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典当现象刍议

中国典当业最初发轫于南北朝,唐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不仅寺院开设质库进行交易,而且民间和官方也参与到这一行业中。唐代共有24位诗人在他们的40首诗歌中反映了当时的典当现象,这些诗歌提到的主要典当物品有衣物、琴、书籍等。唐人典当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文人典钱买酒,二是穷人典钱纳税。唐代典当诗为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试谈唐诗繁荣的社会原因

<正>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遗留下来近五万首诗,比西周到南北朝时期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这些诗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题材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当时,诗人辈出、群星灿烂,仅《全唐诗》所录即达二千多家,开宗立派,影响久远的大家,不下二十人,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也不下五六十个,大大超过了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而李白、杜甫的成就,更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那时,诗坛上“万紫千红、群芳争妍”,李白曾用“群才属     

南北朝乐府民歌比较谈

南北朝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乐府民歌又一次繁荣灿烂的时代.其上承《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下启唐代及以后的新乐府创作,尤其在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南北朝时期,这种"口出天然,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显得特别可贵,可谓是一种新的力量、新的血液.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轨迹,把握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脉搏,就不能不研究南北朝乐府民歌.     

宋、元时期泉州著名的穆斯林

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中国著名的港口,当时外国使节、商人、僧侣等纷至沓来。留居泉州的外来穆斯林人数众多,这从近些年来挖掘出土的众多穆斯林墓葬可得到证实。这些穆斯林除了经商,还积极投身当地的城市建设、战舰修造等。大食商人蒲啰辛的事迹说明乳香是当时中国进口的重要商品;尸罗围修建清真寺的事迹反映了泉州与古代伊朗有伊斯兰教上的联系;蒲寿晟撰写的众多诗歌反映了宋、元时期留居中国的穆斯林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还隐约折射出其人和其家族拥有的庞大海上势力。     

真谛所到梁安郡考

我国福建的泉州市,在宋元时代以刺桐港之名,作为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蜚声国际。然而泉州湾的海上交通,其繁盛究竟应上溯到何时,却是一个值得人们加以探讨的有趣问题。早在南北朝时代,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同南亚,以至西亚的海上往来,便已益形发达。当时在南朝方面往来于中国和印度间的求法、传法僧侣中,不少人即循海道而行。汤用彤从记载这些僧侣事迹的佛教典籍中,考知那时与西方海上往来的东亚一端的重要港口有四处,即: 一、交趾。其地约在今越南河内附近。此地自东汉以来就是东西方海上航路东方一端的     

南北朝仙道诗比较研究

在仙道文化的影响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仙道诗歌。南北朝仙道诗是指南北朝时期以道教活动为题材的,其形象塑造和意境的创造都是以道教活动为本原的诗歌;具体则包括南北朝时期以说明道体本身或者述说道教的神仙及信仰者(包括道士)的事迹、活动以及描写道教的宫观、名山,记录道教斋醮仪式活动和阐明道教教义,并宣扬信奉之效果及自我体道的情怀为题材的诗歌作品。     

南北朝仙道诗比较研究

在仙道文化的影响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仙道诗歌。南北朝仙道诗是指南北朝时期以道教活动为题材的,其形象塑造和意境的创造都是以道教活动为本原的诗歌;具体则包括南北朝时期以说明道体本身或者述说道教的神仙及信仰者（包括道士）的事迹、活动以及描写道教的宫观、名山,记录道教斋醮仪式活动和阐明道教教义,并宣扬信奉之效果及自我体道的情怀为题材的诗歌作品。     

论曹丕诗──兼论对“建安风骨”的再认识

南北朝以后，对曹丕、曹植兄弟诗歌的评价基本是抑兄而扬弟，甚而谓曹丕“去植千里”。本文在考察、分析曹丕存世诗作的基础上，认为曹丕诗歌创作不仅成熟较早、风格刚柔兼备，更在“三曹”中形成了以清隽秀逸为主导的创作个性，独树一帜，体现了建安诗歌与汉末诗歌的内在联系。后人贬抑曹丕诗歌根本原因在于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建安风骨”是当时开放活泼、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雄健刚劲之作是其中的一种风格，曹丕诗歌则反映了“建安风骨”的另一个侧面。     

中古北方各族民歌刍议

南北朝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周代民歌、汉代乐府民歌以后,又一次民歌繁荣灿烂的时代。南北朝民歌似繁星高映诗坛,闪耀着绚烂的光辉。绚丽芳菲的南北朝民歌,启迪和滋润了当时及后代的文人墨客,推动着唐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北朝长期对峙,经济基础的悬殊、政治环境的差异,以及地理、风俗习惯的有别,形成了南北朝民歌迥然不同的特色,南歌蕴藉婉转、清新活泼,北歌粗犷豪放、刚健质朴。北朝民歌在数量上远不及南朝民歌,然而反映生活的面却非常广阔,在文学价值上则可与南朝民歌并驾齐驱。它还弥补了这时期北方文坛寂寞贫乏的缺憾,学术界一贯重视对北朝民歌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南北民歌的比较、以及它对汉乐府的继承和发展的探究,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对其突出的民族特性则不甚注意。本文就北朝部分民歌的族别和民族特点,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论庾信的赋

庾信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诗人和杰出的赋家,他的诗赋在当时均处在“集大成”的地位。其在诗歌领域中所运用的一些独特的表现手法,对唐诗的隆起,以及后代诸多名诗人有着深刻的影响。为此许多研究者纷纷撰文,对庾信的诗歌渊源、成就及影响作了探讨,出现了不少独到的见解,然而仔细检阅这些文章,竟没有发现一篇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庾信赋作的,欣喜之余不免有些遗憾。现存庾信集中的赋作并不多,远不如诗歌丰富,可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标志着一代赋风的转变,因此有必要加以研究。     

“谁识伤心郑都官,苍苍烟雨遍江蓠”--试论晚唐巨擘郑谷及其诗歌

郑谷是唐末一位重要诗人,其诗作按内容基本可分两大类:反映个人仕途艰难与时代乱离的悲情诗;选择侣僧学禅、复归自然、赋诗饮酒等方式弥合悲情的避世诗,其中映射出诗人光辉的儒学品格.其诗风清新浅近,体现了他独特的艺术追求,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唐末五代直至宋初影响颇深.     

论宋代儒宗欧阳修诗歌中的佛禅因缘

被冠为"宋代韩愈"的儒宗欧阳修,在对佛教的态度上跟韩愈一样力主排佛。但是在细读其诗歌文本时考见其是北宋士大夫"外儒内佛"的典型代表。他外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风范,内含远离尘俗修真养性的佛禅心境。文章从欧阳修的禅僧交游诗、寺院诗、禅理诗三个角度对欧阳修宽容乃至亲近佛教的情况展开论述:一是从禅僧交游诗中隐现仕与隐的矛盾态度,二是寺院诗中展现出诗人心路历程的轨迹,三是以禅境入诗境的禅理诗显现诗禅互融后的诗情禅意。通过细读分析欧阳修的诗歌文本,全面展现其"有心排佛境归属,无意参禅心结缘"的精神历程,有助于人们了解欧阳修反佛与崇佛之关系,认识欧阳修作为儒宗的佛禅因缘。     

郑谷诗坛爱惹僧 诗无僧字格还卑

郑谷诗歌特点之一是爱僧,其表现既在他好与僧人交往,更在他写诗爱用僧字,其爱惹僧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而其提出的“诗无僧字格还卑”颇有意义,对唐诗的某种审美心理和表现内容作出了总结。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从《谷响集》看诗僧善住交往文人及创作

释善住是元代诗僧中存诗较多的一位,著有《谷响集》,存诗777首,词13首。善住不但与明本、玄鉴、白云等僧人有较多诗歌往来,且与白珽、仇远、宋无、虞集等文人交往颇深。     

唐代省亲诗的忠孝观念

省亲是归家探望父母的礼俗。唐前省亲诗仅表达了个人思归的家园情结。唐代省亲诗则反映了唐代官员、士子、僧人等社会群体的省亲现象,及这些省亲群体的忠孝观念:官员省亲诗表现了唐代官员"忠大于孝"、"孝大于忠"或"忠孝两全"的不同伦理观念;士人省亲诗体现了科举士子扬名显亲的至孝观念;僧人省亲诗蕴含了中晚唐僧人、士大夫"孝能通禅"的思想。     

飞卿亦有清诗句—温庭筠山水田园诗的清拔旷远之美

温庭筠的山水田园景物诗,总体上表现出清拔旷远之美。其内容包括三类：一,身在世途,对自然之美的向往与欣赏;二,归隐息机,体味田园风光;三,亲近释道,寻幽访选,寄情山水。这些诗“清不减贾岛,润更过之”,在“清”中又自有特色：清中有明丽鲜媚,故而不寒瘦;静中有生机活力,故而不死寂。     

试论温庭筠诗歌中的佛教意蕴

温庭筠是晚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与佛教的渊源颇深：在游宦之旅中遍访名山古刹、寄住山门、与僧人交游唱和。佛境禅理的熏陶使得温庭筠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仕途蹭蹬的痛苦,也使其诗歌创作具有清丽俊逸的面貌。本文讨论了温庭筠诗歌中的佛教意蕴。     

元代僧人善住行年及作品考

释善住是元代诗僧中存诗较多的一位,著有《谷响集》,存诗777首,词13首。善住不但与明本、玄鉴、白云等僧人有较多诗歌往来,且与白？、仇远、宋无、虞集等文人交往颇深。     

宋代湖南诗僧地域、宗派分布与存诗类型分析

通过数量统计与分析,可以从籍贯、寓寺、宗派、存诗等方面描述宋代湖南诗僧的基本态势。就地域分布而言,宋代湖南诗僧中寓湘诗僧远多于湘籍诗僧,且大多集中寓寺于潭州的长沙与衡山,籍贯与寓寺分布都极不平衡;在宗派方面,几乎所有可考诗僧皆为禅僧,且绝大多数属于临济宗;在诗歌类型方面,所存诗歌以佛门偈颂为主,真正的“文人诗”很有限,推衍至全宋,表明宋代诗僧虽有“士大夫化”倾向,但总体来说仍不离僧徒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