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

从人治与法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了人治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     

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

以法治国家为目标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突破 ,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明确了方向。法治区别于法制 ,在其内容、功能、实现条件等方面较法制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法治国家的建设是适应一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我国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其形成和实现过程中有着自身的特色。确立法治国家目标 ,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础上 ,为根本解决社会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在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过程中 ,从人治走向法治 ,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内容 ,要发掘和利用人治传统中的积极因素 ,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过渡。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始终必须处理好推进法治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法治建设也是一个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要处理好法制的统一性和法律实施多样性的关系 ,处理好学习、借鉴外国法治经验和坚持我国特色法治道路的关系。     

乡土社会及其法治现代化之路

乡土社会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中西法律文化矛盾冲突最为剧烈的地带.从乡土社会法治实践经验看,中国社会法治之路必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从根本上摒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治因素,吸收、借鉴西方先进的法治文化;另一方面,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利基础,建设合乎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历史与现实的呼唤——论邓小平对树立法律权威重要性的阐述

树立法律权威是任何国家建立法治社会必备的基本要求。邓小平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两个方面深入地阐述了树立法律权威的重要性。这为我们党和国家走依法治国之路、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法”并治论

本文论证了中国古代“德法”并治方略的产生、形成和基本内容,思考了“德法”并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认为“德法”并治的消极实质是人治,与现代的法治相对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应该清除传统法律文化即“德法”并治的消极影响,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制度创新和设计。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我国法治建设中法律信仰问题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途中 ,还必然存在着障碍和艰难险阻 ,其中法律信仰的匮乏是制约法治建设的非常重要的观念障碍。如何认识和克服这些前进道路中的障碍 ,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重任 ,是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关于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理性思考

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对人治具有天然的排拒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强烈呼唤法治,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法律确认,其发展又要法律引导,市场行为还需要法律规范、调整和维护。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实现市场经济法治的基础,而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应当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各个法律部门所组成的有机集合体。它是一个以调整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社会关系为对象,以宪法为核心,以民法为基础,以商法和经济法为两大支柱的市场经济法为主干,以相关社会法和程序法为补充的有机统一整体。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试论法与政策的关系及其重要意义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划分清楚国家法律与共产党政策的正确关系,对于克服把国家法律与共产党的政策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和简单等同的错误倾向,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国家法律权威,消除“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人治现象,保障依法治国的顺利实施,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伟大历史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本文通过历史的考察提出，这次会议不仅推动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也是我国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伟大历史转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正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向前进。     

依法治国与道德建设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社会现状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来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候，应当同步考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寻找法律和道德的和谐，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法治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政治文化的创新,"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与发展.     

当代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新思考

建设法治国家也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但考察我们的法治进程可以看到,这种所谓共识只是表面的,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可谓举步维艰。当代中国推进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经济基础薄弱,建立法治起点偏低;几千年人治历史影响根深蒂固;社会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让各阶层对我国推进法治的坚定决心心存疑虑;法律体系自身建设问题较多,宪法的权威远未确定;法治教育与法律普及工作从内容到形式尚停留在初级阶段等。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我见

剖析了法治的科学内涵。指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准确把握依法治国的含义 ,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增强全体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重视法治的制度性条件建设     

试论近代以来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沿革

近代以来中国“法治”思想经历了由传统“法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宣布告别人治的历史，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家国”已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江泽民法治思想初探

江泽民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出发,继承与发展邓小平法治思想,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江泽民法治思想的核心和最高成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法治思想的具体内容包括加强立法、依法行政、司法改革、普法教育、发展法律服务业.     

新常态下的法治与人治之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法治与人治同属于国家治理方式,两者在治理的理念、效果和地位上有本质区别。但新常态下的法治并不完全排除人治,人的作用不可低估。党的领导绝非人治,它不仅没有削弱法治,而且使社会主义法治更加稳健和昭彰。     

江泽民法治思想探析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历史选择.江泽民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出发,在继承与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江泽民法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江泽民法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我国实现法治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