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包括以下内容:“大一统”的地理观—天下观,“大一统”的政治观—政治一统,“大一统”的思想观—思想一统和“大一统”的民族观—华夷一统.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根植于中国各民族的心灵深处,得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一致赞同,形成了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思想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始终存在于历史上各种类型的王朝之中,这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一统”的中国是古代各族人们认同的主要目标.     

荀悦的历史动力观——兼论其"大一统"史观

荀悦的历史动力观带有浓厚的二元折衷主义倾向,一面在宣扬天命观,一面又在说人事可以致功,总体来看,荀悦强调以天命为主,其次为人事。荀悦在讲历史发展变化时,还注意到了经济因素对兴衰治乱的重大影响,深刻体会到了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要性。在荀悦的"大一统"历史观中,政治一统是核心;其它两个层面实质上是政治一统在特定领域的进一步延伸,文化一统是政治一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反映,而民族一统是政治一统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体现。三个层面以政治一统为纽带,联结成为一个严谨、缜密的有机体。     

试论元末汉族士大夫的民族认同意识

在元代,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民族关系的演变,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意识也发生着变化。元初,受政治环境和民族关系之影响,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空前浓烈。降及元末,族群等级差异虽依旧存在,但汉族士大夫的"夷夏"观念和不满蒙元统治的抵触情绪却逐渐淡薄,并对蒙古民族的文化、一统政权及民族成员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意识。这种意识与元朝"汉化"政策的持续推行、空前的"大一统"局面、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等密不可分,它进而又推动了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十八世纪不列颠民族认同及启示

18世纪不列颠民族认同由文化认同、宗教认同、政治认同、地域认同四方面构成。在文化认同上,不列颠人思索探寻与新政治实体相匹配的不列颠认同,其对基于"普世价值"之上的"自由"的诉求建构了集体身份认同;在宗教认同上,新教信仰在造就不列颠民族认同思想基础的同时却又让位于贸易的发展;在政治认同上,不列颠人对帝国的感情和归属感消融于其文化、宗教认同之中,以本土化和民族化爱国主义表现出来;在地域认同上,贸易帝国为地域帝国提供了原动力,广袤无垠的帝国本身也建构了广泛的认同。由此对现在仍然困扰世界的民族主义问题带来了诸多启示。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是学术上值得探讨的问题.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传统史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发达的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华夏文化中系统的礼制伦理文化和"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核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史学凸现为民族融合的先导和最稳定因素,这源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仿从汉族政权的官方记史、修史体制,从而导致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以及祖先血脉的认同,构成持久的民族凝聚力.隋唐以后直至清朝,传统史学始终发挥着这种凝聚力量.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引导了历史.     

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并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与中华文化渐渐以清晰的"自我形象"屹立于世界的过程:"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涵括了境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形成了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并据此区分"我中国人"与"他族"、外国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身份"上,形成了对自己所属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并形成了以"中华"作为新政治共同体之名号的共识;"文化身份"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日趋清晰、日益强化,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民族精神"与"文化中国"等概念."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传统体现于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意识中,三种认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     

试析先秦“大一统”民族观

本文认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大一统”民族观的内涵涉及华夷结构、华夷尊卑观念、以华变夷观念和华夷一统观念。虽然它在客观上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灭,但也有诸多弊端:“大一统”民族观的主旨是汉族文化优越论;其思想是以中国为世界中心,受地理环境制约的一个封闭系统;实质是一种民族中心主义;这种观念长期深存于中国人的思想之中,造成不利影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民族政策是功利性的,同化性的,因而是短视的。     

周秦的社会变迁、思想调适与中国传统社会

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社会形态未发生根本质变的传统社会.周秦之间的社会变动,只是夏商时代部落方国相对自治的社会格局因西周"封建诸侯"的殖民统治、民族融合、文化同化,而被整合成一个民族与文化共同体的结果;而"独尊儒术",则是在大一统格局形成过程中思想调适的最终产物.然而,这是一个只有社会静力学设计、缺乏动力学认识的文化系统,它在"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的支配下走向僵化,终于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     

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孔子撰《春秋》,书“王正月”,经《公羊传》发挥为“大一统”之说,至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形成了完整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经汉儒“包装”,大一统又被奉为“正统”,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无不以“正统”思想为指导,实践其政治一统的理想,使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大一统思想又是凝聚华厦民族的精神支柱、现代集体主义思想和国家统一意识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历史上纳西族中国认同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历史上各边疆民族群体认同中国的方式多种多样,程度有高有低,进程有快有慢,但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和中国“大一统”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上纳西族以自己所处地缘上的连接优势,以自身的方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和中国“大一统”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总结其中国认同具体的发生发展过程,对今天祖国的统一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很有意义。     

论法家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由儒家最早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却不是儒家所独有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多学派都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其中的法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

本文对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家对民族国家认同的观点作了历史的评述。文章认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文化事件之一,是传统中华文明帝国的瓦解,中国面临着共同体认同的危机,即存在着是政治认同还是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文章认为,在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并非没有结合的可能。现代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     

认同危机与思想政治教育自觉

思想政治教育在当下遭遇的"认同危机"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研究缘起。这一"认同危机"具体表现为: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引发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空场";理论研究脱离社会现实,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生态断裂";外部投入与内在认同形成反差,思想政治教育陷入"自信危机"。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思想政治教学者、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下同)对思想政治教育所体现出的学科特质、学术品位与实践特色的自觉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自觉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知自觉、主体性自觉以及文化传承自觉。培养思想政治教育自觉的路径主要包括:树立"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业"的职业伦理观;寻求有效的问题意识以书写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国故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研究取向,以"彻底"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说服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化建设,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性。     

《孟子》中的“大一统”思想探析

孟子主张用王道政治统一和治理天下,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服人和施行仁政,即由内在的仁义出发,由内而外地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路径,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和天下大治的目的。推行王道政治还要善于教导民众,让民众懂得孝悌忠信等的道理,孟子强调指出用中原华夏文明教化和改造四邻少数民族,进而实现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上的"大一统",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大一统"主要是指"文一统"而非"武一统"。孟子还主张在"大一统"社会内部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又提出了融洽社会关系的"君民同乐"思想,用以调和因社会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孟子所设想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和美好图景,成为人们修正现实政治的理想坐标系。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时代挑战与教育应答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所属国家的一种认知、肯定、接纳,以寻求公民间的"我们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当代,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受到族群认同、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想的挑战,呈现出开放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国家公民"。这是当代国家公民身份的新定位。适应国家公民身份的这一定位,公民教育需要同时进行政治认同教育、文化认同教育和全球认同教育。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爱国与忠君思想在分裂割据和大一统时代的文化意义——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

古代中国的农耕个体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是形成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基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过短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因分裂而出现的"国"只能是中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而非主权国。这些"国"都有着共同的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其爱国思想属于中国爱国思想文化传统。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是古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质,而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屈原和杜甫分别是分裂割据时期和大一统时代爱国与忠君思想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爱国与忠君思想文化传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文化同一性的危机与中亚民族主义的认同困境

文化的同一性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作保障,没有平等的公共文化、共享的权利、自由和资源等现代因子的注入,以一元化民族历史文化为诉求的民族认同不免会诱发民族主义的偏狭与自私,而单一的政治文化所导向的国家认同也终究会走向裂变。当下中亚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正反映了原有的“苏联公民”的政治文化认同瓦解后,民族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均无力回应国家现代化要求的困境。对多民族的中亚各国来说,建构以公共善优先为价值规范的国家认同不失为民族主义的理性选择。     

全球化对中国人民族认同的价值分析

全球化是指世界上备民族以全球为空同展开的生存与发展的交往活动.广义的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于自己所处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和民族国家的认同.近代以来,全球化作为中国人生存的大地,显现着中国人的存在意义.全球化为现代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提供了自由主义视城、民族主义视域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视域等思想资源.全球化作为中国人的生存背景,对中国人民族认同产生积极的作用.全球化对中国人民族认同的价值有三:激发中国人向民族普遍性提升;激活中国人民族意识、权利意识,凸显中国本位;推动中国人民族认同逐步走向民族性和全球性相统一的成熟并且彰显中国人民族认同的生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