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戏剧中的"集唐"现象与唐诗传播

明代传奇和杂剧作品中都出现了"集唐"现象,这与时代的文化取向和传播氛围密切相关.明人对唐代文化的向往与追慕,是"集唐"的文化渊源;大量别集、选集的刊刻,文人热衷创作集唐诗等,是"集唐"的现实基础.另外,明人的集唐诗反映出对中晚唐诗歌的偏重,与"诗必盛唐"的主流观点有明显区别,借助于此,正可全面把握明代唐诗传播与接受的真实状况.而唐诗以戏剧为传播途径,客观上也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     

由明人笔记中小说资料看明代小说批评生态

明人笔记中包含丰富的小说资料,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有明一代小说批评生态的独特样貌。明人小说观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其时文化小说观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人认识到小说文体的独立性,有些人则杂糅文化小说观与文学小说观。明代一些小说评论者对小说家创作心态、才情禀赋及其所处时代之文学生态、文化思潮尤为关注,这些要素成为其小说批评的重要维度。明代小说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作伪、禁毁以及《水浒传》在民间丰富多样的传播与接受方式,《金瓶梅》在文人小说圈的流传,瞽目艺人的小说演说等,也是观照明代小说批评生态的重要视域。     

明代唐诗选本中的李、杜之争

明代中后期诗学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诗学流派党同伐异,迭相更替。作为一种易于传播和接受的诗学批评方式,唐诗选本大行,成为各派借以标榜自我、攻击异己的诗学实践。与前代唐诗选本相比,李、杜在明代唐诗选本中得到空前的重视。选家对于李、杜各体诗歌的选录与评点,可以说是明代各诗学流派,尤其是格调派与性灵派审美思想、诗体观念的碰撞。     

光宣诗论的复古与创新

晚清光宣诗坛,流派纷呈,理论丰富,光宣诗人对待西学的态度与其诗学观异曲同工。湖湘诗人王闿运对封建制度抱有执念,其诗学观专事复古。中晚唐派诗人、同光体诗人、吴下西昆派诗人大都能中西调试,诗学主张亦取诸家之长。诗界革命派诗人勇于破旧立新,其诗学充满"战斗"精神。解读光宣诗人"内圣""外王"诗学观,对我们认识古典诗歌在晚清时期如何突破传统、接受西化、走向现代具有重要意义。     

论唐帝王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顶峰,唐诗园地百花齐放;唐诗大家灿若群星。唐诗是唐代诗人群体的智慧结晶,但唐帝王对于唐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唐帝王身体力行对唐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举办应制、诗会活动对唐诗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看重诗人、礼贤下士对唐诗创作起到鼓舞作用。     

明代诗学文献中的诗歌句法理论

从现有诗学文献(以诗话为主)来看,明代诗歌句法理论在古典诗歌句法理论发展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明人所说的“句法”含义丰富,在继承宋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特点。明代诗歌句法理论的繁荣,与它的时代特色是分不开的,并对其后清代句法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代杜诗学中的“大家”论争

"大家"说是明代诗学的重要命题,而该命题始终是在杜诗学语境下,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即杜甫是否为唐诗第一人;杜诗中的瑕疵是否影响到他的"大家"地位;作为"大家"的杜甫与"正宗"是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的展开,主要突出了杜甫在各体诗中的成就、地位,其与盛唐诸家的比较及杜诗价值的论定,明代格调论诗学也在这过程中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明代"大家"说理论,除了"集大成"命题来自宋代,明人对它作了深细地开掘,还关涉到诗人才性、精神修养、生活面、艺术训练、文学传统等诸多方面。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论词学批评中的唐诗话语

唐诗话语是词学批评的重要源泉,亦是词学批评比附形式的重要内容。从词体比附诗体到宋词史比附唐诗史,从词人个体比附唐代诗人个体到具体词作比附唐代诗歌作品,皆体现出词学批评家推尊词体、突出宋词文学成就、推崇代表自己词学观念的词人个体等词学理念。词学批评中的唐诗话语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批评形式,为诗词文体之辨体与破体提供了充足的文献参考和理论支持。     

唐诗传播研究对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重写中国文学史,如果纳入唐诗传播研究的材料,可以从生活环境的诗化对唐代诗人身心的滋润、产生良好传播效果的诗作激励唐代诗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诗人之间诗歌传播过程中的诗艺切磋、追求传播效果促使新生代诗人出现四个角度更清晰地揭示唐诗发展的原因;可以破解一些文学发展中尚未解释清楚的文学现象,如唐人选唐诗少见杜诗、唐诗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可以更准确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诗人或文学团体。     

路程·生活·经验：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

研究者在讨论唐诗之路时,往往以唐诗文本为据,在纸上山川中寻找唐人行走的踪迹、路线、规律。但这是唐诗之路研究的一般路径,而不是特有企境。唐诗之路是唐诗研究的一个专题方向,我们既不应忽略它本有的丰富内涵,又不应无视它与唐诗、唐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唐诗之路研究是典型的唐诗“断片形态”的研究,对于唐代诗人来说,学者研究的是其生命中的一个“断片”;对于整个唐诗研究来说,唐诗之路也是一个“断片”。唐诗之路研究需要专门性、特色化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路程、生活、经验作为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通过唐人的行走路程,表现唐人丰富的生活和情感,抉发唐诗书写的经验贮存和审美意识,为唐诗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论儒家诗教论在明代诗学中的影响——兼论明人观念中的形式理论与诗教论关系

明人对诗歌形式技巧的探索让人产生一个误解,认为明代是一个艺术批评的时代,一个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失坠了的时代。通过对明人诗论进行历时性和诗歌流派两个维度的考察获知,在明代,诗教论依然占据诗学批评话语主导地位。明人诗学观念中,形式技巧的探索和传统诗教论并不是一个探讨层面上的话题,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所忽略。学科建设中创新性的过度要求无疑在误解的产生过程中起了不良影响。     

金元诗人与唐诗的关系探论

金、元诗人在向其前辈诗人学习时,所选择的师学对象主要为唐代诗人,因此之故,宗唐便成为了当时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金代诗人的宗唐,初、中、晚三期各具特点,并使得“以唐人为旨归”成为一时之风气。生活于金、元易代之际的遗民类诗人,无论是元好问等大家抑或当时的一批“后进作诗者”,其在对蒙元新政权的认识上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在向唐人唐诗的学习方面则是甚为一致的。元代诗人的宗唐形式,主要表现在“为唐代诗人撰写传记”、“编刻各种各类的唐诗选本”、“在诗话中总结唐人的创作经验”等方面。而注重诗法、讲求风格,则是元代诗人选择唐代诗人为师学对像的两个具体标准。     

元诗法与唐诗批评

元人诗法著作十分丰富,但向来为治批评史者所忽视,以为其"浅陋",为"伪托",颇不足观,但元诗法论著无疑是元代颇为重要的诗歌批评方式,其诗学观念能较全面地反映元代诗学思潮,因而研究其诗学见解,探讨其诗学观念,特别是有关唐诗批评的内容,对于了解元代诗学风尚,深掘元代"举世宗唐"的诗学内涵,颇有价值和意义.     

诗家与僧家的因缘——唐诗中佛寺上人房(院)书写

唐诗中有大量咏佛寺的作品,反映了佛教文化的兴盛及其向诗歌领域的渗透。佛寺中有各种不同的设施,唐诗中涉及较多的是上人房或上人院,原因是上人房或上人院乃高僧大德所居之所,而在崇尚诗歌的唐代社会,诗人到处受到尊敬和优待,诗人游赏、会聚和入宿上人房和上人院,因而接触高僧的机会很多。这些咏上人房和上人院的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佛教发展的盛况,揭示了佛教与唐诗的互动关系,对于认识唐代诗人的活动和创作,了解唐诗丰富的文化意蕴具有重要价值。     

《诗薮》文论视野新探

<诗薮>是明代中后期一部重要的诗论专著,但历来少受重视.其实,<诗薮>的文论思想是十分丰富而系统的.其中的以禅喻诗论、复古论、诗歌审美境界论、诗学批评论、诗学发展观等都体现了胡应麟自己的诗学旨趣、诗学主张及其对传统格调论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皎然《诗式》对鲍照的接受及原因探析

皎然的《诗式》是唐代理论著作中对鲍照关注最多的一部,认为鲍照是紧随谢灵运之后的一流诗人,并高度评价了鲍照的边塞诗,对于鲍诗的诗歌风格、修辞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鲍照的接受史中,影响也最为深远。这主要是因为鲍诗切合了皎然追求“文外之旨”、主张“复古通变”、注重气格的诗学观。     

论竟陵派对唐五言古诗的接受

晚明竟陵派领袖钟惺、谭元春共同编选、评点的诗歌选本《诗归》,通过推尊初唐张说、张九龄、陈子昂和盛唐王维、孟浩然、王昌龄、常建、储光羲、韦应物等属于陶渊明一派的五言古诗,以及李白、杜甫的五古长篇,回应复古派李攀龙的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说。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阐释汉魏五言古诗和唐代五言古诗的诗学内涵、了解它们在明代诗坛的接受情况,而且对全面认识杜甫、陶渊明等重要诗人的诗学价值、确立其诗史地位,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士稹与清初唐诗学

王士稹在清初唐宋诗学之争中所作出的最终重返唐音的选择，是与时代风会、个人的诗学倾向息息相关的。王士旗尊索的唐诗学是兼容的唐诗学，是以唐代诗学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唐诗学，是建构理论系统的唐诗学。清初唐诗学的曲折挺进为王士稹重新反思唐诗学的得失提供了时间，而王士旗为清初唐诗学的重新建设着实：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不懈努力。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坛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人有着密切交往,他对中州诗坛的诗风走向有着引导和影响之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正面引导中州诗人诗学复古;二是在李梦阳因拘泥体裁法度而陷于模拟之弊的负面刺激下,中州诗人对其思想进行反思,形成以道为本、肯定自然诗风、强调自抒性情的诗学观,努力修正复古运动后期出现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