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文学视角看中西诗学对话

中西比较诗学是新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通过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现状的论析,提出了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进行中西诗学对话的基本途径与方法:要系统清理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及其学术规则;加强对中国诗学著作的译介;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展开中西诗学对话;用阐释学方法深化中西诗学对话。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詹姆逊的阐释理论

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吸收了西方阐释学的思想资源,与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思潮展开积极的对话,重视历史、意识形态、形式和辩证思维,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詹姆逊的阐释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他的探索既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阐释学和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也对重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和中国阐释学有重要价值.     

阐释的权利──当代文艺研究格局中的比较诗学

时至今日，比较诗学已成为文艺理论在当代跨文化语境中的基本存在和发展方式。鉴于中西文论在发展形态上的历史落差，当前的研究在深化“中西对话”的同时，更应注重“古今对话”，以形成“四方会谈”格局。比较诗学研究的迫切问题不是价值共同性的许诺和规律普遍性的追寻，而在于合适的对谈原则和方法学基础的建设。譬如西方诗学阐释学与汉语诗学阐释传统的“打通”问题。     

全国理工农医院校社会科学学报文摘

古今与中西尤西林　孙建乐(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工学院)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流行命题是一个形而上学命题。此命题掩盖了人文精神的现代性起源背景,亦即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化的价值立场所规定的阐释学意向。从根本上说,中国人文主义及其与西方文化的“中西”比较,乃是中国进入现代化所发生的“古今”对立的折光形态,因而它反映的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矛盾,亦即既追求普世性现代化又置身于现代民族国家格局而不能不持守价值论的文化本位立场,而西方文化在此仅是参照系而已。这一分析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 20世纪 80年代兴起的中国大陆马克思…     

阐释学、接受理论与20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评

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的阐释学、接受诗学,在近20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形成一个不小的热点。在对西方理论的认识、借鉴、吸纳与创新中,中国学者开始了创建中国文学阐释理论、建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体系的努力。这一学术活动,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势必对中西比较诗学、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等重大问题提供启示。     

阐释学视角下的陶渊明诗歌英译本比读

文章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对不同陶渊明诗歌英译本所呈现出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进行比读,印证了阐释学理解的循环及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     

论现代阐释学与传统道家哲学之契合——兼谈经典汉诗英译

阐释学致力于意义的理解和阐释。现代阐释学彻底否定传统阐释学的客观主义精神,主张作者本义不存在;文本空白,无限开放;阐释者通过视界融合求得理解。但这种理解其实构成了阐释者的此在。现代阐释学的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家哲学之间有着奇妙的契合。唯后者更擅诗意空灵的表达。在这诗与思的王国里孕育的经典汉诗天然要求多元阐释。提倡多文本阐释译介经典汉诗,向陌生世界抛出一个美丽的诱饵。     

历史、当代与经验：“公共阐释论”的方法论视域

方法论问题被视为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所面临的六大难题之一,而以历史、当代、经验为主要方法论元素的中国阐释论当代建构的方法论视域,贯穿于从强制阐释论到公共阐释论的十年理论进程。在坚持本体论与方法论并重的前提下强调方法论优先/方法论为重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策略,已然确立了中西方当代阐释既相互通约、又各有侧重的阐释学范式。随着围绕概念、范畴、命题、体系等展开的探讨的深入,这个当代中国的阐释学范式正在逐步开启中国阐释学的历史视野。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汉字“诠”在多重语际间的意义谱系——从“■”到“经学诠释学”

由于跨文化互文的不同处境,“Hermeneutik”这一德文术语在进入中文语境时必然延异为多种译名,其中任何一种都没有占据“中心”以统摄其他译名的“权力”。“阐释学”这一为文艺理论界及文学阐释学所青睐的中文译名,亦不应被强制阐释并形塑于概念等级之巅。其实,在西文语境中“Hermeneutik”的词源及其与“赫尔墨斯”的关系亦是复杂难辨,其中的诠释学建构更需在语际间的翻译转码中给予解构性透视。然而,在中西诠释学概念的互视中,字义或词义于自身语言网络中的散布状态,却为其在本不可通约的多重语际间创造了意义勾连与谱系建构的可能。因此,“诠,具也”“具,共置也”这一递训之链,必须在语际间的相互指涉与反身指涉中,方可成为“诠”与“λóγο?”和“auslegen”融通互释的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的枢纽。进而,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现代诠释学的合会共置,也使得“经学诠释学”成为“言具古今、择鉴中西”之学,其不仅为传统经学之现代学术转型开辟了可供择选的路径,也为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学术营构了生产性的话语空间。     

论叶维廉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学者叶雏廉对中西比较诗学的主要贡献是：通过质疑西方新旧文学理论直接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创造性地提出“文化模子”学说,以关注中西文化的互照互省。他对寻找东西方文学的共同规律,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架构做出了积极贡献。“文化模子”为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是“跨文明研究”这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在方法论上的具体化。     

从中西比较看西方美学范畴的特质

对中西哲学、美学进行比较研究,可从美学体系的学科性和思维方式,从中西美学范畴产生和存在模式可以看出,从中西哲学、美学范畴的历史等角度入手,从而辨析中西美学范畴的差异与基本特点;西方美学范畴在内涵上具有确定性、变异性和科学逻辑的学理性等特质。     

林语堂中西文化比较观的内在理路及其矛盾论析

本文以20世纪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为背景,对林语堂中西文化比较观的演化路向、观念构成、思想特征及其内在矛盾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梳理与阐发,并予以简要的评析。     

从东西方意象的异同探讨中国古代女性诗人诗词翻译

中国古代女性诗人的诗词构成了古典文学王国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女性诗人的创作笔触细腻而温婉,感情内敛而真挚,栖鸟、浮云、晓风等意象常常出现从而为女性诗词塑造了清丽脱俗的优美意境。本文试图从东西方意象的异同方面通过两个实例的具体分析对中国古代女性诗人诗词翻译作初步探讨,以期在翻译过程中更好地传递意象再现原诗的意境。     

从“荷马问题”看西学研究

当代中国的西学研究,大致呈现出“以西格西”、“以西格中”和“以中格西”三种形态.本文以西方经典研究的典范——荷马研究为例,具体分析国内学界在荷马研究领域对上述三种研究方法的应用.透过中国的荷马研究,中国学人深入认识西方、最终回归本土、复兴国学;乃至运用国学传统阐释西方经典的努力可见一斑.     

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比较分析

通过研究中西方管理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比较分析了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指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提出只要能够充分地吸取中国文化中的精华 ,有效地剔除糟粕 ,开拓创新 ,就能建立起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体系     

中西药物结合抗甲型流感病毒作用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讨中西药物结合抗实验鼠甲型流感病毒的作用。方法小鼠随机分为6组，病毒感染后分别给予各种药物，并设对照组以肺指数与肺指数抑制率为评价指标，观察各组药物抗甲型流感病毒作用的效果。结果用药各组小鼠的死亡率、肺指数均降低，尤以中西医药物结合组最为明显。结论中西药物结合组具有良好的抗甲型流感病毒的作用。     

冯友兰先生文化哲学思想的雏形——哲学与价值观意义上的“种类”说

五四前后的冯友兰先生对当时国内流行的以东西文化差异“种类”说来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主张，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思考的过程。在对东西文化差异根源的解释上，他否定了以“地域”差异说来解释东西文化差异的主张，提出了不同民族的基本思想造成各民族文化差异的“种类”说。     

慕维廉与中文版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地理全志》

慕维廉是活动在晚清文化界的一位著名的传教士,他曾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译出过《大英国志》和《格致新机》等颇有影响的译著,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慕维廉的《地理全志》。作为第一部中文版的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该书较为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地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的知识,也介绍了气候学、水文学和人种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其中“地史论”较早详细地介绍了荷马、希罗多德、马可·波罗、洪堡等一些西方著名的地理学家。１８８３年慕维廉为迎合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而将该书重新修订,修订版《地理全志》虽然内容有很大的缩减,但却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目前地学界有郑《地理全志》一些错误的认识应予纠正。     

中西价值观念比较研究中的几个疑点

关于中西价值观念的比较,学界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结论,然而也留下一些令人迷惑且有待澄清之处。提出"是不是西方仅仅是个人主义"、"是不是仅仅中国讲德性"、"从什么意义上理解中国与西方法律的差异"等三个问题,意在澄清中西价值观念比较研究中非常流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