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守令图》与荣县《守令图》关系探原

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曾经编绘了一套高水平的全国地图《 守令图》，宋末即已失传，而１９６４年四川荣县发现的北宋宣和《守令图》碑刻，其底图来源 迄今不详。本文探讨了两者的关系，认为沈括《守令图》的传绘本就是宣和《守令图》的最 早底图，只要将宣和《守令图》作一定处理，一幅失传８００年的精品地图可望重现人间！     

从地图看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

17世纪初刊行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韩日三国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本文探究其原因,认为是由于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从三国的地图上见读,并做出具体分析。作者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对本题做了论述。结论是:在中国,牢固的传统"天下"观使利氏地图熔入明清地图的中华中心主义大统;在朝鲜,变异的"天下"观仍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大总",利氏地图传入较早却影响有限,而特殊的"天下图"得以产生和流传;在日本,利氏地图虽也遭到传统的"三国"观的拒斥,但实际上得到较为深广的"受容",后来其南瞻部洲图也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世界观念。     

汉画孝子图的史料价值与思想史意义

汉画孝子图突出庶民孝养之义,与当时官方表彰与史传所载的孝子孝行有同更有异。它们勾勒出东汉时期民间孝子图的传播轨迹,折射出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孝道的本质,反映出汉代一般社会的孝子观,揭示出汉代孝道思想相对多元的特色。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我国首次利用西方现代测绘方法绘制的中国地图。由于该图的绘制由欧洲传教士主持完成,它在欧洲各国广为流传,欧洲各国对清朝疆域的认识因此深受此图的影响。欧洲对清朝中国疆域的认识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把清朝的疆域一分为二,把其中明朝疆域部分认为是"中国",其他部分则不是"中国";其二,没有认识到,此后清朝的疆域仍然在发展变化中。产生第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康熙《皇舆全览图》的一个版本采取满文标注长城以北以及嘉峪关以西的地名,用汉字标注长城以南及嘉峪关以东的地名,西方传教士因此按照这个版本分别把满文、汉字标注的区域划分成"中国"和其他区域;二是受到当时西方地图中把长城当作"中国"北方边界的绘制习惯的影响。第二问题则因信息交流的受阻而致。康熙《皇舆全览图》完成时,新疆大部分地区还受准噶尔部落的控制,西藏地区未全部测绘,贵州及广西仍有部分"生苗区"游离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外,这些地区或依其他资料绘制,或留为空白;此后,雍正年间实行了改土归流,在"生苗区"设置了政区;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对新疆进行了多次测绘,编绘了范围更大的《乾隆十三排图》。但是乾隆时期的测绘成果,受自康熙末年开始的礼仪之争导致的中西交流中断的影响,没有及时传播至欧洲,国内则因为清初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禁锢,也使汉族知识分子有关长城之外的广大地区的地理知识长期停留在明末清初的认识层面上。     

《熙宁使虏图抄》出使线路图与部分馆驿考

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原书当有图有文,共二卷,后仅著录文字,而不及其图,故只有一卷。笔者根据《熙宁使虏图抄》文中描述,结合同时期北宋其他出使契丹官员有关其行程的语录,绘制了从宋境巨马河到辽境单于庭的出使路线图,并分别对辽中京道打造馆居民、会仙馆"大川"、中京城郭和上京道崇信馆、官窑馆、毡帐馆进行了重新考释。     

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载《明皇幸蜀图》考辨——附论《明皇幸蜀图》之内容与作者

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对《明皇幸蜀图》的记载,被历代论此画者引以证明《明皇幸蜀图》与《摘瓜图》实为同一作品,但此条记载本身有一些不确之处,将作者"李昭道"误作"李思训",将藏者"赵仲忽"误为"汝南郡王"等。同时,一般学者皆认为《明皇幸蜀图》即李昭道的《摘瓜图》,但论证过程略显不足,一般都是以叶梦得此条记载为据,但却往往省去叶梦得"或讳之为《摘瓜图》"后面这句"而议者疑",其实有更多史料可补充论证此二者确为一图。     

"图林测验"、"中文屋论证"与心灵的本质

对心灵本质的探索一直是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中的热点问题.以"图林测验"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了塞尔通过"中文屋论证"(Chinese Room Argument)对"图林测验"(Turing Test)所做的批判,紧接着对塞尔的"中文屋论证"做了进一步的反思,力图表明理解人的心智仅看重句法或者语义,都有失偏颇,关键要把句法和语义结合起来,才可能是研究心灵的一条新道路.     

论阴阳文化视域中的“大傩图”

学术界对于宋代宫廷绘画"大傩图",存在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认为"大傩图"所绘的并非远古大傩之事;一种是认为"大傩图"反映了宋代傩祭仪式歌舞的实际,是具有古傩意蕴的民间迎春社火队舞。实际上,以道家道教阴阳文化视之,宋代"大傩图"显然符合古代驱鬼逐疫、调和阴阳、祈求风调雨顺的民间祭祀傩仪的特征。本文以阴阳文化与祭祀仪式剧的关系入手,对宋代"大傩图"所要反映的核心思想进行论述,以探索古人绘题"大傩图"的根本原因或依据。     

西北屯戍简牍中的“矢”“箭”

本文考察了写成于两汉时期的西北屯戍简牍中一组同义词"矢"、"箭",确定汉代"箭"开始常用为"矢"义,而像《史记》等传世文献中用例还很少。而"箭"能迅速取代"矢",可能跟"矢"常借用为"屎"义有关。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试论秦墓出土遣册量少的原因

目前发掘的楚墓、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遣册.而秦墓中却很少发现.究其原因,遣册是周代丧葬制度的内容,秦未从根本上接受周的礼乐文明,未严格遵循周礼关于丧葬的繁琐规定,故秦墓很少有遣册出土.     

河套地区汉墓出土鸮壶述略

河套地区汉代墓葬出土的陶制鸮壶以其独特的形制和特殊的用途引起人们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河套地区汉墓出土鸮壶共计37件,与河南、陕西等地出土的鸮壶（俑）在形制和年代上存在一定的演变规律。鸮,即通常所说的猫头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成为＂神鸟＂,殷商时尤为百姓所爱,但自西周始,鸮变成了人们心中的＂恶鸟＂。河套地区汉墓中的鸮壶,则蕴含了避邪、象征富足等文化内涵。     

论西汉前期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

关于秦汉时期的刍、高禾 税制度 ,现存秦汉史籍记载奇缺 ;自云梦秦简出土 ,始知秦时刍、高禾 税制度之梗概 ;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的出土 ,又使人得知刍、高禾 税制度在文景时期的巨大变化 ;今张家山汉简的出土 ,又填补了秦至西汉初刍、高禾 税制的空白     

秦汉时期的繇与繇使

通过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有关繇的词义分析,认为秦汉时期的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徭役或苦役,它含有繇使、繇役等多重语义,其中繇使就类似于出公差,秦汉时期的一般官吏随时都有繇使的可能。     

经济发展与战国秦汉之际法制建设的互动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国家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战国时期的列国及秦汉国家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方面的立法尤为关键。这方面的成就不仅为传世文献所记载,在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中也有丰富的史料,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财政管理方面的法规都有所建树,表现了战国秦汉之际国家较为成熟的经济管理职能。     

芮国地望与秦的"饮马于河"

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发现明确了春秋初芮国的地望,今陕西韩城的中部往北一直到龙门山属于芮国,与芮国关系密切的梁国在韩城南部到合阳一带。芮国、梁国地区是沟通黄河两岸的重要渡口的所在。秦迁都雍城后,明确其战略思想是“饮马于河”,目标是争夺东进的渡口和河西地区,并最终灭了芮国和梁国,但芮、梁旧地随后又被晋国占领。在以后漫长的时期,秦、晋双方围绕东进的渡口和河西地区反复争夺。秦国在“饮马于河”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融入了列国争霸形势之中,成为霸主强国,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有重要影响。     

汉代"齿轮"研究

中国古代"齿轮"最早出现在秦代或西汉初年.以陕西省西安东南郊千户村出土的完整"齿轮"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实验,并结合全国各地出土的关于"齿轮"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推断其中有一类"齿轮"既不可能是饰物,也不可能是真正的齿轮,而是作为制动用的棘轮,同时还结合汉代的时代背景,对其用途进行了合理的推断.     

论秦汉时期汉族丧葬风俗的特点

秦汉时期作为汉民族的正式形成时期,其丧葬风俗具有丧俗循古尊礼、流行靡费厚葬、注重墓室装饰和重视守冢与墓祭等特点,成为汉族后世社会丧葬风俗的发展和变迁的框架和基础.     

从考古资料探索汉匈关系——以和亲与文化交流为例

纵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和亲与文化交流在汉匈关系史上有着突出地位。近年来,随着匈奴考古学的深入展开,在匈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即今蒙古国),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聚落遗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汉匈和亲政策及诸多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代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考察对象,并结合文献史料,将汉匈和亲关系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等方面做一探索。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固原地域文化变迁的考古学观察

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境内生活着义渠、乌氏等北方少数民族,统称“西戎”,因而考古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文物主要以草原游牧民族文化风格鲜明的动物纹北方系青铜器为主。秦汉时期,固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出土文物的文化风貌与中原一致。文章从考古资料探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固原地域文化的变迁,认为地理环境和政治意识形态是此阶段该地域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