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

明清两代政府都致力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建设,并力图把社会基层的管理也纳入到整个政治管理体系中。乡约本是宋代士大夫倡导的加强基层社会道德建设的民间组织形式,到明代朱元璋所创设的老人制度敝坏之后,乡约又获重新提倡。清朝政府继续推行乡约,并赋予乡约更多的权力和义务。在乡约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性是一贯的,但与官府的关系呈现出日益密切的倾向。乡约的职能主要是思想道德的教化,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乃至不同乡约的具体职能有所差异,职能的变化可以映现基层社会的运行状况。     

宋代乡约的推行状况

宋代乡约是明清乡约的源头和榜样,但却未像后者一样成为乡里的重要组织,原因是它属于纯由士绅自主发起的民间组织,既强调民众本着自愿原则入约,又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推行乡里教化,在宽猛难于适当的两难困境下,往往偏于严格约束因而导致成员认同度下降.乡约最终只限于吕大钧、阳枋、胡泳、程永奇、潘柄等少数几位理学家推行,意味着在没有国家力量的参与下,它只是理学家们的一种道德理想模式.     

乡约缘起与演进中的话语实践

乡约作为民间治理的话语实践,是各种权力在规范乡间秩序时的一种再生产。随着朝代更迭,乡约也在不断演进,乡约发起者由士绅逐渐过渡为官员,乡民参与由自发变为强制。循着福柯"话语—权力"和"权力—规训"的路径对乡约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乡约内容自儒家伦理转为皇帝圣谕,体现了乡间治理话语权由绅权向皇权的转移,乡约由最初的民间自治组织最终沦为官方执役工具;拥有权力合法性的皇权在对乡民意识形态建构时,也从道德教化转向了对乡民的权力规训。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略论清代乡约领导保甲的体制

清代乡约的组织有下辖保甲和按保设置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乡约都普遍对保甲具有领导作用。清代实行乡约领导保甲体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乡绅地主参与乡政的要求,防止保甲组织的弊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但在施行过程中,由于乡约的教化职能逐渐弱化,乡约执事的地位逐渐降低,并成为害民之役,致使这一体制后来在许多地方逐渐被乡约与保甲互不统属的体制所取代。     

试论杨增新时期新疆乡约的特点

乡约是清末建省至民国年间新疆基层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杨增新治新时期新疆乡约发展至极盛。其特点是：乡约在基层社会中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地方官对乡约的依赖性强，政府从多方面加强了对乡约的管理和控制，乡约保有养廉地，乡约具有非社会教化职能。     

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乡约是传统社会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乡约最初形成于中国,后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传统中国的乡约有其时空性、价值性和法律性。乡约不是国法,但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法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造链中的重要一环,其内贯一极二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文化原理,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理念相契合。近代以来,乡约总体上呈现出消解的趋势,但至今仍有各种流变形式,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必有益于中国类型法治社会的建立。     

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

镇江因长江、运河之利,商业向来发达.明清时期,镇江地处江南两大经济中心--苏杭和南京之间,商业发展受到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的辐射和影响,镇江发展成为"舟车络绎之冲,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的区域中心市场.中转贸易、米粮业、丝绸业、木材业和水上客运业是明清时镇江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区域中心市场,明清时期的镇江商业在江南商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中转贸易的特殊性、本地商品生产水平和手工业水平的限制,与苏杭、南京等商品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相比,镇江商业水平逊色不少,影响了近现代镇江商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西安城郊市镇分布与形态的初步研究

在相关史志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明清西安城郊市镇的数量变化以及市镇的空间分布与形态特征。分析指出,城郊市镇是明清西安城商贸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安城的商贸功能起到了补充之功,有力地促进了西安城作为西北商贸重镇的城市地位。     

明清时期“占籍”的嬗变

"占籍"一词,经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文学著作及历史著作中。现代的许多学者认为"占籍"的词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入籍",指的是"外地迁至新地,成为有户籍的当地居民"。事实上在明代初期,"占籍"是明代赋役黄册制度的一部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到清代初期,"占籍"已经作为一种户籍管理制度,并且广泛地运用到了对流移人口的管理。而这一演变过程是在明清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完成的。     

略论明清时期诗文别集

明清两代,文化高度繁荣,诗文别集大量刊行,相关研究表明,明清诗文别集总数达数万种。诗文别集的繁盛,源于明清两代都非常重视科举、教育,科举、教育进而造就了众多的诗文作家和诗文别集。今天,经过几百年自然、社会淘汰后劫后遗存的诗文别集,为我们深入研究明清社会和明清士人留下了最重要的第一手文献。在汗牛充栋的明清诗文别集中,择其要者,吸收和反映今人整理研究的成果,编写提要,可以较全面地呈现明清重要诗文别集的面貌、揭示其特色,为读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便利。     

明清佛山木版印刷初探

佛山木版印刷源于宋代,兴于明代,盛于清代。清初成为中国四大木版年画生产基地之一。从清代中叶起,佛山和广州、潮州一道,成为广东刻印书籍的三大中心,也是广东最重要的商业化木版印刷品集散地之一。在以往对佛山木版印刷研究基础上,发掘历史资料,考察访谈印刷遗迹和印刷艺人,对比分析木版印刷制品,可以发现,佛山木版印刷地位的形成,是和明清时期佛山对木版印刷的现实需求、良好的手工业环境和商业环境分不开的。     

明清陕北市镇初探

明清时期,在商品经济推动下,陕北地区形成了一大批较有特点的市镇,按其形成原因可划分为交通型市镇、军事型市镇、边界型市镇,据其经济层级又可区分为标准市镇、中心市镇和地方城市。战争平息之后,这些市镇的存在与兴衰,主要与地域经济有关。     

明清民俗小品略论

明清时期,笔记小说极其繁盛,而民俗小品成为其中异军突起的重要内容之一。明清民俗小品具有内容 丰富多彩、摇曳多姿;对民俗风情观照的审美化、艺术化、闲适化和世俗化;寓情于俗,托理于俗,寄评于俗以及艺 术特色鲜明,风格各异等明显特征,值得珍视。     

明清诗歌中的佛教圣地梵净山

明清以来围绕梵净山展开的诗歌创作十分兴盛,现存四百多首,诗歌作者主要包括入黔客籍文士,入黔官员,但主要以贵州当地的文人为主,此外还有佛门中的僧人。他们的诗歌中展现的梵净山是自然人文景致壮丽优美的圣地,是佛教信众参禅访道的圣地,是登山游客叩问心灵的圣地。     

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水是生命之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了水神信仰。明清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其水神信仰具有地区和历史之特点,主要表现为：参与者广泛,神灵体系完备,祈雨行为功利化,政治、道德色彩浓厚、具有地域特色等,既对前代有所继承、发展,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些无疑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明清徽州妇女对徽州商业的贡献

明清徽州地狭人稠,生存危机,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下,大批男子出外经商寻求生计,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徽商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徽州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起始阶段,她们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鼓励家人经商致富,并捐献妆奁,变卖田产,设法筹措扩充经商资本。在男性出外经商期间,徽州妇女辛苦持家,守身如玉,为其提供可靠的后方保障。她们还辛苦纺纱织布,采茶制茶,为徽商提供销往各地的日用商品。在特殊情况下,她们甚至走进市场,亲自经营,以维护家族商业的持续繁荣。明清徽州妇女对商业活动的广泛参与,在促成徽州商业总体辉煌的同时,也为女性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