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赋的题材分类及其特征

三国时期的诗人大都爱好赋,善写赋,创作出不少传世之作。曹植自述:“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前录自序》)《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也说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王粲、徐干是当时颇有名望的赋家,他们的许多赋作受到称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     

评苏轼赋

苏轼是一位才气横溢、多才多艺的作家,他的辞赋形式多种多样。苏轼辞赋中成就最高的当推旅行游览观感赋。《赤壁赋》、《后赤壁赋》两赋是游览赋中的极品。苏轼还有几篇描写饮食的赋,《服胡麻赋》批评另类求仙者,指出眼前杂草野花都可能有益健康,延年益寿。《后杞菊赋》活现出一个穷太守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政论赋是苏轼赋作中质量最差的部分,基本上是沿袭历史上儒家所倡导的那一套老调子,缺乏新鲜见解。此外,《黠鼠赋》感叹人是万物之灵,能训龙斩蛟,能占卜获麟,但却见欺于一鼠,富于理趣。《秋阳赋》、《飓风赋》等在艺术上也多有特色。     

龚克昌教授和赋学研究

<正> 龚克昌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赋学研究专家,福建平和人,1932年生,1962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被越级通过为教授。现为中文系教授,《文史哲》副主编,辞赋研究所所长,《韵文学刊》编委,青岛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全国赋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拔尖人才”。龚教授学识渊博,古今诗、词、小说、文论无不广为涉猎,并有专著和大量论文刊世。但他研究的重点却始终放在中国古代辞赋上。     

读《赋话六种》札记

赋话与诗话、词话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赋在历代不大受到重视,评论赋的赋话也缺乏认真的研究整理,有关文献资料颇多散佚,学者深以为憾。香港大学何沛雄先生历年来致力于汉魏六朝赋的研究,著述丰富,成绩斐然。仅笔者所知,近十几年来,除发表论文外,还著有《汉魏六朝赋家论略》和《汉魏六朝赋论集》两部专著,并编订了《赋话六种》和李调元《雨村赋话》。何先生正在多方搜辑旧文,有编纂《赋活丛编》之志。《赋话六种》收录清王芑孙《读赋巵言》、魏谦升《赋品》、刘熙载《赋概》、浦铣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东晋赋学批评的分期及时代特征

东晋100多年间,玄言和山水是辞赋创作的主要取向.在赋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上,则展现出儒学与玄学杂糅并存的色彩.强调赋是陶冶性灵、抒发怀抱之具,重视赋作声韵的和谐、文气的酣畅,是东晋赋学批评所表现出的新的特点.而本时期辞赋作家对声韵的讨论研求,更是我们探讨永明声律说以及赋的诗化和骈化所应当注意的重要参照.     

宋玉《神女赋》梦主考辨

宋玉《神女赋》写的到底是宋玉梦神女,还是襄王梦神女,这是一个古今争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助于对《神女赋》的准确理解,而且对于探索代言体的起源亦有重要意义。根据《神女赋》的文本实际、《神女赋》与《高唐赋》的内在联系、魏晋至隋唐大量诗人诗作的佐证以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圣婚仪式材料来看,梦神女的应当是襄王而非宋玉。在《神女赋》中作者宋玉代表襄王、用襄王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实开汉代辞赋“代言体”之先河。     

宋代理趣赋的审美建构与赋史价值

宋赋由于受到学术思潮、文学生态、文人审美心理结构和辞赋自身嬗变轨辙的综合影响,呈现出尚理重意的时代特质。宋代尚理之赋,根据理、象关涉的程度,可分为弃象言理、堕入理障的论理赋,有象有理、包孕理致的蕴理赋和即象即理、充溢理趣的理趣赋。宋代理趣赋,从内涵而言,或阐发自然之事理,或揭橥人生之哲理,或诠释社会之义理,或参悟道学之性理,丰富多彩;从言说方式而言,或因事及理、感物明理,或假物喻理、借事说理,象与理都融合无间。宋代理趣赋以其深醇的哲理意蕴和高超的艺术造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涉理辞赋的高标,对后世辞赋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赋史尤其是辞赋审美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论中国赋学的东传——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

本文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考察中国辞赋分体理论及元人辞赋复古风气的东传情况。《东文选》是朝鲜初期一部按文体类选东国作品的选本,其辞、赋二分法受苏天爵《元文类》的影响最为直接,而其关于辞体的标目与编排则远绍萧统《文选》、近步李穑《辞辨》,体现出东国文人对辞赋文体的认识水平。     

《长门赋》真伪新论

整个南朝时代都公认《长门赋》是司马相如所作.宋代从讨论《长门赋》赋序的不实开始,最终发展为对赋本身真伪的怀疑,但宋以后对《长门赋》的这些疑问大都是捕风捉影,并无确凿的依据.此赋当作于司马相如为孝文园令之后,以陈皇后为蓝本,抒发离宫宫人之忧.赋文内容不违背西汉史实,构思朴拙,文辞古奥,押韵也合乎西汉和司马相如文章辞赋押韵规律,现有论据不足以否定司马相著作权.     

读《中国历代赋选》

1998年11月，由毕万忱、何沛雄、罗４７５烈、洪顺隆等几位先生撰写的《中国历代赋选》(以下简称《赋选》)的最后一卷面世了，至此这部四卷本的巨著历经十年编纂终于大功告成。该书收录赋家赋作的年代上起先秦，下讫近代，含作者126人，赋作197篇，共计约180余万字，是一部规模较大的通史式的辞赋选集。它的面世反映了我国辞赋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是我国赋学界的一件盛事。一 在了解《赋选》在赋学研究史上的意义之前，先回顾一下本世纪辞赋作品的整理和注译工作。本世纪前半期，辞赋作品的搜集与注译工作基本上处于…     

先秦两汉赋体文梳理

赋体文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以夸张铺陈为特征的特殊文体。本文以郭豫衡《中国散文史》对赋体文的分类为基础,将先秦两汉的赋体文分成三个部分进行疏理:歌颂之文、牢骚之文和政论文。先秦两汉辞赋散文家众多,尤其是西汉文人,继承了《楚辞》和战国论说文的传统,文章非常讲究文采和修辞,形成“赋体文”这一散文的特殊群体,对后世散文的骈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勰的赋学思想

对辞赋源流的探讨、文体特征的规定、发展演变的评述、具体而微的纯形式批评、创作原则的阐说，构成了刘勰赋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其赋学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全面性，使刘勰的赋论成为中国赋学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关节。     

略论北朝辞赋及其与南朝辞赋的异同

北魏前期,统治者对汉文化不感兴趣,文人缺乏良好之创作环境与切磋条件;即使在孝文帝迁洛以后,辞赋起步亦较晚,缺少技巧积累,故北朝前期辞赋之数量与质量均不及南朝,赋作主要继承西晋后期遗风。北朝中后期,受南朝文学浸润渐深,出现了袁翻《思归斌》、阳固《演赜赋》、李骞《释情赋》、李谐《述身赋》等名篇。作者刻意学习南朝赋作,虽然在叙事之详尽与艺术技巧上不及南赋,但其语言之质朴与笔力之道劲则为南赋所不及。北周之庾信,北齐之颜之推,虽为辞赋名家,但均来自南朝;而北朝最有成就之赋家是生于北齐、历周入隋之卢思道,其赋作兼具北赋刚健质朴与南赋绮丽细腻之特色,在南北贼风融合中,功不可没。     

陈山毓《赋略》及其赋学观

《赋略》是一部将选赋、论赋与辑录赋学资料相结合的赋学专著。该书陈氏自序是一篇精粹的赋学论文,从裁、轴、气、情、神五个方面来探讨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绪言》辑录历代的赋论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分成五个部分来加以编排,藉以表达著者的赋学思想;《列传》专门辑录历代赋家的传记资料,内容丰富,颇便读者;正篇与外篇选录先秦至明代的著名赋作,兼及七体、颂体、楚辞体,偶作评点,颇有识见。在明代未年的学术著作中,《赋略》对赋文学进行了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其编纂体例及学术观点都值得后人借鉴。     

欧美赋学研究概观

在西方学术界,早期研究赋学的多是欧洲的学者,包括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他们早在19世纪中期便开始研究了,其研究多是从翻译着手。欧洲学者最感兴趣的是《楚辞》,一般认为这是屈原创作的诗歌。奥地利学者费之迈是最早将中国的赋翻译成德文的学者。此后翻译中国辞赋的欧洲学者有法国的汉学家德理文侯爵、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等。翟理斯的《中国文学作品选珍》选译的诗文从最早的文学作品到清代的作品,收录了许多辞赋。20世纪初年,有多位欧洲学者开始专注于中国辞赋的研究,其中较知名的有卫利、叶乃度、赞克等。在美国学者中,较早研究辞赋的是卫德明和海陶玮教授,目前的领军人物是康达维教授。     

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的对象与分期

所谓赋学批评，主要包括有关赋的理论表述，同时也包括赋的创作实践所呈现出的审美流向。对二者进行系统的描述与阐释，是赋学批评史的任务。 与诗相比，赋是一种产生晚而成熟早的文体，它“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兴起于战国，大盛于两汉，并成为一代之文学，至魏晋南北朝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时人的心目中，其地位甚至要高于诗。表现在辞赋创作上，因作赋而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者，更是不乏其例。因而，这一时期，探讨赋的产生源流、总结赋的创作经验、梳理赋的发展演变、确立赋的价值地位以及分析赋的声韵、对偶、用典、造句等…     

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

西汉赋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曾遭遇“作赋乃俳,见视如倡”的伦理危机.《两都赋》的出现,不仅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点,高标诗为赋源,诗赋同用,从理论上为赋体正名,同时也以成功的创作实践解决了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现实问题,确立了崭新的创作立场、原则与方法,为东汉后期辞赋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宋赋地位论略

<正> 一赋就在它彬彬大盛的时期,枚皋的“自悔类倡”,已让人从中感受到几分秋的凉意。百年之后,扬雄的“悔其少作”,更让人从赋的方兴未艾中,看到了它内在的危机。表面看来,枚皋与杨雄的心理失落并不一致。枚皋参照当时备受重用的经学家和政治家而自觉类倡;扬雄参照“立德”兼“立言”的圣人而自惭形秽。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无法摆脱角色意识的困扰。古代文人的生存价值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中,最富于诱惑性和现实性的是入仕以立事功,枚皋“不得比严助等为尊官”的叹息,实缘此而发。扬雄却不同。他到了后期,突发异想,要追踪“立德”兼“立言”的圣人。他仿《论语》作《法言》,仿《老子》作《太玄》,辞赋自然被他视作童子的雕虫篆刻。显然,枚皋与扬雄从各自的角色意识出发,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辞赋并非文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到了东汉的班固,赋的尴尬处境愈益突出。当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时候,他是一个为赋辩护的文学家;当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讽谕之义”的时候,他是一个服膺于官方的文章家和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