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撰写几篇有关“新亚细亚主义”的章,以其崭新的观点,严肃地指出日本一些人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之本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揭示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与欺骗性,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中心内涵是亚洲各民族自决、平等联合,积极反对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正确认识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根本区别,有利于当今亚洲人民的合作与发展。     

"戴季陶主义"与国民党实权派的意识形态

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后,马上对三民主义提出了新的阐释,被时人称为“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出现,不仅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使得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特点更加突出,为日后国民党实权派构建官方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审视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他们"及其文艺理论"遗产"--评支克坚先生的《冯雪峰论》《胡风论》《周扬论》

本文对支克坚教授的《冯雪峰论》《胡风论》《周扬论》三部学术专著的独特价值和学术贡献做了较系统的评论。指出,“三论”以历史“中间物”的宏阔视野和学术理念,对冯雪峰、胡风、周扬及其文艺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上的独特地位、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理解及其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得失等进行了科学的富有创见性的深入研究,得出了许多新颖深刻的结论,并自然构成了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三论”是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三个独特文本,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和学术成果。     

历史中的"存在"问题述论

自从巴门尼德开了追问“存在”的先河后，一方面，对“存在”作形而上探究逐渐成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经过柏拉图的润色和亚里士多德的改装，对“存在”作实体化理解的实体主义观点占据了西方存在论的主导地位。然而，将“存在”本身实体化，其实只是将“存在”作了存在者化的处理，而决非是对“存在”本身的揭示。这种做法不仅丝毫无助于对 “存在”本身意义的澄明，反而导致了思想对存在本身的“遗忘”。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日本殖民侵略扩张实质探微——以东乡实殖民主义理论为视角

如果说近代以来日本通过侵略战争等手段占领东亚国家领土并实施统治是一种殖民实践,其背后离不开殖民主义理论的指导。东乡实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殖民学者,其殖民主义理论主要由“农业殖民思想”“渐进的同化主义”及国际秩序观三方面内容构成。他的主要观点有：“农业殖民”是所有殖民方针中最有效的途径;“渐进的同化主义”相较于传统的“强压政策”可以更有效地改善殖民者与殖民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等。东乡实从同化主义视角出发,将“亚洲门罗主义”以及“东洋盟主论”等观念杂糅在一起,提出了美化日本殖民罪行的国际秩序观。在20世纪上半叶,东乡实研究殖民的目的在于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实施殖民统治服务,同时也对日本殖民扩张政策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鉴于此,“认识日本侵略史”应从“认识日本殖民思想”始,从而深入揭露在学术外衣包装下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进行殖民侵略与军事扩张的精神实质。     

“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著名论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闻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之路还是走无产阶级革命之路的讨论。论战在理论上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垄断资本主义"概念浅析

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发展史作一个梳理。一方面,从马克思最早提出的“垄断”到列宁首先提出“垄断资本主义”,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继承和批判,西方的学者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的发展演变过程丰富着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也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中国学者们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审视,毛泽东、邓小平都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有着独到的见解,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东方主义"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权力话语方式”是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含义之一。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个作为整体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是长久以来美国的“东方主义”的一部分。敌对的“二元对立式的”世界观和对至上权力的追求从深层次解释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出现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超越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思想探析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自古希腊以降,合法性研究经历了从古典规范主义到韦伯式经验主义的范式演变。哈贝马斯对这两种合法性范式都不甚满意。在检视了这两种范式的发展脉络与缺陷之后,怀着超越古典规范主义和主流经验主义的学术抱负,哈氏提出了合法性理论的第三种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他看来,政治秩序合法性必须以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理性反思与辩论商谈为基础。综观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范式,其实质即是一种植根于理性的话语论证过程之中的“程序主义合法性”。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一人主义”诗学

“一人主义”是美国纽约派代表诗人弗兰克·奥哈拉诗学理论和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一人主义”诗学理念的确立,使得奥哈拉的诗歌作品极具个性色彩,饱含创造力。本文依托奥哈拉的城市诗歌创作活动,探讨“一人主义”诗学理念衍生的过程、“一人主义”的内涵及其对奥哈拉城市诗歌的意义,论证奥哈拉在这一诗学理念下所达到的诗歌艺术境界。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主义”谬误

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土壤上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亢奋的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主义”谬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虽不自觉地引发了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向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使近代中国法律教育发展之路遭遇颇多坎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主义”谬误,在近代中国法律教育现代化变革中的影响是双重的。     

"症候式分析"的分析--汉语经验中的精神分析学批评

赛义德指出任何个人、民族对他人、他民族理论成果的借鉴有四个主要环节 ,从而实现从他人向自我的“理论旅行”。中国现代引进和借鉴西方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理论的过程符合赛义德“理论旅行”的解释模型。由此可以进一步利用赛义德的“理论旅行”论分析现代中国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     

城市化与"反城市主义"

“反城市主义”提出了一个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发展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即城市人与城市区位的结合与互动问题。研究之,对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十分重要。     

提倡"唱反调"的文学批评

“唱反调”的批评即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求疵的批评”,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传统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批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流派、社团之间的相互批评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大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之间存在着争论和批评,小的方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内部又有分歧和争论。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流派众多,社团林立,文学理念、风格各异,因而批评和论战比比皆是。这些批评和论战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则完全相反。文学批评对很多文学批评者来说,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责任,不是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热爱,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信念,而是谋生的手段。既然文学批评是“谋生的手段”,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学批评这种职业来谋取利益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从这种人际关系和物质利益出发,“作揖主义”、“好好主义”便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既害了文学创作,也害了文学批评本身。     

“西化主义”:现代化的误区

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变迁的过程。“西化主义”是指非西方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心理、器物和制度层面都无条件地全盘仿效或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潮。从本世纪６０年代起,“西化主义”概念曾一度被弃置不用。但在最近几年,这一思想又重新抬头,出现了回春景象。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西化主义”,又成为广大非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作为作者《理论与经验：历史视野中的改革与现代化研究》一书的阶段性成果,对“西化主义”思想产生的渊源、演变的轨迹及其主要表现形式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用大量有力的史实说明：“西化主义”是刻意照搬的“拿来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是非此即彼的二维逻辑推断,是现代化的误区;对非西方社会而言,其唯一明智的选择是：从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实际出发,以自身的文化作为内在驱动力,对欧美富有创见的制度与方法进行多元选择和理性借鉴     

"东亚共同体"与"中国东亚主义"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深,东亚地区化步伐也在快速推进,由此萌生的“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构想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东亚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但是,作为国际政治最为复杂的地区,东亚在地区化进程方面还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难和障碍,“东亚共同体”的前景更是难以预料。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秉承什么样的地区主义,构建什么样的“东亚共同体”,不仅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将对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追问模式的三种范型与两种主义

在现代美学及文艺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什么是艺术/文学”的追问模式。这种模式分为确证型、综合型、开放型三种范型,在研究中存在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两种视角。     

李大钊与"好政府主义"

1922年李大钊参与倡导改良倾向的"好政府主义"是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倒退。其中缘由,既与李大钊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物心两面"改造和"中华民族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有关,同时,"二大"前中共内部思想不统一和缺乏纪律约束的组织状况又使得李大钊的这种行为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