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的立法问题

从民事权利能力终止、生命维持器械使用与器官移植需求、保护患者权利及促进医疗技术发展等因素考虑,我国亟需对脑死亡进行立法。此立法应采全脑死与全脑死加心脏死两种标准并由当事人生前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价值取向,应确立保护确认脑死对象的生命权、促进器官移植、保护器官捐献者的自己决定权及坚持器官无偿捐献原则。     

崇高的约定

2003年11月,武汉市同济医院陈忠华教授,主持了我国首例儿童脑死亡无偿捐献肾移植手术,由此,两例尿毒症患儿获得新生。而当年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器官捐献者的家属始终未曾露面。这到底是一次怎样的捐献?陈教授和捐献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约定?     

翁源一对夫妇无偿捐献儿子的所有器官

蔡科铭是个清秀俊气的韶关小伙,6月27日,本是他的19岁生日。然而,这一天的温馨与祝福,在一场意外的车祸后戛然而止：两天前,医生宣布他脑死亡。他的妈妈陈雪山在这个悲痛的生日前夕,作出了一个坚强的决定：无偿捐献儿子的所有器官。     

死亡定义之争

1968年夏天，当巴黎、旧金山等地的年轻人在迷茫彷徨中重新定义自我的时候，哈佛医学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也正忙于重新定义判定死亡的标准。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多数发达国家采用了基于大脑活动停止的脑死亡诊断标准，而不是根据其他器官如心脏来判定死亡。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美国，脑死亡的诊断标准包括用医疗仪器检测病人脑电波是否消失。     

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几点思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承认了脑死亡标准;脑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开展、社会资源的节约和法律法规的实施;在我国脑死亡立法首要关注的问题应是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完善的脑死亡管理制度;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现状,脑死亡立法应谨慎进行。     

二元论死亡标准与法律适用

脑死亡的提出是现代医学发展的结果 ,得到许多发达国家法律的认可。中国医学专家特别是器官移植专家多方呼吁在我国为脑死亡立法 ,要求尽快确定脑死亡为人体死亡标准。考虑到我国公众对死亡标准的认识一时难以转变 ,各地区诊疗条件的差异 ,难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采用脑死亡标准等种种因素 ,部分倡议脑死亡立法的专家、学者提出二元论的立法建议———将脑死与心肺死并列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死亡 ,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 ,而且是一个法律问题 ,一个社会问题 ,两种死亡标准并存势必影响现行法律的正确适用。     

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几点思考

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世界上已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承认了脑死亡标准 ;脑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开展、社会资源的节约和法律法规的实施 ;在我国脑死亡立法首要关注的问题应是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完善的脑死亡管理制度 ;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现状 ,脑死亡立法应谨慎进行     

死亡立法研究

在脑死亡概念提出以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制订过有关死亡的法律或者给死亡下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定义，但脑死亡标准的问世却使死亡立法变得迫在眉睫。本文论述了我国死亡立法的迫切性、必要性、可行性，并对西方各国死亡立法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作了比较分析。作者认为，根据我国医学发展的现状，我国应尽快制订专门的《死亡统一法》，该法应对以下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一、死亡的基本概念；二、死亡的一般生理学判断标准；三、死亡的具体诊断标准；四、死亡确定和宣告程序；五、死亡确定中的违法行为；六、脑死亡和植物人的关系。     

脑死亡的立法思考

脑死亡的立法思考杨成龙长期以来，诊断死亡的标准是心跳、呼吸停止、神经反射消失，按心跳停止和呼吸停止的发生先后顺序不同分为心脏死，肺脏死。一般情况下，人的死亡是心脏性的，在心脏停止后约５—６分钟，脑细胞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机体便告死亡。随着医学的不断发...     

江苏地区器官捐献态度和意愿调查及对策分析

文章调查江苏民众对于器官捐献的态度?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建议?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61份,有效问卷742份,有效率92.8%?其中,42.2%愿意捐献,47.7%赞成但不愿意自身捐献,10.1%反对捐献?女性?高学历者?了解器官捐献?接受脑死亡概念的被调查者对器官捐献的认同度高?阻碍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因素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公民对器官分配问题的不信任?相关机构宣传工作的不到位?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将有助于提高器官捐献工作效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公平的分配系统可以促进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医务工作者､患者及家属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及意愿

为了解医务工作者?患者及家属对于器官捐献认知?态度?意愿的差异,并探讨影响器官捐献意愿的独立因素,采用自制问卷对2017年12月—2018年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中心241名住院患者(家属)和202名医务工作者进行调查?医务工作者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显著高于患者群体(P < 0.001),而两组人群对器官捐献的态度?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差异均不显著(P=0.17,P=0.44)?Logistic回归显示,促成身后捐献器官的因素包括年龄≤35岁,认为器官捐献是高尚的事情,以及对器官捐献持赞同态度?建议将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纳入医学教育课程,提高医务人员的捐献意愿,进而影响社会民众,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脑死亡与器官移植

自1967年南非医生班纳德(Banard)成功实施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心肺死亡并不能等同于整体的死亡,而脑死亡才具有不可逆性,脑死亡的问题首次被提了出来。直至今日,其已为众多国家地区的医学及法律所确认,并制定了一系列脑死亡标准。脑死亡的确定,极大的提高了器官移植的例次及成功率,为器官移植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中国至今未制定脑死亡标准及脑死亡法,为了适应于国际趋势的需要,制定脑死亡及器官移植法迫在眉睫。     

脑死亡立法的社会意义及面临的困难

长期以来,心肺功能完全丧失一直是判定死亡的标准。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这一标准已不再适应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脑死亡标准应运而生。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接受了脑死亡标准,并制订了相应的法律条例。我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在此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脑死亡立法应当谨慎进行。     

论遗体捐献的法律问题

目前,我国可用于科研与医疗的尸体资源十分匮乏,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相应的遗体捐献法律制度.文章从遗体的性质、遗体捐献的法律规制和侵害遗体的民事责任三方面对遗体捐献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后续服务和纪念方式对遗体捐献意愿的影响

目的：调查南京市民众对于遗体捐献后续处理和服务以及纪念方式的看法,并针对性地提出促进遗体捐献工作的建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数据用 Stata 12.0软件进行卡方检验和逻辑分析。结果：共分发1 0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944份。认为有必要开展遗体捐献者纪念活动的占82.3%,文化程度是需要开展纪念活动看法的一个影响因素。完善遗体捐献纪念方式对改变遗体捐献的看法具有一定影响。结论：我国目前遗体捐献工作影响因素很多,其中完善遗体接收以后的处理与服务工作以及开展更多形式的纪念活动,对遗体捐献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对脑死亡立法的思考--二元死亡标准的哲学解读

文章论述了脑死亡标准的产生及现状 ,指出在我国实行脑死亡标准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结合“生命自主 ,绝对自愿”的原则 ,对器官移植与二元死亡标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最后指出在我国实行二元死亡标准的理由及必要性。     

捐献骨髓 并不危险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在劝说捐献者不要反悔时，这句话成了一些医院血液病科大夫的口头禅，虽然他们并不信仰佛教。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疾病的重要手段，也是目前世界上先进的根治白血病的医疗手段，捐献造血干细咆也被称为“捐献骨髓”。但是出于对捐献骨髓的恐惧．有些捐献者甚至在患者已经准备好了手术之前临时反悔，直接给患者带来生命危险。     

论死亡标准中的法律问题

传统观念一直以心跳停搏与呼吸停止作为人体死亡的判定标准,然而随着医学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判定标准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脑死亡概念随之产生,国外有关立法也给予了肯定。目前,我国脑死亡立法亦进入了实质性程序。对脑死亡的概念、立法意义、判定标准及国外相关规定作了初步阐述,并对我国立法提出了建议。     

让眼睛以另一种方式“活着”——走进眼角膜捐赠背后的故事

正在温州,有一个特殊的"仓库",它存储的不是普通货物,而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它保留的是希望,带来的是光明。这个"仓库",就是隶属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的温州市眼库。目前,眼库中已有2000余名捐献志愿者,并且已完成869对眼角膜供体捐献,全国各地共有约4000名眼角膜盲患者从温州市眼库中收获光明。捐献眼角膜并不意味着不完整,相反捐献眼角膜是让眼睛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是爱与生命的延续。     

我国器官捐献的伦理困境及对策探析

器官移植技术为许多因器官功能衰竭而生命垂危的病人带来了健康的福音,但供体器官的严重短缺成为制约该项技术发展的瓶颈。构建切实可行的器官捐献体系是器官移植工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了我国器官捐献体系的现状,探讨了供体器官严重不足的原因,并在对国外器官捐献体系构建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从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健全相关法规、建立器官捐献基层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遗体器官调配机制等方面阐述完善我国遗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