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贿赂犯罪的处罚边界

受反腐高压政策的影响,贿赂行为治理呈现明显的"过罪化"倾向:一方面,以"对价关系"淡化"贿赂关系",使得犯罪圈明显扩张;另一方面,将"对向关系"升格为"对向归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被架空。在贿赂犯罪领域,刑事政策的"严"和"宽"应分别表现为"严密法网"和适度限制罪质与罪量的评价,单向从"严"有违法治反腐的精神。贿赂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既要通过构成要件要素的"增、改、废"重塑贿赂犯罪实体法网,又要借由"对价关系"的实质认定重构贿赂犯罪的个别化评价标准,从而合理划定贿赂犯罪的处罚边界。     

论控制“两少一宽”的法治路径

"两少一宽"属于民族刑事政策,具有权力滥用的弊端,控制其滥用是现代法治的重要使命。实际上,控制"两少一宽"的法治路径,以法治为核心主体,以规则为法治载体,以价值为控制精髓,以程序为控制规则,以"依法"为控制根据,形成以法治为标志的刑事控制路径。法治基础价值确立控制前提,刑事法治原理提供科学素材,法治原则规划控制纲领,价值控制铺造法治主道,程序控制增量控制方法与步骤。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法反腐理论在福建的实践与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引领新时代法治建设实践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依法反腐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习近平依法反腐理论在闽时期的实践与发展,有利于丰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内涵,为推进新时代反腐败工作提供制度方案与法治经验,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在福建工作时期,习近平以法治思想指导反腐败斗争,坚定对腐败零容忍的法治立场,在权力运行前建章立制、预防腐败;在权力行使过程中注重公开、压缩腐败空间;在权力运转全过程强化监督、避免腐败;在查处腐败案件中严守办案流程、彰显程序法治,将法治思想与反腐败工作相融贯,为彼时福建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思想先导,指明了法治路径。     

大国治理与政治平衡——重读《联邦党人文集》

<联邦党人文集>所体现出来的美国制宪者的思想,是一种治理大国的、平衡的政治艺术.他们寻求的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平衡,"民主"与"民治"的平衡,政府权威与人民自由的平衡,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以及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既有秩序,又有自由;既有政府的权威,又有人民的权利,从而实现了一种最佳的政治平衡.     

中国农村政治化行政机制的困境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乡村行政总体上呈现出政治化特征,政府行政管理主要在政治的直接支配与控制下运行,行政机制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直接凭借强制性力量对社会成员进行支配与控制.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使国家基层行政权力的运行基础、运行环境和运行条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其赖以有效运行的一体化的利益结构、集权性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以及权力崇拜的政治文化的逐步消解,政治化行政机制日益陷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首先,家庭承包经营压缩了政治化行政机制的有效作用空间;其次,"撒社建乡"动摇了政治化行政机制运行的组织基础;最后,村民自治限制了政治化行政机制的权力渗透渠道.在传统行政机制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要保证和提高国家意志在农村的贯彻执行能力,可行的路径是用民主法治精神和原则改造或重构乡村行政机制,在发展基层民主、重塑乡镇政府权威基础、增强乡镇政府之权力合法性的同时,通过行政权与国家法律的更加全面、紧密的结合来建立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运行机制.     

从“邓玉娇案”看媒体审判

"邓玉娇案"再次促使我们思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理念和原则,司法独立对于防止权力滥用、保障自由和实现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过程中,媒体对于防止"冲突私域化"的图谋和抵制制度外势力的干预,保障当事人获得中立、公正的审判,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媒体报道也会对司法独立产生诸如"媒体审判"等的消极影响。我国的媒体审判问题有其特殊性,不宜照搬国外因应媒体审判的对策,而应在改革相关制度、推进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上制订相关的具体制度,以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平衡。     

法治与法律权威

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法律权威的至上性 ,树立法律权威是进行法治建设的决定性前提。树立法律权威须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以法治权、制约权力 ;二是以法济民 ,实现守法的自觉化     

责任伦理视域下大学生灾难教育素质化路径构建研究

"以人为本"法则、现代风险社会和灾难教育创新是大学生灾难教育素质化的内在动因,应推进其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责任伦理为大学生灾难教育素质化进行哲学解说和本体论建构,重构灾难教育的理论基底,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构建大学生灾难教育素质化路径:以观念再造推行生命教育;以后果审视进行责任教育;以典型示范开展道德教育;以情境体验实施技能教育。     

屯堡村庄中国家建构的谱系仪式

本文通过对贵州屯堡村庄的地戏仪式的解读,讨论了中国乡村传统仪式的现代重塑这一问题.论文指出,在当代的文化场景中,屯堡村庄的跳神仪式经过一番"化石化"的建构,被重塑为屯堡居民重构自我历史谱系、搬演国家神话、展示权威边界的一种仪式展演;由于当代的地戏表演构成了一个权威边界的商榷场域,屯堡村民在其中既是国家边疆文化政策的对象,又是在文化经济的快速增长中成为自身权力与权威边界的积极商榷者.     

论我国“强力”反腐的法治化道路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中国当前强力推进的反腐面临着赞誉与诟病并存的双重评价.探讨“强力”反腐的利与弊,厘清其与法治构建的内在关系,并找到一条趋利避害的路径,对当前反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以是否有利于法治进程作为评判标准,对”强力”反腐进行辩证分析,从而提出了趋利避害的三个机制：反腐力度制衡机制、施力主体自我净化机制、反腐与法治耦合机制.在三个机制共同作用下,实现反腐法治化道路应该完成四个转变：一是完成从依权反腐到依法反腐的蜕变;二是实现从选择性反腐到全面覆盖的转变;三是完成从“被迫型倒逼式”到“主动性预见式”的突破;四是实现从治标到治本的飞跃.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的科学定位与贯彻执行

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包括反腐败追逃追赃的意义、立场与原则、工作方法、国际视野和配套措施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有机蕴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我国反腐败追逃追赃实践的理论升华和指导思想。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我们要强化"四个意识",坚决以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为指导;要坚持法治反腐,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要加强法治建设,推动反腐败追逃追赃良性循环;要站稳国际平台,引领国际反腐败新秩序;要讲好反腐故事,全面提升中国国际法治形象。     

关注后制宪时代的中国宪政--学习新宪法修正案的若干体会

人权保障、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是本次修宪的两大法治亮点,彰显了共和国宪法日趋成熟的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全社会在关注文本上的宪法修改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层面的宪政建设.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入宪,"人权"将成为约束公民权力的"关键词",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人权入宪后的具体的法治实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如何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等规定的入宪将开辟私产保护新时代,国家立法机关应对相关法律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补充、修改并完善有关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定.通过渐进式的宪政建设切实维护宪法的权威,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权威的宪政保障,依然是"后制宪时代"的中国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使命.     

激情与权威——霍布斯主权理论新释

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因强调主权者唯一的、至上的、绝对的权威而被视为"绝对主义",甚至被误解为"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究其根源,在于霍布斯试图通过赋予主权者绝对权威,驯顺臣民的激情,使臣民彻底摆脱倾向争斗的激情控制,服从正确理性和法律法规的约束。但是,霍布斯没有注意到主权者本身的权威也需要有制约和平衡,否则无法防止主权者的权力被滥用。该文从激情学说与主权理论的统一、主权理论的基础以及主权理论的行使之间的关联来探讨重构霍布斯的主权理论。     

论如何增强领导者的权威

不同的人对于权威的理解不同。我国古代便产生了职务权力和个人权力的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倡“仁治”,主张“为政在人”,即依靠个人权力实现统治;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则提倡法治,主张依靠职务权力治国;西蒙在《管理行为》中这样叙述权威:“本书中采用的权威定义,在本质上是     

从“法治民主”到“宪政民主”——当前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道路纲要

"法治民主"是在肯定民主原则的前提下,主张对民主要有所限制,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以弥补民主的不足,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但是仅有民主与法制的结合还是不够的,当前需要在这一基础上思考如何制约国家的权力与保障公民的权利问题。为此需要提出"宪政民主"这一概念。"宪政民主"是对"法治民主"的深化。宪政民主在我国的提出是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的时代背景下,强调如何实现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宪政民主"在我国具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容。"宪政民主"需要在民主实践中予以具体落实。     

法治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程体系的途径探讨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法治话语"替代"权力话语",将法治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程体系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其途径有:一是进行专题法治理念教学,全面系统地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二是组织集体朗读宪法典仪式活动,形成对宪法的情感认同,培育青年大学生的宪法意识;三是加强法治社会实践教学,通过实践促进学生对法律知识和社会有序化具有更为清晰的思考和理解,以提高法治教育的实效。     

地方粮食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探路——以机构设置为视角

地方粮食行政体制改革是国家整体行政体制改革现状的缩影,机构设置则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肯綮。行政过程中"决策"与"执行"分开是当下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主线,职能整合与机构整合并行,法治路径则是贯彻改革主线的基础策略。合法原则、比例原则、地方立法强化原则和中央改革适度带动地方原则是法治路径的具体变现。     

以制度突破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制度创新成为反腐倡廉工作的亮点。鉴于权力制约与监督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加强制度创新：以科学赋权、程序透明保障决策科学;以＂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理顺监督体系;以法治反腐和制度反腐共筑权力樊笼,实现以制度突破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     

WTO与反腐机制的创新

我国加入WTO,使反腐廉政建设既受到四个正面效应的影响,又面临三个负面影响的冲击。在这种新形势、新情况下,应当不断探索反腐机制的创新。当前应努力构筑反腐廉政工作七个方面的新机制,即思想教育的新机制、法纪约束的新机制、权力约束的新机制、测评预警的新机制、查案惩处的新机制、廉政激励的新机制和反腐倡廉责任制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