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天下国家责任伦理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真正动力,其实是作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精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天下国家责任伦理。而家国共同体和贯穿其中的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伦理,正是中华文明长久存在、持续不衰的奥秘之所在。辛亥革命虽然以排满发端,但最终结成两大硕果:一是中华民族,二是中华民国。     

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

伦理与道德都是历史范畴。在传统家庭中,家庭代际伦理是家庭伦理的核心,维护这种伦理核心的家庭道德规范便是孝道。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建构的"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有其合理性和历史价值。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孝道面临有悖"善事父母"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继承和创新传统孝道。     

标点本《史记》点校、标点一误

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赵襄子元年《索隐》:“名无恤。三卿(叛)[败]智伯晋阳,分其地,始有三晋也。”按此与同表赵襄子五年所载襄子“败智伯晋阳,与魏、韩三分其地”、魏桓子韩康子“败智伯于晋阳”同,“败”字不误。大概点校者因三家败智伯并分其地事发生在赵襄子五年而不发生在此年,所     

船山公天下思想的共享伦理意蕴

正船山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历史上"天下为公"的伦理命题,创造性地提出"公天下"的思想,并对之作出了深刻的阐释论证,以之来洞察文明机理、揭橥历史进程、品评人物是非,建构起了颇具特色的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理论体系。首先,船山之"公天下"奠基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之价值判断,力主以维护天下人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指向,提出了"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价值观念,要求生活于天下的所有人都应当而且必须将自身的个人利益与天下人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寻求与他人利益和社会     

百家将为天下一——《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意义辨析

诞生于百家争鸣氛围中的《荀子·非十二子》,并不止于批驳某家某派的学说,而是对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十二子进行了系统的批评,甚至对同属儒家的子张、子夏、子游之流也进行了辛辣讽刺,其目的在于,实现学术的"天下一"。《非十二子》将天下的一统和学术的一统结合起来思考,采用一套政治话语策略来考量、批评诸子,反映了战国末期"百家将为天下一"的趋势。《非十二子》的学术史价值在于看到了天下学术将一统的趋势;在于看到了"一天下学术"必须以"一天下"为基础,换言之,看到了意识形态的一统需要有国家的一统作为保障。     

船山公天下思想的共享伦理意蕴SSCI

<正>船山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历史上"天下为公"的伦理命题,创造性地提出"公天下"的思想,并对之作出了深刻的阐释论证,以之来洞察文明机理、揭橥历史进程、品评人物是非,建构起了颇具特色的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理论体系。首先,船山之"公天下"奠基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之价值判断,力主以维护天下人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指向,提出了"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价值观念,要求生活于天下的所有人都应当而且必须将自身的个人利益与天下人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寻求与他人利益和社会     

墨子“贵生”伦理思想论要

墨子以"天下莫若生之贵"表达了爱"生"的伦理之义,并从社会意义上论述了责生的伦理内涵.墨子以"刑与知之处"的知性统一,进达人之为人的"生生"之道,突出"生"的伦理自觉.相对于儒家的"仁"与道家的"道法自然"而言,墨子更加突出"生生之道"的"义","义"不仅是"兼爱"天下之"生生",它更是一种"利生、养生"的实践,表现出与儒道不同的伦理之实,从而形成墨子富有"义利"特色的"贵生"伦理思想.     

当代中国慈善伦理规范体系建构研究

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建构中国特色慈善伦理规范体系。慈善伦理规范体系对慈善活动的调节有着特殊意义,它引领多元慈善伦理动机,回应多方面慈善伦理挑战,支撑慈善法律规范体系。当代中国慈善伦理规范体系的建构包含两大层面,仁爱是其基本原则,自愿、诚信、平等、尊重是其主要规范。推动慈善伦理规范体系的躬行践履,需弘扬中华传统慈善美德,加强对青少年的慈善意识教育,倡导"勿以善小而不为"的伦理精神。     

从“亲亲”之爱到路人之爱——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进路

儒家的"亲亲"思想中蕴含着两条自然逻辑进路:其一,从"亲亲"到路人,是"爱"之情感生发的逻辑进路;其二,"家庭—宗族—天下",是共同体意识生发的逻辑进路。这两条逻辑进路构成了一个前后相因的整体性进路,昭示了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在认肯此种逻辑进路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对儒家"亲亲"思想加以更新与发展,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性。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厘清当下的认识误区,促使现代慈善伦理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探寻其合理性根基。     

从“客观性”到“规范性”——伦理规范之“基础”论证中的论题转换

伦理规范的"客观性"论证被普遍认为是其合法性与合理性论证的基础,并成为伦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对作为社会的和制度性实在的伦理规范之"客观性"的分析,与对作为实践性要求的伦理规范的"规范性"特征分析,表明关于"客观性"的论证并不能解决"规范性问题",不能是关于伦理规范"基础"的根本性论证。因此,关于伦理规范基础的研究主题应该发生一种转换,从以"客观性"为中心的研究转向以"规范性"为中心的研究。     

对黄宗羲政治正当性理论的伦理学分析

在明末清初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亡之际,黄宗羲提出了反映新型市民阶层要求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进步政治伦理主张.他以人性自私为其理论的思想基础,从"天下为主,君为客"、"为天下,非为君也"、"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等方面对政治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     

“设计婴儿”的规制研究——基于英国、美国的比较分析

"设计婴儿"技术是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新技术,可以被用来对人类胚胎进行性别选择和基因特征选择,其运用在英国和美国引发了强烈的争议,两国出台了有关的伦理规则和法律规范。中国应该适时制定相应的规范,以有序规制这一新兴技术的发展,达到促进人类福祉的目的。     

儒家伦理文化的结构分析与其调整机制研究

基于对儒家伦理文化逻辑结构的分析,文章认为儒家伦理文化具有与法律规范同样的逻辑结构,都是以行为后果保障行为标准的实现,因而其调整机理相同。儒家先哲以社会秩序的要求为儒家伦理规范的行为标准,将伦理评价与人的精神性高级需要相统一,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以解决这一冲突,将群众身边言行符合儒家伦理要求的人树立为理想人格供社会公众学习,从而使该伦理要求成为一种大众共享文化。其缺陷是儒家伦理规范的实施在流动、匿名、价值多元与宗教信仰自由的现代社会缺乏可靠性,无法为社会提供可靠的预期,法律规范的调整正好克服了这一缺陷。     

让与担保的法律分析和定位

本文通过阐述让与担保的发展历史及其特征,结合相关的占有改定制度、善意取得制度,说明让与担保与民事基本理论的冲突。阐明让与担保是一种非典型的特殊担保,债权人取得的是担保性所有权。参考各国立法实践,本文认为一方面让与担保的立法应该成文化,另一方面将其纳入特别法加以规范为宜。     

天道、天民与全球社会——基于“宇宙公民”理念的个体主义的天下主义论纲

当代中国天下主义之争,发展演变为两种类型的学说:一是以传统礼制的现代转型为标志的天下主义,一是以心性通达天地构成个体自主和因为感通而达致人类社群这样一个二元一体的以个体自主为本的天下主义。个体之所以能成就本体性的自由平等,皆因它秉承天道下贯的属性,这是思孟以来儒家心学思想的命脉。孟子以"天民"即宇宙公民概念确认一种个体存在,它是在道德维度而不是等级层面确认个人身份价值的概念,它的现实载体以"士"为表征,最高则达到"同天"之境界。这个理念由此确认个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尊严和自由、平等,超越中国传统社会之身份和伦理构成的文化观念,以此构造现代民主和法治的道德性基础。"天民"概念可以使我们基于人格的平等建构所有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尊严,同时依据个体才具的差异构成现实社会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不同机制和状态。同时,宇宙公民的道德感通属性,能够在人类天下主义的轨道上推进两点:第一,凭依"良知"观念趋向于与世界其他宗教文明的沟通;第二,以士君子群体的扩展为全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发展构架社会基础。     

“以文化人”的思想谱系与理论诠释

"以文化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命题,源于古人对人性不完美以及对"文"的丰富性、复杂性的理解。从早期"事神致福"的宗法伦理,到"以教化治天下"的政治伦理,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伦理,"以文化人"凝聚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是古代社会保持整体精神风貌向上以及形成向善力量的价值源泉,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教制度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     

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和谐伦理关系的调查研究

本调查以伦理关系的自我、家庭、社会、国家四个维度进行问卷设计,以公务员、进城务工者和青年大学生三大群体为取样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表明,目前我国伦理关系领域主要受到四种伦理规定(意识形态、市场经济、西方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产生出认同危机和自由危机.这是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伦理关系经历结构转型的重要表征.变革时期伦理关系的主流发展趋势是公私分域的伦理关系之建构以及"新五伦"及其德性的培育.调查和分析建议,新时期我国和谐伦理关系建构的路径是"提升德性"和"完善规范":一是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新型伦理关系建构中的指导作用;二是由民生道德关注和道德建设来支持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提升公民道德素养,优化社会公德生态;三是完善各种规范体系,提供道德规范所必需的制度性支援.     

信任的信任:中国企业的“家”与“天下”

信任的伦理-心理运动过程,是企业组织形态内部在微观层面与动机生产相伴生的一种信任的动力机制。中国文化空间中存在着有利于企业扩展亲亲信任的两个认同原理:基于家之心理的"同心原理";基于家之伦理的"同德原理"。比亚迪的案例表明,泛家族企业的信任扩展模式,是企业从家族→企业之"同心同德",走向企业→家族之"同心同德"的中介或过渡。而我们通过对雷丁的同心圆模型的颠倒得出了一个天下同心的模型,旨在进一步表明:一种基于天下理念的信任价值观是指引企业家走出封闭自我或自我利益的狭小天地,走向更广阔、更高远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对信任的信任。     

耻感的向度与公民道德建构

耻感是一种道德感,是中华伦理文化的重要范畴.耻感包含着"向外看"和"向内看"两个向度,它们在道德建构中彼此连接、相互呼应.我国公民的耻感具有明显的社群取向、从众倾向,在社会转型期易表现为一种"向外看"的单向度耻感,这是对耻感的曲解和异化.公民道德建构要深入把握耻感的双向度与单向度问题,遵循由"他控"到"自律"、由"规范伦理"到"美德伦理"的路线.积极构建法制、道德、耻感组成的规范共同体,促进公民的外向型耻感转化为内向型耻感,是公民道德建构的合理路径.     

儒家伦理是“角色伦理”吗?

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看到了儒家伦理所具有的独特性,不主张用德性伦理学等西方传统的范畴定位儒家伦理思想的性质,而是以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为基础,将儒家伦理命名为"角色伦理学"。这一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却并不能准确描述儒家伦理的性质,这样既不符合儒家伦理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还有使儒家伦理陷入非普遍化的外在规范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