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的可预测性与司法公信力

任何社会中司法权威的确立,总是要以良好的司法公信力为前提。司法公信力是民众对公正司法的一种内心确信和普遍感知,判决的可预测性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社会基础。在现代开放社会中,司法尤其是法院在应对充满太多不确定性的社会情境当中,努力通过增强判决的可预测性来提升司法的公信力,无疑是从社会的"可感知"层面来建构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在判决可预测性要求的背后,意味着社会在"可感知"层面对公正司法的信任,以及社会在"行为可预测"层面对法治秩序的信仰。     

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对策分析

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权凭借自身的信用而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是一种具有信用和信任双重维度的共性力量。当前,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原因较多,因而,通过保证公正司法来提高司法公信力,需要从完善司法公开制度、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加强司法宣传工作、重视发挥律师作用等四个方面着手。     

转型时期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内在张力”

解决纠纷是法院所承担的基本司法职能,"严格司法"和"对权利有效救济"是建构司法公信力的两条基本实践路径。在转型时期,两者各自面对的相关困境和两者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张力,恰恰构成了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内在困境"和"内在张力"。无论是主张法院应该"严格司法",还是主张法院应该"对权利有效救济",就努力克服当前"判决易变性"和"司法非终局性"这一制约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关键性要素而言,无疑是法院需要努力的变革方向。     

司法权威的结构解析

从法律规则运作的层面看 ,司法权威的结构主要是规则、司法主体和司法裁判等权威环节组成的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司法权威的结构性集中体现为法律规则及原则的权威由应然到实然的转化过程。其中程序权威、解释权威既是联结法律规则权威和司法判决权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又是司法主体和司法判决权威的表现形式 ;而程序权威又与裁判者的中立性和当事人的平等诉讼地位密切关联。应该按照司法权威的结构性要素改造我国的整体诉讼结构。     

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三个命题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的<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09)>(以下简称报告)于2010年2月1日在北京公布.这份报告的三个特征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文本中心性.这份报告的基础内容是2009年中共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司法改革的规范性文本.     

论湘鄂西土司司法自治与土家族家族司法的确立

处在武陵地区的湘鄂西土家族,在唐末以来至清朝改土归流前的七、八百年问实际处在土司统治时期,土司主们在自己的领地里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民间一切的诉讼案件,都只听凭土司主一语判断,土司主就代表着法律并随时可行使司法权力,因此在司法方面也处于一种相对自治状态.土司体制运转了数百年,到后来弊病日显,矛盾也越来越多,这些矛盾导致了土司制度的灭亡.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使得土家族家族司法得以确立.这种家族司法在维护本家本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充当官府治理地方的辅助工具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它包含着的朴素的民主公平的家族司法理念,在历史上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国家法律统一规范的前提下,我们应对传统的家法族规吸取其中有益的精华,扬弃其中的糟粕.经过"传统的再改造",实现土家族家族司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价值转换.     

论司法公信力的民事诉讼制度保障——以《民诉法》的修改及其解释为中心

基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考,我国《民诉法》在程序规则供给方面严重不足,且受程序运行者中心主义的影响,其在控制、规范权力行使与解决纠纷、保护权益方面也不尽如人意.本次《民诉法》修改主要针对审判程序进行完善,从诚实信用原则、程序分化、诉讼契约化、权力运行规范化以及保障当事人起诉权利等方面从微观上完善立法,但仍然过于模糊或者有失偏妥,需要通过解释论上的努力予以细化或尽量纠正.此外,尚需制定《强制执行法》,并在《民诉法》未来修改时贯彻程序利用者中心主义,遵循调审分离原则,充分考虑中国现实司法环境及其群众基础,并强化人大司法监督职能.     

司法国情的考量与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以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变迁为视角

多年来的民事审判实践证明,脱离基本司法国情而从抽象公平正义角度行使审判权,大多不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有时甚至导致负面评价。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如何理性地对待现实国情下的民众需求,依法妥当地作出裁判,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影响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因素分析

刑事司法应当积极追求社会公众的认同,以保障刑事司法社会控制功能效果的最大化。在实现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过程中,刑事司法的权威、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赖程度和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问题,都会对刑事司法能否获得公众认同以及认同的程度产生重大影响。     

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冲突及司法规制

在民主选举、基层管理之外,新时期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还应关注农民的利益诉求和权利保障.当代中国农村权利体系的不断发展是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一个亟须关注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领域.同时,法治话语下村民自治的权利冲突现象也需要一种理性、审慎的法律力量予以纤解.从新农村建设的长期目标来看,乡村治理的司法救济体系应在程序选择上予以修正.     

自治与监督——司法权威的宪法建构机理

司法权威在本质上是一个宪法问题。中国宪法第126条即司法独立条款为司法权威的建构提供了宪法基础。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划定司法权与立法权、司法权与言论自由的边界,从而实现司法自治与外在监督的平衡。在自治与监督之间,应该确立自治优位于监督的原则目标,而这一目标定位的逻辑前提是:司法权威的建构根本地内在于司法自身的强大。     

试论我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及其规范

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进行有效控制,是关系到司法监督与仲裁自治保持平衡的重要问题。通过对现行有关法律规范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人民法院可以对仲裁裁决进行程序性审查、有限实体性审查和公益审查。作为分析样本的重庆地区355个相关案例,反映出实践中司法权对仲裁裁决的审查存在着实体审查不当、当事人面临举证和权利救济困境、司法审查事由立法科学性不足等弊端。为进一步释放仲裁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改革中的活力,提升仲裁公信力,我国司法审查权应当对仲裁裁决保持谦抑,摒弃现行实体审查之规定,建立科学合理的仲裁裁决有限司法审查规范体系。     

论网络传媒公信力

网络媒介具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形象生动、双向交流、传播个性化等优势,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大影响力而成为"第四媒体".随着我国网络媒介的蓬勃发展和竞争的不断加剧.网络传媒公信力不强主要表现为新闻传播的失实、传播有害信息、犯罪现象难以杜绝、网络纠纷问题大量存在.其成因在于:忽视媒体公信力的培养,个人传播者的潜在危险影响,缺乏政策法规的规范和监管.鉴于此,提升网络传媒公信力应采取的举措为:完善法律法规,以此为提升网络传媒公信力的保障;加强网络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教育,增强其社会责任感;提升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增强其维护网上新闻传播秩序的自觉性.     

试论媒体的诚信度和公信力

诚信是一个社会维系人与人之间正常往来的粘合剂。对于传媒而言,诚信则是获得受众的信任,并因此而拥有深厚的生存土壤的前提条件,也是取得社会公信力的前提。一段时间以来,对传媒的诚信度和公信力,受众颇有微词。对于现代传媒来说,有了公信力便意味着有了受众,也就有了市场。因此,如果能保持公信力的长盛不衰,传媒的发展也就会长盛不衰。从这个意义说,现代传媒的竞争也就是公信力的竞争,现代传媒必须重视公信力的建设。     

行政公信力研究

行政公信力是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的统一,具有重树政府形象、建立新的行政权力模式、和谐公众与政府公共关系的价值。然而关于行政公信力,理论界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读。行政公信力作为一种行为状态,反映的是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双向信任关系。具体范畴包括:作为严格执行力的行政公信力、作为严格确定力的行政公信力、作为严格信守力的行政公信力和作为严格承诺力的行政公信力。     

最高人民法院如何改革司法

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不仅是最高审判机关,同时也是法院系统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承担着指导全国法院系统司法改革的职能.本文的切入点是,从最高院自身职能定位来讨论司法改革.这里的基本预设是认为,最高院自身职能的调整不仅是为全国法院改革做示范,同时也具有牵动效用,其职能的调整带动地方各级法院职能的转变,从而推动全国司法改革的进程.     

强势话语中的宪法权威——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困境

从世界各国法律实践中来看,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必然,但是,中国的宪法司法化却是仅仅借助于政治强势语言。然而,宪法除了政治涵义之外,更具有法律的内涵,而中国的宪法司法化却忽略了宪法具有“法”的一面,形成了一种“强势语言范式”,但这种语言范式的转变却是十分艰难的。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浅析

慈善组织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础,公信力则是每个慈善组织的生命力。提升公信力不仅是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前提,而且是其健康发展的需要。结合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标准,文章分析了造成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并就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措施进行了探讨。     

依法行政与政府公信力提升探究

在法治社会,规则之所以能够得到遵守,靠的就是平等适用、一体遵行。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加强对政府的社会事务管理,维护人民权益,提升民族对政府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是一直以来困扰政府的突出问题。依法行政,是树立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最重要渠道,更是法治提升和维护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保障,法治基础越坚实,政府公信力提升的空间就越大。要加快建设政府依法行政,为政府公信力保驾护航。     

司法改革在走回头路吗?

最近几年,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存在着一种悲观的论调,即"中国的司法改革在走回头路".这种论调主要基于三大现象:一是2007年底,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提出"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并将其作为党在新时期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