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研究的转向——评陈立旭《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

随着英国文化研究传入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转向问题,已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注意.陈立旭教授新近出版的<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梳理、剖析英国文化研究重要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大众文化的理论专著,被誉为国内近年来少见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力作.这部专著围绕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这一轴心,全方位地展示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研究转向的绚丽画卷,不仅使得国内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也处处显示出了作者竭力要为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健康发展指明方向的价值诉求.     

积极性的大众文化理论--文化研究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评析(上)

文化研究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以双重理论范式把握和切入大众文化的双重结构,即积极性的大众文化理论和批判性的大众媒介理论。这两种理论范式对以往经典的单一性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既有继承也有超越。它对大众文化理论的探索和建构使大众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范式之一的积极性的大众文化理论采取与悲观主义和精英主义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立场,从平民主义和大众立场出发,发掘民间社会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反应,发现大众参与和对话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从微观和差异层面来探索其中的权力关系,从而彰显了作为反权力话语的文化研究的本质特征。     

关于增强文化自觉认知和引导大众文化的思考

文化自觉是对所处文化具有自知之明,即认识和理解自身的文化。大众文化则是文化自觉所要研究的对象,是公众所接触到的文化形式。对大众文化的文化自觉就是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和反思。从哪些角度来认识大众文化,又如何反思大众文化是文化自觉发挥实践作用必须解决的问题。寻求对大众文化进行文化自觉的方法和途径,运用文化自觉成果引导和塑造健康的大众文化氛围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强化与异化:因特网对大众文化的影响

因特网具有天然的亲大众文化的品格,其大众化、商业化和通俗化的特征构成了与大众文化联盟的基础。因特网对大众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于强化了大众文化的既有特征,同时也催生了一些崭新品质。大众文化因此而声势壮大,形成了与主流文化、高雅文化的对话姿态甚至侵袭之势。因特网与大众文化的合流加强了当代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同时为社会环境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大众文化的本质、作用与建设策略

中国与西方大众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的根本不同,决定了我们有必要根据中国国情对大众文化进行探讨。西方语境中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市民文化,中国的大众文化不仅具有受众的大众性,而且是一种通俗文化、实用文化。大众文化在本质上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为: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升大众文化的人文含量,使大众文化建设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析大众文化的特点、负面效应及其对策

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流动性、普及性与承载性等特点，它的兴起与传播已带来了较大的负面效应，造成了忽视文化的社会效益，排挤高雅文化，冲击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模塑大众，使大众文化品位逐步走向低俗化和单调化。对大众文化必须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坚持“重在建设”的方针，在坚持文化的领导权的前提下，大力加强文化法制建设，进行文化产业结构调整，使大众文化朝着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前进。     

论大众文化批判的当代意义及其历史局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一方面揭示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化、齐一化、欺骗性,以及它削弱了文化的自由超越的创造性、使艺术的本质丧失殆尽、使艺术的超越维度消解等特性,显示出这一理论的当代意义;另一方面又暴露出这种理论转移了批判的对象,忽略了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缺少对文化的承载者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把文化简单地分为高雅和粗俗等历史局限。     

过度与浅白:创造大众文化的资源——费斯克关于大众文本特征的另一种视野

费斯克以研究大众文化而著称.传统批评家往往因大众文本具有浅白、过度、煽情等特征,就对之加以贬斥和藐视.费斯克对大众文本的分析,反传统批评家之道而行之,即从后者所"忽略"或"诟病"的东西出发,重新评估文本中那些被"斥责的"、被视为"粗俗"东西的价值,并发现"文本中吸引大众认可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正是基于这种研究思路,费斯克对大众文本的特性进行了分析,从而反转了传统批评家的负面评价.费斯克关于大众文本"过度与浅白"特性分析,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超越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本文介绍了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ＪｏｈｎＦｉｓｋｅ）的大众文化理论。针对在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兰克福学派消极悲观的大众文化理论,费斯克力图提出并阐述一种积极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发掘大众文化的反抗可能性。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并非体现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产品,而是大众对于文化产品的接受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以一种积极的、为我所用的方式理解文化工业的产品,在“他人”提纲的产品中创造自己的意义。大众的这种积极性与创造性虽然不是激进革命式的,但又是无所不在的,它时刻地在侵蚀着统治意识形态。这是一种与激进的社会革命不同的“微观政治行为”,它也是当今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惟一可能的进步政治形式     

面对新的文化境遇:理性的审视与回应

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国文化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其中大众文化和网络文化作为新兴的文化形态,成为人们新的文化境遇.对它们进行理性的审视与回应,就是认识这两种文化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针对它们的负面效应,对大众文化应导入教化、价值、意义、审美等文化因素,对网络文化则应导入人文关怀以防止技术理性的片面统治.     

A “Symptomatic Reading” of the Mass Culture Critiqu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 critique of mass culture is a core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Entering China in the early 1990s, this critique enjoyed an initial but brief acclaim. As an over-reac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stemming from painful historical memories, it tended to impede the impartial assessment of mass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industry, resulting in obvious theoretical blind spots and gaps and making a “symptomatic reading” necessary. Today,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que of mass culture is still of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s an intellectual resource and historical reference, but it warrants further scrutiny when used to analyze practical issues. Given the burgeoning of mass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presently under way in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we should rise above previous intellectual limitations and theoretical misunderstandings to give due weight and active encouragement to the positive energy of mass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pattern, and must orient itself toward China and the contemporary era, and particularly toward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current period of transition. The academic counterpart of this is a three-dimensional platform consisting of level of thought, value concept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大众文化的道德自觉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中国文化转型,使大众文化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霸权”,但大众文化表现出的物质性膨胀、消费异化及感性肤浅等特征与作为“类”的文化的精神性和理性追求及人格塑造功能背道而驰。大众文化应深刻反思其对于人的精神境界和存在意义的忽视以及对“神圣”所表现出的轻慢态度,并承担起自身的伦理教化使命,回归其伦理本质。     

对大众文化全球化发展态势中的文化霸权问题研究

大众文化全球化已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趋势,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也带来了西方大众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强势输入。在这种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和被动处境我们要有客观的判断,在文化交流中既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又不能因此走向极端,完全否定一切西方思想文化。应呼唤理性与宽容,倡导对话与相互尊重,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文化矛盾与冲突,这样才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推动中国大众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大众文化、现代传媒与社会责任

借助现代化传媒,当代大众文化及其产品对广大受众精神世界的影响既有积极层面的内容,也存在诸多消极影响。面对大众文化媚俗倾向,学理层面和文化层面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但更重要者还在于,大众文化及其产品经营者、制造者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责任意识。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同时,意识到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使大众文化及其产品凸显更多的文化价值意义。     

怀特海过程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怀特海在其主要著作《过程与实在》中提出了一个开放的、能动的、创造的无限宇宙观 ,其中根本的东西是过程和事件。怀特海有关创造性的、综合的和相关性的教育理论是其哲学宇宙观的应用。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美学思想中表现出的运动、生命和发展主题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息息相关。怀特海的整合学说对当今全球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展开逻辑

马克思是否具有文化哲学思想,这是一个备受学界关注的问题.文章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频繁地使用"文化"概念,也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化理论,但是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贯穿着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实际上是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的逻辑;只有抓住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内在的文化哲学的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意义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     

从长安到济州:社交群落、区域文化转换与王维诗歌创作

王维乃一代"天下文宗",他诗名的获得与长安这一诗坛中心有密切关系。考察王维的社交群落,早期的岐王府活动使他获得了宫廷文学的熏染,如审美趣味的浸染、艺术技巧的养成,这是被宫廷文化同化的过程。稍后加入的张九龄文人群,成员皆与京城文化圈联系密切,但又自成一体,构成一个小型创作团体。一些有别于传统宫廷文学的新因素,如题材选择、情感倾向,通过唱和等社交活动在交际圈子中扩散开来,这种共鸣和回响形成了新的文学现象。文化区转移对诗人创作的演进影响极大,王维从强势文化区长安进入弱势文化区济州后产生的一系列创作突变逐渐内化为个人化的写作范式,与早期宫廷诗歌训练的技术融合,上升为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审美范式。     

对当代大众文化及其研究的审美伦理思考

当代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在我们的现代化-现代性进程中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复杂性,成为我们目前文化建设事业中一个引人关注和讨论的理论热点。从审美伦理的立场和视线对大众文化的性质给予肯定,也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理论界的相关研究进行反思。     

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