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

文章围绕作者的田野调查经历,阐述了作为研究方法的历史人类学。从中国情况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说明,中国人类学者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的方法相结合,是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而近二三十年来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走向,也使其在深入研究汉人社会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时空视野下的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工作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经过百年来的发展,各地学者在中国各民族地区开展了长期而艰苦的田野调查工作,文章认为只有在厘清不同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田野调查情况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在网络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以时空的视角研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状况,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角度全面的反映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工作脉络。文章在分析了田野调查工作的信息组织模式的基础上,设计并实现了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网络地理信息系统,通过联合国内外相关科研教学单位,长期收集整合学者的田野调查工作信息及成果,为国内外学者打造了开放式的田野调查研究共享平台。     

论人类学的文化撰写

人类学家从事田野调查,描述那里的文化,这就是人类学的文化撰写。文化撰写经历了纪实性的文化表述、阐释意义的“深度描述”到对话/多声道的文化创作的发展过程。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民族志发展的历史阶段,探讨人类学理论对于人类学文化撰写的关注和影响。     

生态人类学田野调查纲要概说

生态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为的生态行为直接影响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有效利用。因此,开展生态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不仅十分重要,而且也非常必要。为此,本文立足于人类生态行为在田野调查中的实际与运用这一原则拟定了《生态人类学调查大纲》,并在文中对此《大纲》的调查操作要求进行了说明,为今后此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回归地方再思田野──著名人类学者翁乃群教授专访

翁乃群教授追溯了他进入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经历及其与国内学科发展历程的关系,并且以纳日(纳、摩梭)人社会的田野研究历程为例,讨论了"地方"概念的多元性;在反思"地方"和"田野"的基础上,指出人类学的根本仍然是经验研究,而且西南作为一个富于差异性和区域相似性的民族学、人类学场城和田野基地,对中国人类学的整体发展具有很大的理论潜力.     

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若干问题研究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是文化认识活动的重要方式;对“田野作业”与“田野调查”作了概念的区分;对学科调查与行政或企业调查作了方法论的区分;并对于观察研究中的客观性、异文化的困扰及调查中的文化互动等问题作了讨论。     

“麻风村”:社会歧视与文化认知

在凉山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从人类学身体研究出发,展示当地对麻风病的认识和排斥,进而揭示这一社会歧视和隔离的根源,认为正是其对身体在宇宙观、宗教信仰和家支中的文化认知,影响麻风病人重返家园。麻风村也经历了从地理上隔离到文化上的区隔。     

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述评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4个阶段:创立和发展初期(20世纪初～1937年);长足发展阶段(1938～1949年);曲折发展阶段(1950～1979年);重建和兴盛阶段(1980年至今).中国人类学学者从翻译西方人类学著作、深入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大规模地投入田野调查到成立中国民族学会和人类学学会等均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正不断走向兴盛,同时也存在学科定位不明等问题,但不断强化的"学科互涉"以及广大研究者的深入探索,必将促进人类学研究保持活力,继续开拓更宽、更广的研究领域.     

栏目主持人语

这期民族法学栏目编入五篇文章。采用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描述他者或者相对于主流社会而言边缘社会的法律或者习惯法的相关问题,是法律人类学区别于其他法学学科的重要特征之一。《现代仡佬族的民间法与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一文是对贵州省大方县普底乡红丰村进行田野调查后写     

“我看人看我”——田野调查初期的身份猜疑遭遇之反思

民族志的反思揭示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客体互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深刻意识到这种存在会显著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和研究的结论。因此,在收集、记录各种田野资料的同时,研究者自身的具体参与过程及其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各种交往和互动——田野关系——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研究者思考的范畴。但是这种反思大多是研究者对自身固有的身份及自己的参与对研究关系造成的影响的自我剖析,并未能充分考虑被研究者对研究者动机、行为的反应而造成的对研究者观察与研究的影响。只有当研究者在"我看人"——"我看我"/"我看我看人"的同时充分自觉地做到"我看人看我"时,民族志方法的反思才会更加完善,田野调查的效果才会更有成效。     

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理论性与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岑家梧先生的治学经历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述评

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岑家梧先生的治学经历，并重点分析了岑先生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贡献。作者认为，岑家梧教授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基础宽深，注重田野、提倡本土的治学思想和方法对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跨国人口流动与族群认同——以东南亚的尼泊尔移民为例

通过对缅甸、泰国的尼泊尔移民的田野调查,探讨了跨国人口流动中的族群认同问题。在理论上,运用巴特的族群理论,批判了英美两国人类学传统上视社会和文化为孤立整体的思想,强调社会是一个无序的系统,并且不具备封闭性。而在方法论上,在国内首次阐述了好奇心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重要作用,要求人类学工作者要以具体的人类行为和环境因素为基本研究对象;空间上外延、时间上后延来追溯研究对象的影响因素,同时以现存理论和模型为指导进行研究。     

从书斋的冥想中出走——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浅述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可以运用到法学研究的广阔领域中,是发展法学理论和法学研究方法、认识中国社会现实的途径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社会、文化之间关联性的桥梁。这一方法至少可以运用于法治基础和现实的认识、立法前的历史与现实基础调查、法律的实际运作情况、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等的研究中。文章对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具体操作问题、方法和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     

川滇藏交汇处骡马驮运商贸历史人类学珍贵资料——稻城亚丁一带藏族ta■ la■歌调查文本研究价值初探

ta■la■歌调查文本,是笔者在稻城亚丁一带藏族村寨搜集的ta■la■歌作品,对文献典籍匮乏的川滇藏交汇处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珍贵资料。本文梳理解读其折射骡马驮运商贸历史内涵及历时性特征、共时性差异,从在该区域田野调查优势、理论旨趣、时空定位及主位我者自观等方面,初步讨论了其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潜力及综合利用价值。     

英国人类学的传统与创新——以LSE人类学系为个案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人类学的发展与经验表明,恪守人类学长期的田野调查-经验研究的传统与不断的学术创新相结合是其长期保持学术前沿地位的原因,这一学科发展经验对当代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有着他山之石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人类学一百年》评介

自20世纪初人类学自西方传入中国以来,一代代人类学学者广泛深入地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实践西方各种人类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奠定了坚实的人类学发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