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组织人事部门在问责官员复出中的作用

<正>问责官员复出是近来公众热议的一个话题,公众在对于符合条件的问责官员复出表示认可的同时,也对那些"闪电复出"、"悄悄复出"的问责官员表示了很大的怀疑和担心。如何使问责官员复出这项工作既有利于干     

被问责官员复出中的信息公开问题研究

自我国启动官员问责制以来,问责风暴迅速席卷了神州大地,问题官员因被问责纷纷落马,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但我们在为此击节叫好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隐忧,特别是官员问责制中的"高调问责,低调复出"问题。当然,被问责官员复出并无不可,公众和舆论质     

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对策

<正>目前,我国在行政问责事件中被问责的政府官员的去向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关注,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逐渐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但是,现在许多问责官员的复出都是秘密进行的,复出的程序不公开、不透明,从而     

2010年5月(中)学术推介

<正>杨君在《从问责官员的复出困局审视官员问责的制度重构》一文中,对问责官员的复出困局进行了制度反思。作者指出,近年来出现的问责官员"迅速复出"、"神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设计原则及模型构建

<正>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官员问责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同时,大批问责官员"神秘复出"现象,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质疑。因此,如何设计科     

从问责官员复出困局审视官员问责的制度重构

近年来出现的问责官员"迅速复出"、"神秘复出"和"无痛复出"等现象,反映出当前的官员问责实践存在复出设计缺陷和功能定位误区,同时也折射出当前领导体制中的权责失衡和干部管理体制中的终身制残余等难题,因此需要从上述视角对官员问责的方向、对象、路径、程序等进行系统审视,从而推动其转型与重构。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行政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问责制的同时,对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一个时期以来,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聚焦“官员问责”

2008年曾被有的媒体比称为“官员问责年”,仅在9月份,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特大火灾等一些重大责任事故的出现,使得全国各地20余名官员先后失去原有职务。然而,在“轰轰烈烈”的问责风暴之后,问责官员又“静悄悄”地复出,公众叫好之余不免又心存疑虑。那么,如何看待官员问责制？     

问责有点乱

官员财产申报,有关方面说在研究,以后会怎么样还难说．让老百姓“先脱”的高官倒是被“人肉搜索”了。一波未平,被问责官员复出又成了民众议论的焦点。比如因为“豆腐渣”工程遭免职的陕县交通局局长,5个月后又要“拟任”别的职务,实在说不过去,反弹太大,只好作罢。而有的遭问责的官员,不出1年就顺利复出了。     

问责官员复出的中国式困境

面对各种问责制度的实施,面对各种问责官员一定时间之后继续复出,公众感到一种欺骗感和焦虑感,公众不仅不相信这些官员,更不相信这种制度。[案例]一条信息引起了一阵沸腾,"宜黄前县委书记邱建国出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宜黄前县长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面对各界质疑,抚州市委组织部回应称,抚州市委、市政府对邱建国和苏建国受组织处理期满后重新安排任职,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两人的     

官员复出现状下的系统性思考

当前官员复出普遍,呈现出复出时间短、复出职务不合理、复出不分责任轻重等一系列乱象。针对此种情况,需要完善官员复出机制、强化多种问责机制的联动以及加强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作。     

从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看问责官员复出

<正>从中国古代问责官员复出的政治理念上来看,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既构成对官员进行问责的理论基础,又构成官员复出的哲学根基。就前者讲,儒家伦理政治思想确立了官员责任的基本准则。儒家对官员进行问责的思想源远流长。从影响儒家至深的周公开始,就奠立了"敬德爱民"的为官原则。换言之,凡是为官不能谨守德性规范、又不能体现爱民精神的,就失去了为官的资格。原始儒家最重要的两个代表——孔子与孟子,就更是精心建构了为官的仁学体系和仁政机制。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是一     

“问题官员”凭什么“东山再起”厘清“官员复出”机制是关键

今年9月，多位中高级官员在襄汾溃坝和“问题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中因问责而辞职或被免职；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涉及“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万名问责下台官员复出困局

问责制度本身并无意将受责官员打入“冷宫”．如何更好地处置逐渐庞大的问责官员群体．成为一大显性政治问题．2009年第13期《凤凰周刊》刊登题为《大陆万名问责下台官员复出困局》的文章指出．干部是党和国家多年培养出来的．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如果轻易废弃是个损失．也是个浪费。问责官员的每一次复出,之所以容易引起争议．引发民意反弹．     

构建问责官员复出制度的思考

<正>问责官员复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复出指官员辞职、被撤职或免职之后重新任职。广义的复出指官员受到警告、记过、降级等党纪政纪处分,但之前已经或之后很快平级调任甚至升任他职。随着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孟学农、李长江等多位高官或引咎辞职或被免职,继2003年     

孟学农：五年内两次辞职的高官

刚刚“东山再起”的孟学农再次去职。这位五年内两次辞职的部级高官，又一次引发关于问责官员能否复出和官员复出及其制度设计的思考。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行政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问责制的同时,对官员被问责后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省部高官问责之路

“现在的情况是，官员问责后，大部分都复出，这不合理，按照惯例，应该大部分不复出才对”     

问责官员的复出

随着国家能源力、公室的设立,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马富才,走马上任国家能源办公室副主任。因重大事故问责制而引咎辞职的几位官员的复出,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这份问责名单中,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谨防干部问责成为平息民愤的“应急作秀”

目前,一些地方出现了责任追究"避重就轻"、干部"带病复出"的现象,干部问责制在执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跑偏走样"等问题。这种被称为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的"应急作秀",不仅削弱了干部问责的约束力和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