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媒介化”公共领域的嬗变

一种主流媒介的转变会导致社会公众话语结构的改变。文章对不同时期＂新媒介＂技术对公共领域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性探讨。从印刷媒介时代被启蒙的大众到电子媒介时代的孤独的人群,再到网络媒介时代夜总会的狂欢者和受幻象蛊惑者,人们沉溺于技术带来的快感,忽略对自身本质的关注,感性的冲动替代了理性的行动,人们丧失了公共领域的理性自我。公共领域被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为技术至上论。技术不能替代人性中光辉固有的属性,公共领域的衰落只是技术异化人、降低人的尊严的一个表现。人其为人不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而是因为对自身尊严的维护,对他人友善的交流和对自然的崇敬。个体和技术的博弈将决定公共领域中的人是WIKI技术的主人还是仆人。     

大数据的传播学意义——基于媒介场理论的分析

针对大数据这一热点话题,目前的讨论集中于其在商业领域和公共管理的应用与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效应。而如果从"海量信息处理"这特质来看,大数据时代信息处理和传播方式的改变乃至信息本质、外延的重新定义,都直接并深刻影响着传播领域的结构、生态与运作。本文梳理了大数据技术主要特征,进而根据布尔迪厄的媒介理论分析了它们在作用于媒介场时所产生的传播学意义,包括对传统传播方式、传播本质以及传播学理论和范式的冲击。由此讨论指向大数据技术带来的传播领域的变革所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并因此强调了大数据时代传播学研究探索跨学科思路的必要性。     

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基于手机媒介的分析框架

本文以手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对媒介发展格局、信息传播结构及社会公共领域的构建和影响.手机媒介的普及,不仅对社会的生产关系、信息资源和技术等重新分配,也涉及对原有传播格局的重构和社会话语权力的争夺.手机的普及与功能的完善,进一步提供平民大众与政府部门沟通联系的媒介渠道;而媒介在建立社会公共领域上的先导作用,必将拉动其他社会公共领域的逐步建立与完善.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两面性及网络秩序的合理构建——兼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启示

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迥异于西方国家的两面性特征,即一方面为广大网民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平台,通过公共舆论监督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的运作;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为网络暴力等侵权行为及不实或过激言论的滋长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参照,我们可以勘定造成中国网络公共领域之两面性的根源:它的积极向面源于公众、高效沟通媒介与公共舆论的基本形成;而消极向面则源于理性反思、深度交流和批判性建言的相对缺乏。要处理好这种两面性,建构国家、社会和个人间良性互动的网络公共领域,应做到:进一步完善作为网络公共领域培育基础的经济政治生态环境;切实加强政府对公共舆论的引导和管理;不断提高公众素质,树立积极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建立健全政府和网民的长效沟通机制,彰显网络公共领域批判功能的建设性维度。     

论威慑性传播对违法行为的影响——一个媒介传播学的视角

法治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法治推进过程中需要代价和成本.从经验层面看,加大对执法成本的投入,无疑会促进法律的执行力.现在,我们要努力的是,在维持或大致维持现有的执法成本的基础上,如何通过精心设计的媒介威慑性传播,使人们的信仰、态度和行为向着法律倡导的方向改变,并且,如果这些威慑性传播努力一旦取得成功,这些传播与说服关系的要素被发现,解开媒介传播与态度的改变之迷,进而通过社会普遍认可的方式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使之成为有利于社会的行为.     

媒介融合时代政府危机传播的转型

媒介融合带来了崭新的媒介景观,人类进入了一个有更多参与和互动的媒介环境.手机和互联网的融合,更便捷的个人信息传播平台出现,科技赋予大众简便低廉的传播工具参与到媒介内容的制作和传递,新闻生产的权力结构正逐渐地"去中心化".以"微博"为代表的融合媒体为全民报道、全民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支援,公民利用自媒体介入公共危机事件、参与公共事务、干预公共决策的热潮不断高涨.科技的进步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场传播手段的革命,其对整个社会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已经显现.     

局部性公共领域的扩展:Web2.0时代我国网络公共领域浅析

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公共领域往往使公共讨论流于形式,而网络媒体作为公共领域的新机制,特别是Web2.0媒体为公共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理想的论辩环境。有关热点事件的微博讨论展示出网络讨论的公共性、开放性、批判性和理性色彩,这表明我国网络公共领域已初具形态。相对传统的传媒公共领域而言,这一公共领域在地域空间和议题范围上都有所扩展。尽管如此,这一公共领域仍然是局部性的,它对于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推动作用仍然有限。     

媒介的公共产品转型与公民文化建构

人类生存于由自身创造的各种文化符号组成的虚拟世界中,媒介传播则是其中最为感性具象的符号体系,从而充当着人们获知外部世界的理想中介。通过互联网技术,媒介日益成为广泛参与的虚拟社区。因此,媒介具有作为社会公共领域或公共产品的先天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媒介变革实质上是媒介的公共产品化转型,具体地说,是由计划经济时代理论上的纯公共产品嬗变为市场经济时代事实上的准公共产品。这一转型使媒介有效地参与并促进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的健康发育。与媒介的进步相比,我国的媒介批评转型明显滞后,新型的媒介批评应当追随媒介转型的脚步,将媒介是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作为其最重要的尺度。     

网络公共领域的当下形态及其合理建构

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对历史现象的抽象和概括,有其基本的学理内涵和价值模型。网络媒介自由、平等、互动、公开、共享的信息传播属性为公共领域的网络化实现提供了理想的平台。但目前的网络媒介由于受到政治力量和商业资本的入侵以及公众理性的缺失等限制,呈现出一种“非完全式公共领域”的现实形态。理想的公共领域建构需要政府的制度性保障、网络公共媒介的建立以及公众理性和批判精神的回归。     

跨学科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

重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 ,是有志于批判性知识分子志业的文学工作者的紧迫使命 ,但学科专业化的结果已经使得研究文化现象的各学科 (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学、文化学、美学等 )之间产生严重隔阂 ,而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则导致专家 (比如专业文学研究者 )与公众的分离、文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与更广泛的社会公共领域的分离。本文力图要表明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领域 ,有助于打破文学研究和批评、尤其是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生产 ,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严重的分离 ,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文化研究的视野 ,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文化研究 ,是一个解放工程。文学批评家应当自觉地参与重大的文化价值问题的讨论 ,并把这种讨论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建构一种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对抗性公共领域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生产中的媒介角色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社会化过程是通过对文本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的规范或操控而实现的,媒介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易于被人们忽略。返观特定的时代语境,媒介是社会体系合法化的一种工具,它借助政治权威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生产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应。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媒介充当了中介角色,它拓宽了文本的传播面,但又往往屈从于社会政治的运作逻辑而不是文学、文化的运作逻辑。     

论博客社区中公共领域的理性缺失

政治宽松化、文化多元化、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孕育了脱离权力控制的人际交往空间和展开公开讨论的人际交往模式--博客社区.在大众传媒受权力机关把持、与利益集团合谋成为公共领域的颠覆力量之时,博客社区被视为建构公共领域的理想场所.但是,从公共领域的三个要素--主体、媒介、共识来考虑,会发现博客社区中公共领域的现实建构缺乏理性基础.     

关于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的思考

文学公共领域的充分发展是健全政治公共领域的前提, 解读中国近世政治演进的过程要从解读这一时期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状况入手。自明中叶以后, 中国近世的社会批判思潮和倡导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不断发展, 并通过明代的文社、清代的茶馆及书场、晚清的报刊等载体向社会民间传播, 这说明中国近世具备了萌生文学公共领域的条件。但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生存环境也使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批判性不足, 二是地域色彩浓厚, 三是独立性不强, 四是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型不深入。     

媒介融合时代下的媒介近用权:发展的困局与突破

媒体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的融合、传播媒体间的基础性融合、传播媒体外延性融合,昭示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在媒介融合时代,媒介近用权面临诸多发展的困局,如媒介社会责任感的式微、媒介公共领域的缺失、话语权缺失的群体被再度边缘化,而媒介融合对近用权的颠覆及微时代的媒介服务供给又使媒介近用权的发展得到了一定的突破。     

从媒介工具化到媒介社会化——微博的个体表达与社会影响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工具化媒介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介日益成为人们交流和表达的新渠道。微博等社会化媒介成为转型社会时期下一种新的社会团结的方式,补偿性地强化了人们对于网络虚拟社区的认同。同时微博作为一种新的民意表达方式,也成为一个新的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不仅可以畅通民意,还催生了"倒逼时政"的作用,为纾解社会压力和提高公民权等提供了新的契机。当然社会化的、无序的传播和表达方式既是微博兴起的原因,也是容易引发网络谣言和暴力的根源,微博实名制意在控制无序的表达,规范和理性是微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公共媒介 ,晚清印刷出版文化的空前繁荣促成了民间文化的繁盛 ,加剧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 ;同时 ,中国传统士大夫也随着传播媒介的商业化与工业化而逐渐转变为具有独立人格和价值观念的新式知识分子 ;而租界特殊的政治格局则为印刷出版文化提供了批判专制国家的舆论空间。由此 ,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所荷载的公共舆论呈现出独立性、公共性、批判性等特点 ,对这一时期上海公共领域的体制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鲍德里亚的大众媒介批判理论

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入地分析了现代媒介的实质,并对大众媒介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鲍德里亚指证了大众媒介通过编码规则和传播技术而构建了一个仿真的世界,从而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由媒介支配的社会.通过对作为媒介的广告和民意测验的具体分析,鲍德里亚进一步强调了大众媒介的自我指涉性质,以及由此而来的强制性体制.鲍德里亚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对媒介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对其实质和社会后果做出了具有哲学高度上的把握;而这一批判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把符号逻辑与生产逻辑割裂开来,因而在使符号体系独立化和神秘化的同时,弱化了从社会现实本身来对媒介社会作出批判的阐明.     

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非弱势发展研究

城乡二元式结构和社会阶层分化,使农村弱势群体在话语权分配模式中处于弱势地位。应发挥大众传媒社会公共平台传播职能,增强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感,以构建农村弱势群体媒介话语的表达空间,杜绝媒介传播领域在强势群体领域的极化;应通过对农村弱势群体受众进行旨在提高其参与媒介传播的素养的教育,以拓展其政治参与能力,并加快农村弱势群体"个体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媒介素养教育应以批判意识为指归

面向公众开展媒介素养教育,首要的是应培养公众批判性地解读媒体的素养,国外媒介素养教育崛起的历史过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体实行商业化运营,媒体成为独立的利益单元,媒体呈现不同阶层时心态发生分化,这些都显示着受众必须在面对媒体时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     

传播过程化:当代大众传播的范式转型

本文认为,随着当代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大众传播自身也发生了许多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其中,一种以传播过程化为表征的范式转型正在逐步形成,并开始重构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媒介景观,它缘起于当代大众传播实践之中,并不断地从传播技巧和策略的意义层面,穿越到传播结构和体制的意义层面,进而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了一系列曲折、复杂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