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的《预言》

1945年是诗人何其芳的重要年代.在这一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预言》(二月)和《夜歌》(五月).两个集子,也就是何其芳自编的全部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只是《夜歌》的改版).《汉园集》和《刻意集》虽然比《预言》早几年问世,但前者是三人合集,后者则是何其芳的一本诗文合集,诗的份量也并不重.《预言》除收入新作,几乎囊括了《汉园集·燕泥集》和《刻意集》的全部诗     

纯真的不断成长的诗魂--何其芳的《预言》与《夜歌》论评

何其芳的《预言》是寂寞开出的花,是诗人心灵里"真纯的音籁"。先是悼惜逝去的初恋,再是吟咏成人的忧郁和愁苦,最后唯美主义的诗人从飘缈的云端落到了人间的"茅草屋顶",走出个人寂寞的拘囿,歌唱也变成"鞭子","还击到不合理的社会的背上"。而他的《夜歌》是风雨催生的歌,真实地反映出诗人新旧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以及迫切要求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情。《预言》有的是冷艳的色彩,青春的感伤,精致的艺术;《夜歌》则是散文化的自由诗体,色彩朴素,亲切自然,质朴晓畅。     

延安时期何其芳的诗人心态与创作道路

1938年何其芳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思考着知识分子的转化问题,这一点反映在其心态和创作道路上,则体现为告别过去和真诚的忏悔。研究何其芳这一时期以《夜歌》为代表的创作,大致可以推究其诚实、矛盾、焦灼以及歌咏和叹息的心理意蕴。何其芳在《夜歌》中表现的诚实坦白和强烈的自卑心理、忏悔意识,使其成为战争时代作家群落中的一个悲剧典型。延安后期,何其芳从一个追求文学之美的诗人转变为一个政治的服从者。而在创作上,何其芳最终选择了具有"转变"性质的"暂时性停笔",其诗歌创作的"空白"更是引申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命题,进而使何其芳成为一位跨越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典型。     

孤独者的精神吟唱——论何其芳诗歌抒情风格的转变

何其芳早期的诗集《预言》是象牙塔里孤独者的精神吟唱,低回婉转的诗风体现了诗人柔弱的抒情个性;延安时期的《夜歌》则讴歌战斗的青春,礼赞崭新芬芳的新生活,呈现出豪放有力的新气象。这种抒情风格的巨大变化是时代背景和诗人创作心理双重变化的结果。     

论何其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术自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何其芳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1930年代无疑是何其芳在艺术上最为雕琢、用心的时期；而1940年代进入延安之后，何其芳的创作心态和诗歌风貌都产生了明显的改变，同《预言》集相比，他的《夜歌》集的确显得有几分拙朴。许多人把这种转变归咎于时代，并认为何其芳从1940年代开始逐渐背弃了艺术上的追求，在艺术上开始退步。而实际上，何其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都体现了他对诗艺的探索和追求，他始终自觉地遵从诗歌的关学要求，坚持诗歌的艺术品格，在这个前提之下来进行创作，而没有把诗歌降格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艺术自觉”的意识是贯穿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活动甚至是整个创作生涯当中的。     

关于何其芳的文稿修改——以诗集《夜歌》和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

何其芳整理重版自己的旧稿,尤其是1940年代在延安、重庆时的诗文时,有较多的删、改、增。本文以诗集《夜歌》和长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说明何其芳作品不同版本的修改情形,从而在一个特殊角度折射社会政治形势、时代思潮的变动与作家的创作、文化心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何其芳早期散文浅谈

何其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文艺批评家和散文家,历经了由苦闷、幻想、傍徨到走向革命的文学、人生之路。他的散文向人们真实地展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困苦历程和他在创作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探求的轨迹。这种“历程”和“轨迹”在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一般都将何其芳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之前的创作划为他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即早期创作。在这期间,出了三个散文集:《画梦录》、《刻意集》     

臧克家与何其芳的纯真友情

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红楼梦》研究学者何其芳,1912年生于四川万县：诗人臧克家1905年生于山东诸城。长何其芳7岁。两人终生的纯真友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诗作同时同地，诗味风格迥异——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沈从文《黄昏和午夜》的阅读体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事件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影响是有差异的,本文以两首诗歌——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沈从文《黄昏和午夜》——为评价中介。两首诗的主题明显针对新中国成立事件,表现出知识分子在时代选择面前的差异性: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表达了诗人的身份优越感——时代的主人、充满朝气的青壮年,以及由此身份延展出来的诗歌格调的高昂与雄浑;沈从文的《黄昏和午夜》却结合诗人自己的现实处境表达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他更像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老人,由此身份使诗歌显示出一种低沉而凄婉的风格,犹如挽歌的变调。这形成两首诗歌的诗味的迥异。     

不应遗忘的诗人和诗作——《金雨集》(重印《掘金记》《雨夕》)读后

老诗人毕奂午先生的两本旧作《掘金记》和《雨夕》,在绝版四十余年之后,终于重印了。五十岁以下的读者恐怕很少人了解这位诗人及他的诗作了。然而,老一辈的读者将会告诉你:毕奂午的《掘金记》与何其芳的《画梦录》,当年都收在巴金所主编的“文学丛刊”里,都是蜚声文坛的佳作;《雨夕》也由巴金编辑,收在他主编的“文季丛书”中,当年也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论何其芳的文体转型

何其芳文体转型的意义在于其彻底性.仅仅数年的工夫,他就从一个低吟着梦幻曲的"小资"诗人转变成一个党的坚定文艺战士,从而完成了二十世纪汉语文体的两个主要类型--五四文体与革命文体--间的转变.何其芳的文体转型从技术上来说主要体现于词汇和语法修辞两个方面:前者显示了激情和"大我"的革命词汇如何取代了幽冷的拟古词汇和超脱的五四词汇,后者则表现出作者如何用切当的话语方式体现他变型中的意识形态.     

飘在空中的瑰丽的云——简论何其芳《预言》的意象

闻一多把田间的诗比作鼓点,胡风说艾青是吹芦笛的诗人,何其芳则把自己的《预言》比作飘浮在空中的云。他说:“我的第一个诗集即《预言》。那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写的。那个集子其实应该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的东西,也因为《云》是那里面的最后一篇。”(《〈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预言》虽然是飘在空中的“云”,但是又瑰丽多姿。李健吾认为《燕泥集》(收在《汉园集》里,共十六首诗,这些诗也收入《预言》中)风格绮丽,何其芳要的     

略论何其芳诗歌风貌的变迁

何其芳是我国现代文坛上享有盛誉的诗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但他却是从诗歌开始文学生涯的,而且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半个世纪。综观何其芳的诗作,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诗人朝着革命化的方向痛苦而赤诚地嬗变着自己。他诗歌风貌的变迁——内容上从“望着天上的星星做梦”到“为少男少女们歌唱”;风格上从绮丽委婉到朴实明快;形式上从雕琢精巧的格律化到明白晓畅的自由体,转而又复归到现代格律诗的“之”字形——表现出了革命诗人可贵的探索精神。 诗人的嬗变,欢乐与痛苦同在,成功与失败俱存。然而,这甜酸苦辣、成败得失,不仅仅属于何其芳一个人,它属于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属于整个时代。它反映了我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曲     

略论郭沫若的《恢复》

《恢复》是郭沫若同志前期诗歌创作的最后一本诗集,也是他基本上完成了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之后创作的第一本诗集.无论从这本诗集的内容和形式看,或是从它在诗人解放前的全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来看,《恢复》都不愧是郭沫若诗歌创作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①《恢复》正是郭沫若同志作为革命诗人、革命战士,用他的笔作为锐利的武器,为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冲锋陷阵而留下的壮丽诗篇.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作家的转型之路——以何其芳的转变为例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延安作家集体转型的分水岭,何其芳的转型之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开始反省自己曾经高度认同的“写熟悉的题材”思想,也不再认为“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大”。他的思想与文艺观高度认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上却出现缺失。这彰显着他从唯美主义作家向革命主义作家转型过程中充满着矛盾与复杂性。从与何其芳相关的细微材料中发现,何其芳的思想、艺术改造经历了与吴玉章相似的从“有点不痛快”到“高兴起来”再到“认真检讨”的过程。何其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对自己作品集的选编与出版隐含着他不同时期的思想与心态,但这些转变过程和思想变化学界都少有关注。对隐微材料的发掘以及何其芳自己选编与出版作品集的变化,同时关注他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文艺评论的深层次内涵,这些都是研究何其芳转型的重要途径。     

何其芳和他的抒情诗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十年代,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诗人;而其中毕生从事抒情诗的写作,并经常发表自己的诗歌见解,把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的,何其芳是较为突出的一个。何其芳(1912—1977),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出生于四川省万县。幼年在封建气息特别浓重的私塾读书,接触我国的古典诗歌。从十二岁起即养成了利用假期自学的习惯。他最初迷恋古典小说,往往从早晨读到深夜,不分精华与糟粕。一些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都是这样地读完的。在阅读能力逐步加     

论何其芳的《刻意集》与《还乡杂记》

《刻意集》与《还乡杂记》在何其芳较为漫长的散文创作历程中无疑占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这不仅因为这两本集子既带有他前期散文集《画梦录》那种疏离现实、迷恋自我的特点,又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他后期散文集《星火集》所具有的参与社会、向往革命的思想意向;更重要的在于这两本集子集中展示了处于人生转折期的作者所特有的那极为复杂矛盾、深奥玄秘的心理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作者的散文创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双重变奏的内在心理依据。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何其芳的《刻意集》与《还乡杂记》,必然会     

不应遗忘的诗人和诗作——《金雨集》(重印《掘金记》《雨夕》)读后

老诗人毕奂午先生的两本旧作《掘金记》和《雨夕》,在绝版四十余年之后,终于重印了。五十岁以下的读者恐怕很少人了解这位诗人及他的诗作了。然而,老一辈的读者将会告诉你:毕奂午的《掘金记》与何其芳的《画梦录》,当年都收在巴金所主编的“文学丛刊”里,都是蜚声文坛的佳作;《雨夕》也由巴金编辑,收在他主编的“文季丛书”中,当年也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后来,日寇的铁蹄,多年兵燹,再加上十年浩劫,不独《掘金记》和《雨夕》早经绝版,就连这位老诗人也历尽坎坷,默默无闻了。当他告别了十年作伴的放牛鞭之后,老诗人艾青序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27—1937),及其他几种诗文和小说选集中,又纷纷选收了     

勃洛克和他的《十二个》

苏联现代诗人勃洛克,人们喜欢称之为“象征主义诗人”,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对于他的诗作《十二个》中出现的耶稣形象也众口一声:不正确,非革命,是勃洛克宗教救国思想的表现。其实,把勃洛克归入“受象征主义深刻影响的诗人”行列中去比较合适.《十二个》既然是受了象征主义影响,用了象征笔法。耶稣也是一个象征,它不等于宗教里的基督,而是“神圣的革命或革命的神圣”的意思,竟或说是革命领导者的象征。因而《十二个》是歌颂革命队伍的正确诗篇,不能说勃洛克“对革命本质的理解有不正确的方面”。     

他拿起东方的歌琴弹奏着瑰奇的乐章——评唐湜的几篇意识流长诗

九叶派诗人是继戴望舒、冯至、何其芳之后奋力使新诗现代化的一个诗人群。而唐湜就是抒写过一些象征诗章的九叶诗人之一,更是当时他们中的主要评论家;他在1948年译出的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第一个《燃烧了的诺顿》,也启发另一九叶派诗人唐祈写出了《时间与旗》,对当时的大上海的现实面貌作出了天才的深刻刻划;杭约赫(曹辛之)又继而抒写了长诗《复活的土地》,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国的内战直写到上海的人民斗争,画出了多层次而又多侧面的浮雕式的一幅巨大壁画,堪称是“笼盖一代的”(唐湜语)现实史诗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