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类推适用与扩大解释的界限

类推在刑法领域是被作为法律规范续造的手段加以禁止的,而不是被作为一种法律思维方式加以禁止,因此,不能以此否定在刑法领域采取类推(或日类比)的思维方式以完成类型化的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判断.汉语词典及"可能的口语词义"都不能成为解释刑法用语的根据,也不能以之作为区分类推适用与扩大解释的标准.区分类推适用与扩大解释应同时考察三点:处罚必要性的强弱;普通国民的可接受程度;刑法用语的可能含义范围.     

明确性与妥当性之间——论刑法解释界限的设定标准

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的界限介于被允许的扩张解释和被禁止的类推解释之间,换而言之,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区分标准就是刑法解释界限的设定标准.从问题类型划分的角度来说,这个设定标准属于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对此应该通过协调刑法的安定性与刑法处罚的必要性这两个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来解决,换而言之,就是要在刑法解释的明确性与妥当性之间实现均衡.     

论因地震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以我国《物权法》相关条文适用为视角

根据"所有的物权变动原则上都应纳入物权法"之原则,地震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地震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有四类:地震导致物权的丧失;地震导致不动产的变更;地震导致不动产的取得;地震间接影响不动产变动.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因地震等自然灾害引起的不动产物权变动存在着现行法无法适用或无法类推适用的情形,需要有专门的规则加以规范,或补充立法.     

相因生义的条件

"相因生义"是词义演变的一种类推形式,但同基于思维联想的词义引申存在根本区别.这种演变方式揭示出词义发展过程中的横向影响和制约.其机制是类推.但它有条件限制,只有在A这个词的词义系统发生了"病变"的情况下,才能通过类推将其词义再类推到与之相关的B的词义系统中.     

宪法人权视野中的刑法解释观

人权价值是宪法的目的价值、核心价值,这决定了刑法目的是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片面理解人权、忽视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等问题,破解问题之通途在于,建立保护与保障统一,情、理、法融合及以罪过原则为本的人权刑法解释观。目的解释作为这种解释观的根本方法,寓于法理与情理、规范与事实的类推过程之中。     

可能还是谎言:刑法中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之界分

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分是刑法上一个长久的难题。这可能导致对类推禁止的怀疑。晚近以来,我国刑法学界逐渐出现了这种声音。如果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分不具有可能性,那么可能得出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实质上是同一事物,会否定类推解释禁止,而这会严重削弱罪刑法定原则的根基,造成刑罚力的过分干涉,压缩国民的自由空间。因而本文出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目的,尝试论证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界分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的界分标准。     

论普通民事诉讼案民政机关原告适格性之否定——以无名流浪汉被撞案为考据

无名流浪汉由于各种原因被机动车辆撞死的案件时有发生,民政机关能否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引起极大争议。然而从法律解释的维度来看,提起诉讼并非属于民政机关"救助"的范围;从法律推理的维度来看,民政机关无法类推适用监护制度提起诉讼;从法律漏洞的维度来看,无人有权提起该类诉讼并非立法空白,因而足以否定此类案件中民政机关原告的适格性。更重要的是,对于此类案件原告适格性的论证与解读,彰显了法律方法论的效用与"立法中心论"向"司法中心论"的转向,同时也昭示了法律适用的有限性。     

界面与方法——论中国哲学图景中的道德境域与类推思维

中国哲学中的道德境域涵摄有静态把握、动态把握与价值把握三个面向,类推思维则包含着形态类比、属性类比、以类度类、以己度物形态.道德境域是理论学习向行为实践转化的重要界面,类推思维则是建构及呈现道德境域的重要方法.具体而论:道德境域是导向实践的充要条件,而类推思维则是构成道德境域的必要条件；在形构道德境域时必须利用类推思维来把握静态事物、动态事物与价值原则；道德境域的形构理路可用类推思维拓展至其它范围；冲突或两难的道德境域则有赖类推思维的运作以对其做出选择并导向实践.     

数字虚拟类推的建立与应用

逻辑史上曾经建立了事物类推、模型类推两种基本的类比推理类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赛博空间"生成了,虚拟实在得到应用,由此,逻辑学则可建立新型的虚拟类推.这种新型类推具有全面性、动态性、精确性、前瞻性、条件性和或然性的基本性质,建立虚拟类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社会意义和认识意义.虚拟类推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并将在更广阔的范围得到应用.     

汉字对先秦类推方法的影响

作者通过对汉字造字中所蕴涵的思维方式，揭示了我国先秦所常用类推方法的原因，论证了类推方法是我国独有的叙说伦理之主要手段。     

类推制度适用设计

类推制度适应我国的实际需要,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类推制度与罪刑法定虽有所区别,但也具有一致性和互补性。因此应积极完善现有的法律监督机制,在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实行有严格限制的类推。     

法律行为的类型化新探——以模式化和类推化为面向

法律行为的类型化,绝非只应局限于对单一法律行为的分门别类.分门别类本身不是目的,法律行为的分类只是其类型化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法律行为的模型化——即归纳、抽象和提炼出特定类型的法律行为的行为模式,而法律行为的模型化之内在之理源自于法律行为的法定性,法律规范的内在结构尤其是行为模式决定着一般社会之行为人的行为何以成为法律行为；第三步是法律行为模式的类推化——类型化的终点就是类推,类型化的思维就是类推思维.司法过程中必须以规定的条件严格衡量那些被抽象概念所规范的对象.凡是诞生于类型化思维的法律规定,必须强调适用过程中反复将法律与个案对应,权衡和区别个案中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征和没有被法律所描述的特征,进而找到适合个案裁判的细则或理据.     

我国航空刑法制度评析

我国现行航空刑法制度具有确保航空安全的积极作用。现行航空刑法制度还存在适用类推、刑法虚置,以及重生命刑、自由刑轻罚金刑等问题,就逐步完善我国航空刑法制度。为促进刑法体系的完善,我国航空型法中应该废除类推制度,明确规定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重视罚金刑的功能与价值。     

类推造词法对词义的影响

类推造词法是新词语产生的重要方式之一,对现代汉语词义的变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情感色彩三个角度分析了类推法对词义变化的促进作用。     

建立虚拟类推是逻辑对科技发展的新总结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赛博空间"生成了,虚拟实在得到广泛应用。与此同时,类比推理也从古典的事物类推和现代的模型类推发展出当代新型的虚拟类推。这种新型类推是逻辑对科技发展作出的新的总结,并将大大促进社会创新成果的取得,从而提高社会效率,节约社会成本,防范社会风险。     

中外三种类比法的比较研究

在中外逻辑史上存在着三种类比:中国古代类推、亚里士多德类比和传统逻辑类比;它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研究三种类比,对于丰富逻辑史理论和创新学理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于研究受其影响的东、西方文化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实践价值。     

类保证：增信措施的性质与适用法律规则

增信措施并非一类典型或者非典型的担保方式，基本特点仍然是人的担保，具有类保证的属性，尚未成为定型化的担保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其进行规范，是依照具体增信方式的内容和特征作出认定，直接适用债务加入、保证以及约定的增信方式的法律。这样的做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根据增信措施的具体情形，将某种增信方式直接认定为某种民事法律关系进而适用该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并不稳妥，采用类推适用最相类似法律的方法更为稳健。由此，基于对增信措施承诺的具体内容和特征的判断，类似于债务加入、连带责任保证、一般保证的，应当类推适用债务加入、连带责任保证或者一般保证的法律规定；没有相类似法律关系的，承诺的增信方式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应当依照其承诺的内容承担责任；承诺的增信方式无效的，应当类推适用保证无效民事责任的规定。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再思考

1997年新刑法颁布 ,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学界多年疾唤后终于在法典中确立 ,实行多年的类推制度也因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而被废止。可是 ,社会现实的纷杂与法律的滞后与不周延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亟待改观 ,故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刑事判例制度以弥补这一界隙是必要的。     

浅析我国的刑法解释问题

为了应对打击犯罪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刑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不断出台,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在刑法解释中存在的大量问题。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刑法解释在解释主体、解释权限以及审查、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从而推动我国刑事法治体系的完善。     

物权法定主义及其当代命运

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是物权法定主义之要义.但是,物权法定主义过于僵化,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故对物权法定主义应采取缓和态度.物权法定主义之"法"应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不能依习惯创设物权;物权法定的内容仅包括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禁止类推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