则,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现代社会资本,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必要条件。     

公民社会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具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背景具有与西方明显的不同,政府的主动改革发动以及经济、社会的特殊环境使得中国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发展带有更多的＂中国特色＂,而通过公民社会的培育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现实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加强公民社会组织制度化建设,强化公民社会的主体力量,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增强公民社会的利益协调功能,是现阶段促进公民社会与中国民主政治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试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价值

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这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价值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作为目的民主价值和作为手段的民主价值.前者通过保障人的尊严和权利得到体现,后者通过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得到体现.     

民主行政:价值·框架·生态环境

在当今各国的公共行政改革中 ,民主的价值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民主行政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架构 ,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推行竞争性的公共服务机制。民主行政运作所需要的社会生态环境是 ,以法治为保证的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培育和以公开为前提的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发展     

民主党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高校民主党派应立足自身实际,从提高高校民主党派成员的素质出发,为创建和谐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     

论发展协商民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和宽容的社会,它能够在矛盾和对立中寻求合作与共识,谋求共同发展,能够容纳并解决利益冲突。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实现各种利益冲突的动态平衡。发展协商民主是平衡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策略,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方向和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各种相关机制与途径的共同完善。     

解读美国上流社会

纽约百老汇有一出久演不衰、场面热闹的歌舞剧,叫做“上流社会“(high society)。说起美国的上流社会,似乎与普通民众的现 实生活相距得很遥远,人们会联想到第五大道上的博格道夫·戈德曼(Bergdorf Goodman)精品店里的晚礼服,长岛南沙普顿海岸上的私人游艇、玛莎葡萄园的夏日聚会以及位于罗得岛新港的一座座堪与欧洲宫殿媲美的     

论邓小平民主治理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

在领导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深化了对民主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确认了民主治理的根本理念,并以发扬经济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强法制建设发展法治民主,作为民主治理的具体实践,从而形成了我党民主治理的基本理论,也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

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多种价值观之间的激烈冲突,突出地表现为:主导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民族化与全球化的价值冲突;社会心理与社会理性的价值冲突。分析这些冲突产生的成因、根源和表现,寻求解决冲突的对策,将是我国新世纪价值观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是我们顺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因此,坚持与发展民主集中制,创建民主和法制的和谐统一,对现阶段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道德价值的生存哲学阐释

研究价值问题应该采取生存哲学的视角,原因在于价值关乎人类生活意义的实现.道德价值作为一种用善恶评价的价值,与社会人伦关系结构、道德原则和规范、美德能够满足和促进人们所处时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有关.因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是历史性地发展的,所以道德价值也有着历史性.而道德价值有一种人类生活的最高理想——“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终衡量标准,在各个历史时代则具体化为当时的“好生活”观念.     

Ideological Expectations for Value Consensus in Chinese Society

Surveys have shown that popular ideology has tended to move from pluralism to clustering around dualism at this sensitive and critical mom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value consens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formation of a “value consensus” or “common values” must answer three questions: “What is ‘common’ about this consensus?” How can ‘consensus’ be reached?” “How can ‘values’ be legitimated?” On the basis of survey inform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basic argument that what is common lies in ethics; consensus in spirit; and value legitimacy in our national cultural home. Ordinary people have three major ideological expectations of value consensu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xpectation of ethical enlightenment with the theme of turning “I” into “we”; expectation of a spiritual baptism with the value “un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universal” and expectation of the endeavor to “return home.” Specifically, their content is as follows: to protect ethical existence and undertake the re- enlightenment of ethical consciousness at the national, family and group levels; to sublate “atomistic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y and mode of rationalistic ethics and carry out the “spiri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great ethical entities of society, state and family; and to “go back home” to 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ethics and build value legitimacy. These three major expectations can be condensed into three ideas: protecting ethics, reviving “spirit” and going back “home.”     

简析马克思未来社会思想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未来社会思想中所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特征的预测、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思考以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价值目标的科学预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