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移民的政策认知与评价:对298名青年移民的调查

在对水库移民主体性的研究中,移民的政策认知和评价是反映移民心理和谐与社会适应的重要变量,因而对移民的政策认知和评价的研究成为水库移民主体性研究的重要维度。通过对三峡库区298名青年移民的实证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不同安置方式的青年移民对政策的认知和评价存在明显差异;＂性别＂因素是引发不同安置方式青年移民对移民政策的认知和评价差异的重要变量;青年移民对移民政策认知与评价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畜牧业的考察

我随同中国纺织工业代表团于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十八日,访问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重点考察了解两国毛纺织工业方面的有关情况,同时对两国的畜牧业也有一些接触和了解。在畜牧业方面他们有许多经验是可以为我所用的。     

UNECE地区的国际移民:模式、趋势与政策

90年代是UNECE地区国际移民 (人口流动 )动荡的 10年。虽然近年来西欧有记录的人口流动趋于下降 ,但没有记录的和非法的移民存在一些重大问题 ,有许多人认为这种移民的人数在稳步增加 ,虽然证据存在问题。中东欧的特点是短期、短距离的跨境流动居多 ,大都是为了经济目的 ,并利用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开放性。在北美 ,入境移民的主要动向很久以来就是谋求永久定居 ,而在西欧 ,多数移民至少在初期是暂时的 ,虽然也时常导致形成众多定居的移民群体。在 90年代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的入境移民辩论似乎日益反映大西洋彼岸关切的问题。尤其在美国 ,“移民的精神特质”日益被质疑。本文试图通过弄清楚实际发生的事态来探讨下列这些问题 :移民问题有多么重要 ?移民的模式和趋势是什么 ?新的没有记录的人口流动是多么突出 ?UNECE地区移民体制的管理人员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     

包容性移民社会政策的建构:目标、理论与价值

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都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社会结构、社会设置和社会秩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而回应这样的挑战势必成为各国、各地政府的优先关注议题。尽管在社会政策上有着较多的争议,但包容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移民社会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舒茨的知识社会学对此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即政策设计的理论基础是鼓励各个群体相互学习,形成共同的知识库存,从而建构一个扩大的共同体。此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是深植中国社会的"仁"、"和"、"美"。     

德国移民问题与无移民政策的移民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以后,德国越来越成为事实上的非典型的移民国家,移民社会问题成为德国社会问题的核心。德国人内部针对移民存在着广泛的不信任和防御心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暴力排外行为。其原因在于德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大众不愿意承认德国作为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国家存在的事实。从2001年起,德国拟制定新移民法,以解决德国移民问题。     

开发性移民政策:概念框架、应用及发展

开发性移民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工程移民问题的理想方式,但目前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将开发性移民的概念作为制定国家非自愿性移民政策的基础.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考虑将开发性移民的概念纳入到国家移民政策体系.目前,开发性移民方针成为中国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的基本政策.中国的开发性移民政策以前期补偿、补助,后期生产扶持为基础,通过建立库区建设基金、实施对口支援和系列优惠政策以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移民重建家园和促进库区经济发展,把移民安置看成是一次发展的机会.来自三峡移民的初步经验表明,从补偿性移民到开发性移民转变是一项正确的政策选择.由于政策环境的变迁以及移民安置的复杂性,中国的开发性移民政策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从软实力、侨务和移民政策看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

随着俄罗斯对中亚政策的不断细化,软实力、侨民问题和移民问题将会对俄罗斯的中亚政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不仅关系到俄罗斯自身的发展问题,也关系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发展.     

澳大利亚与东亚合作:政策演进及发展趋势

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中等强国”的综合国力,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东亚合作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因子。澳亚关系的发展历史表明,往往是澳要表现自己的独立性的时候,就能发挥出特有的作用;而在澳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的时候,就会被别人的影子所遮掩。如果澳大利亚能够明确自己的国家特性,彻底摆脱一味追随美国的形象,把自己作为亚太地区多样性中的一种而不是西方阵营的一员积极参与东亚合作进程,那么不仅澳亚关系可以更好地发展,澳也能够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菲律宾社会研究对教育政策与改革的影响

本文考察菲律宾的社会研究对教育政策及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文章先简述菲律宾教育事业中的关键问题,继而分析在1990年代晚期进行的三项重要研究,及其针对菲律宾教育系统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和负责教育的官僚队伍结构性的缺点而提出的具体的政策建议,然后评估三项研究成果在政策过程中运用的情况,其中尤以1998—2001年这一关键时期的情况为重点。文章也论述了菲律宾教育政策决策的社会一政治环境,以及传播这些研究成果、促使决策者关注的机制。评估表明,政客们从来不情愿把社会研究的成果当回事,而即使克服了这种人所共知的抵触情绪,事情也未必就有保证。事实是,虽然本文讨论的这些研究均以政策备择方案为归依,而且无论就其研究方法、所指明的问题以及根据现行政策实施日程提出的改革建议来看均值得信赖,要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却困难重重。教育部门的官僚自有其议事日程,此外,改革过程还涉及一大批社会行为主体,包括触犯若干以强大的选区为背景的权势人物的利益。     

科学政策的制定:民主和知识机制的改革

不同社会角色扮演者对科学日益增长的需求不仅对科学家,而且对决策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如何应对公众的关注和产业的要求,同时又要保证科学发展的条件?本文认为这种关注并非与后者不兼容,而且必须作为认可科学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的科学政策的中心。通过分析葡萄牙科学政策的发展和在改革以前模式中所遇到的困难,本文认为科学政策的制定应为科学重新签订社会契约以融入民主的管理原则而不陷于特定的关注。这样,科学决策应在以前的自治模式和“竞争同盟”的禁锢之间创造让更多的社会角色扮演者参与决策和与知识机构互动的动力。     

澳大利亚资源税改革:现状、框架和对我国的启示

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正在进行资源税改革,澳大利亚资源税税收政策改革可为我国提供借鉴.文章从澳大利亚资源税改革的现状出发,分析了资源税改革对澳大利亚国内资源和相关产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澳大利亚资源税改革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从其改革总体思路给我们的启示来看,科学界定资源税的功能,建立公平合理的资源收益分配体制,加强资源税费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是促进我国矿业稳定健康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     

教育政策的效率限度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选择

一、政策效率与效率限度 政策效率是指政策结果与政策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分析政策效率与政策结果的关系不难看出三种可能性:一,得失相当,政策效率不显著;二,得大于失,政策带来较好的政策效率;三,得不偿失,投入大,政策收益小,此时政策也就无效率可言。很显然,第二种可能性是我们的选择,而且应在得大于失的前提下,尽可能实现政策效率的最大化。尽管理论上的最大效率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但追求高效率总是对政策的合     

作用与局限: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大众传媒

政策制定是一个由诸环节构成的动态过程.大众传媒在议程设置阶段的功能是呈现问题、制造舆论,在政策规划阶段表现为政策方案的优化和纠错功能,在政策合法化阶段则主要提高政策知晓度、增强政策认同感.大众传媒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局限表现为"公共性"之匮乏.     

论互联网对政策制定和传播民主化的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以其高度共享的传播媒介,以其离散、无中心的结构模式,形成信息瞬间生成、传播实时互动的时代新特点。网络扩大了政策传播的空间,推动了政府的政务公开和公众的自主参与意识,强化了大众传媒的力量。与此同时,互联网导致了信息分配的不平等,潜伏着公众过度参与以及网络传媒商业化的自利行为等各种危险。     

联邦制与移民:模型和趋势

尽管国际移民政策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央政府当局排他性的一个领地 ,最近的趋势表明 ,在这一领域次国家单位正在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本文简要介绍和评估了在中央政府集权、合作型、地方分权的三种联邦制基本模型下 ,与国际移民的权利、移民限制、移民利益等相关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 ,对于次国家单位在国际移民及移民政策方面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 ,将会对移民的基本权益产生影响 ;完全的地方分权也许不可行 ,但合作型联邦制看来不失为符合实际需要的办法。     

经济政策制定:联邦模式的利与弊

一个民主的联邦制国家在理论上有以下长处 :( 1 )它能针对联邦内形形色色的公民各种各样的偏好 ,更有效地生产并提供公共服务 ;( 2 )对一个多样的公民集体而言 ,它能更好地调整政府的得失 ,因此公民得其所付 ,付其所值 ,这样更为公平 ;( 3)它更能协调公共物品及其空间特性 ,尤其是生产不同公共物品的、不固定的规模经济 ;( 4 )它在政府领域加强了竞争、试验以及创新 ;( 5 )它能对公民偏好做出更及时的反应 ,地方和地区政府尤其有权威有能力对之做出反应 ;( 6)政策制定更透明 ,更能对公民负责 ;( 7)对次国家的地区关怀更为敏感 ,各构成政府为自身的需要而全力以赴。然而 ,联邦制国家及其形成的原因各式各样。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多民族共同体的联邦制之间存在重大的区别 :而且除了联邦制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经济政策制定。联邦制国家不仅包括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而且也包括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期待与失望: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分歧的再考察

"九一八"后,国难当头,加之国民党政府方面的笼络,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善。出于和平主义的理念,胡适最初的"主和",鼓吹与日本"直接交涉",表面看与汪精卫一致,其实他们之间在外交理念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就胡适自身言,"战"与"和"也有个"内"与"外"的差异以及内心的纠结。而看上去与胡适并不投缘的蒋介石,却采纳了胡适的部分建议,但部分采纳并不能满足胡适的期望。这亦折射出现实政治的复杂性,体制内官员与体制外知识人之间的矛盾以及胡适面对国难的复杂心态。     

邵力子与三大政策的制定

邵力子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挚友。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他热心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歌颂苏俄,赞扬工农运动,推动孙中山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为促进、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