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语”还是“对话”——从儒道比较看早期道者的经世品格

由于《老子》文本的文约义丰,致使后世的多向度诠释“遮蔽”了原创的本真,郭店《老子》的出土深化了学界对《老子》文本思想的认识。春秋战国之际的早期道者提出了以“道法自然”为核心内容的经世主张,他们虽然不像儒者那样致力于传道,但其理论的建构及言说对象和儒者一样都是各国的最高治者,他们不是一群离世的独语者,而是在与现实及现实的治者对话,甚或与儒者和公众对话,不过其心态比儒者多了些风度和从容,其思想具有的依旧是经世而不是出世的品格。     

《大学》中的理财思想

《礼记》的《大学》篇相传为曾参所作。宋代儒者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大学》提出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直到“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环决定一环,一环制约一环的内圣外王的事功链条。《大学》篇幅不长,但论述财政、经济的地     

刘勰自然观试论——兼与庄子自然观之比较

自黄侃、范文澜始,今之论者多以《文心雕龙》之“道”为“自然之道”,恐怕有误。刘勰不见得有什么“自然之道”的观念,但他强调“自然”的文学观,这是汉代儒者扬雄王充思想的继承,与老庄大不相同。     

对孟子“夭寿不贰”句之解读--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思想为参照

孟子云“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中包含着“夭寿（生死）与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修身立命”这两方面的问题。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在时间的视域下,将此在解读为“向死而在”,与言说“生生之大德”的儒者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命定的偶然性（个体的人必然有具体的实质限定）、必死性（有限个体必有其死）和使命义（人禀受善性而有道德使命）这三者构成了《孟子》中的“命”义。孟子反求诸己,追求人的本然善性和生之尊严;海德格尔则认为面对死亡的决断,是个体成为本真存在的关键,而儒者的生活方式可视作本真存在的一种可能性。     

论王夫之“内丹法”释骚

王夫之以内丹术语注释《楚辞》,为大多数学者所诟病。他们认为,用道家术语来诠释儒者著作有失偏颇。为了更能清楚了解王夫之以丹法释骚的合理性,需从《楚辞》注本内丹法之渊源;王夫之注《离骚》、《远游》内容之丹法体现;以及王夫之＂儒体道用＂之内丹法等方面来探究其注《楚辞》的意义及思想主旨。     

从秦人与儒学的关系看儒学的传播

“儒者不入秦”是传统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由对昭王问“儒术”、《吕氏春秋》的编纂以及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综合研究,秦人与儒学的关系应被重新认识。自荀子西入秦后,儒学已在秦地广为传播。对固有观念和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傅斯年对孔子及其学说的重新解读

傅斯年在其论著中,对孔子及其学说予以了重新解读,在儒者的起源、孔子与经典的关系、孔子学说的内容以及孔子学说成为正统和适应秦汉以来的社会的原因等方面提出了自己别样的看法。他认为儒者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孔子删《诗》说“乃汉儒造作之论”,《易》和孔子及儒家没有关系,孔子和《春秋》的关系虽不能确定,但其思想却是孔子的。孔子的政治论和天人论都表现出过渡的、转变的色彩。宗法不亡、适应新兴阶级需要及中庸之道是孔子学说成为正统的原因。传人多、影响大及秦汉以后社会无大变动,使儒学得以统治中国社会达两千年。     

“仁”与“礼”：对《大学》文本的诠释立场与解释方法

对《大学》的诠释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是诠释者在思想倾向上的差异。他们对《大学》文本的解读或强调“仁”的精神,或强调“礼”的精神,从而表现出有差异的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儒者对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的选择,又与他们面向当下历史的问题意识紧密相关。从“仁”与“礼”的角度来理解《大学》诠释上的分歧,对于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探讨《大学》的现代诠释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重评秦始皇帝

在中国封建专制时代 ,无时不被人们谈论的历史人物只有两个 :一是“至圣先师”孔夫子 ,一是“千古一帝”秦始皇。本文对秦始皇帝评价问题所陈述的一管之见 ,望能得到读者的不吝指正。一、汉儒说秦始皇是个暴君汉代儒者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往往是同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联系在一起的。汉代儒者在评价秦始皇时 ,首先看到的是他所推行的“暴政” ,认为他是一名暴君。汉初首先出面评价秦始皇的是陆贾。据《史记·陆贾列传》记载 ,陆贾在被拜为太中大夫后 ,在汉高帝刘邦面前“时时称说《诗》、《书》 ,高帝骂之曰 :‘乃公居马上而得之 ,安事…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     

汉初政治非“黄老刑名之治”论

西汉初年指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这段时期。一般认为,这段时期,西汉的统治思想为“黄老之治”,更完整的提法是“黄老刑名之治”。这个说法的始作涌者为司马迁。《史记·儒林传》说：“孝惠,目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造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班固《汉书·外戚传》也说：“景帝即位,尤好黄老,不任儒者,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书,尊其术。”从此以后,汉初政治的指导思想是“黄老刑名之术”几成定论。论者们还认为,…     

《儒行》的超越维度：儒家群体的建设与追求

《儒行》篇对儒家群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经典诠释史上看,宋儒的质疑导致后世忽视《儒行》篇的重要性,至晚清民国时期《儒行》篇再度获得推崇,康有为、陈焕章将《儒行》视为孔子为制定孔教而设的条规。他们提出儒服是孔子改制的一部分,如果不考虑这种改制论,儒服同样具有群体性意义。相比儒服,孔子更为看重儒行,将行为视为儒者的判定标准。儒者行为重在学问,其内容是忠信,目的是求仁。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在没有出仕时,儒者秉持坐起恭敬的修为,沟通与把握天命;出仕之后,儒者将天下百姓与自身性命视为一体,以天下生民为终极归宿。     

易象视域下的法学观——论《易传》的法律观

自然界有其固有秩序与法则,礼与法皆本于自然法则而立.但二者无法直接取诸天地万物,因此必须借助于效法自然的易象来实现,即“立象以尽意”.同时,《易传》提出“现象制器”,法律作为一种“器”,其出现也缘于易象.作为对易象进行专门解释的《象传》中亦含有大量关于断狱与理讼的思想.《易传》以易象解法学,为古代法学的权威性、合理性提供了客观依据,但儒者在对《周易》进行解释时也不乏杜撰与附会.     

董仲舒哲学与西汉政治

董仲舒（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06年）①，广川（今属河北省景县）人②。西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司马迁认为从高租到汉武帝五世，最精通《春秋》的是董仲舒。班固《汉书》称董仲舒“为儒者宗”（《五行态》），“为群儒首”（《董仲舒传》），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思想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南宋理学大师朱幕称他为“醇儒”．并将他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直至清末，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认为董仲舒思想“轶荀超孟”，超过孟子和荀子。历代思想家对董…     

在历史语境中审视——《新青年》杂志陈独秀反儒非孔再论

《新青年》杂志中的陈独秀 ,是“攻击孔教最有力的健将”之一 ,其反儒非孔的言论主要针对“儒者三纲” ,反复辟固共和、新人格求适存是其基本指归。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 ,陈独秀反儒非孔犹显激烈。由此引发的争议持续至今。今天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仍应强调“历史语境”     

略说我国古典评论家关于小说之形与神的论述

我国古典小说理论的奠基人李贽,把《水浒》称为“天下之至文”把作者称为“传神写照妙手”。“至文”一语,力排“儒者每薄之”的传统偏见,给古典小说以应有的崇高地位;而“传神写照”一语,则是精确地道出了我国古典小说艺术在人物描写上的一个主要特点,为确定其“至文”地位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实即总结了我国古典小说艺术一条根本的经验。     

黄宗羲与柳馨远改革思想之比较——以《明夷待访录》与《磻溪随录》为中心

作为同时期的儒家学者,清初的黄宗羲和朝鲜朝的柳馨远皆从先秦民本思想出发,以恢复三代之治为目标,针对本国时弊,提出某种程度的改革设想,分别体现在各自著作《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中.对比两书的形成背景和改革理念,可以清楚地看到危乱之际东亚儒者秉承“存亡续绝”、“救世补弊”情怀寻求改革的普遍性以及儒学在异域发展过程中的增值和变迁.     

《周易外传》对老子“道”的批判

《周易外传》是王夫之的一部充满批判精神的力作,其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道”、 “释”,及在《易》学问题上的方士术数之说,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本文仅就其对老子思想 “道”的批判谈几点看法。 老子思想核心是“道”,其表现的基本形式则是“无”,这个“道”有其特定的内涵,与众不同,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后引文只举章次）这个’“可道”之 “道”指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老子是以什么作为参照座标而提出自己的“道”的呢？王夫之认为,老子主要是对儒者而言的。王夫之说：“其（指老、释──笔者）…     

熊十力《儒行》诠释中的经世意蕴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用相当篇幅诠释了《儒行》这篇儒家经典,并认为其思想贯穿群经,以此为起点读经,可改变当世士人的弊病,为救世治世打下基础。但现有的研究中对其《儒行》注疏中所体现的经世思想关注较少。熊氏通过自己的诠释,认为儒者非为柔弱之徒而应是勇猛精进之士,且常怀治世之心和报国之志,进德修业以造就儒者自立、刚毅的自信性格,使儒者在出仕为官之时能做到忘怀荣利、举贤援能、居安思危而有利天下,未仕居家之时亦可明职清分,助教乡里,辅助治化。突显儒者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纪昀的学术批评风格

在中国学术批评史上,纪昀足可称为首屈一指的批评大师。他一方面“坐集千古之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对中国传统批评方法加以集大成的综合运用;另一方面,以“儒者气象”的批评风格展示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文化精神。本文从“关切与理解”、“雍容与平和”两个主要的方面论述纪昀的批评风格,并揭示了这一风格的文化特征以及对当代学术批评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