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浅谈屈原与《九歌》

<正>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不少问题仍有争论。我仅就《九歌》研究中的问题谈点看法。《九歌》是什么性质的作品?这是讨论《九歌》的出发点。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他还在《天问》中写道;“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由此可知,《九歌》应该是古代乐歌的名称。所谓乐歌,也就是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     

《九歌》楚颂说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分析《离骚》《天问》中“九歌九辩”的含义入手 ,结合《惜往日》中关于屈原修明礼乐的记载 ,探讨了屈原作《九歌》的动因 ,得出结论认为 ,《九歌》在舞容、功用上与《商颂》《周颂》是一脉相承的。《九歌》确实是楚国王室的祀典 ,《九歌》的创作 ,就是希望能以颂诗仪式 ,借祭祀先祖 ,从而起到团结宗族的作用。屈原博闻强记 ,明习经典 ,他创作《九歌》 ,动机在于改革礼乐 ,推行文治 ,同时也显示了楚人远依于夏族的文化优越感 ,及意欲与列国在文化上争短长的时代心理。     

九歌新证——地祗考

<正>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情致缥缈”的祭祀歌。但《九歌》之名并非屈原始,而有着悠久的历史。《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都是说《九歌》在夏代以前就有了,是夏启从天上取下来的,能演奏,用以乐神的歌曲。《楚辞·九歌》是否就是夏以前的     

从屈原《九歌》看戏曲与仪式的关系

中国戏曲的起源有多种因素,通过对中国早期戏曲的梳理和研究,不难发现,戏曲的早期形态无不与仪式相关。屈原的《九歌》表现的就是楚地的祭祀仪式,其中的载歌载舞就是中国民间戏曲的萌芽。因此,研究楚国的巫傩文化特点与屈原《九歌》的构成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早期戏曲的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屈原的史官身份解读其创作

史料证明,在先秦不同层次的史官中,有的史官已从宗教事务中分离出来,参与处理国家的内外政务,但当国家举行重大祭祀时,如果他们受到君主的委托,仍可代行祭祀之事.由此可知,身为"左徒"即史官的屈原,祭祀已非其主要职责,但由于他受到楚怀王的委托而主持了一些重要的祭祀,因而创作了一些祭歌和招魂词.据此可以解释屈原为什么既有<离骚>、<天问>、<九章>一类具有理性色彩的作品,又有<招魂>、<九歌>一类非理性的作品.不难看出,从"屈原-史官"这一线索出发,可以在屈原研究中取得一些全新的发现.     

汉代祠太一的方位与“东皇太一”名称的来源

屈原<九歌>所祀之"太一"称谓前应无"东皇";西汉武帝之后太一之祠的方位在不断变化.从武帝时开始的东南方,然后到西北方;成帝时或在长安南方,或在西北方,其自始至终都坚持着在"阳位"祭祀,祭祀太一都与"阳"有关;"东皇"也是在阳位享祠;"东皇太一"名称当是汉代人据汉祠太一的方位所加,始作俑者当是刘向.     

《九歌》诗学结构新探

从楚地的宗教特征和楚人的宗教心态入手,对屈原《九歌》的诗学结构作出重新的审视和解读,可知汉代王逸《楚辞章句》所列《九歌》的篇数与被祭祀的神祗之数并不矛盾,而且神祗的排列顺序亦毋须调整。《九歌》的诗学结构带着楚民集体的文化智慧和屈原个人的审美智慧,闪耀着不朽的诗性光辉。     

从《九歌》的直接源头看其性质

关于《九歌》的直接源头,有各种说法,最具代表性的有《诗经》说,楚地民歌说,远古神话说。事实上,这些说法都只概括了直接源头里的某个因素,具有片面性。通过从内容、形式、角色及香草的象征意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真正的直接源头是完整的楚地祭祀仪式。《九歌》是楚地原始文化与作者个体怨愤结合而喷薄出的美丽花朵,它具有祭祀与祭事的双重性质。     

地球上第一个礼赞太阳的诗人——从中外的太阳神话看屈原《九歌·东君》的世界意义

在《楚辞》中,有一组《九歌》;在《九歌》中,有一篇《东君》。 《九歌·东君》是一则神话,也是一首诗歌,确切地说,它是以诗歌形式记下的一则太阳神话,是神话与诗歌的结合。它是民间的口头文学,也是作家的书面文学,更确切些说,它是我国古代的伟大作家屈原,在原始形态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     

《九歌》性质新论

《九歌》既不是用于国家祭典的歌词,也不只是对民间祭祀鄙陋之辞的加工,而是屈原流放沅湘之际,由于所见民间祭祀所表现出的人神交接的艰难与他不遇心态的契合,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于是调动往昔宫廷祭祀的知识经验予以整合,是融合国家祀典和民间祭祀的艺术创造,是他遭谗被疏后悲愤深婉的情感寄托。     

从《九歌》与沅湘巫歌的比较看《九歌》的作者和创作年代

<正> 王逸在其《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王逸是从《九歌》与沅湘巫歌间的密切关系来考察它的作者和写作年代的,所以得出了《九歌》为屈原所作,作于     

考订《九歌》应是楚天神、地祉、人鬼之祭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何新认为《九歌》应是“九天十神歌”,笔者认为他这个重要发现有商榷的必要。《九歌》歌词中并没有十神,只出现“上皇”,楚地“上皇”与中原五帝及佐神没有瓜葛关系,它是楚地“天神、地祉、人鬼”的总称。《九歌》中的十神名在《九歌》原著中是没有的,是汉人整理《九歌》时按照汉代的阴阳五行理论而加上去的。《九歌》的第一篇《东皇太一》神的祭祀起于汉武帝。“太一”这个称谓的出现,最早见于《老子》和     

试论《九歌》的象征意蕴

屈原改编的《九歌》塑造出了新的有个性的神灵形象，并以此作为象征手段，真实地反映了楚国的社会生活与民情风俗，同时诗人在对祭祀的神灵形象的描绘与赞颂之中，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愿望；在对神与神、神与人之间悲欢离合的情节和缠绵悱恻的恋情的描写之中，也隐约地寄寓了自己的身世遭际。     

屈原与现实主义

屈原是作为浪漫主义的伟大作家而著名的。但屈原又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运用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在作品中真实地描绘和反映了当时的时代与人物,他的作品是浸透着爱国精神的宏伟的楚国历史画卷。一怀王在位三十年,屈原的创作正处于旺盛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作前期。屈原在顷襄王时期生活了约二十一年,也写了大量的诗篇,这个时期我们称为创作后期。屈原在前期和后期都写作了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但主要写作于后期。“九歌”中有两篇现实主义的诗作。《礼魂》一篇虽是送神曲,但“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则是如实地描绘巫女在鼓声中递花、唱歌的热闹场面。《国殇》一篇尽管     

《九歌》与汨罗民俗“打倡”

“打倡”是南楚地域一项非常古老的民间请神巫术,由当地法师（即巫师）设坛开祭,其仪典热烈,观者如云,神情虔诚。所请之神众多,有天神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司命,地祇湘水童神,人神刘三总管等。屈原在朝为三闾大夫,主管楚王室宗庙祭祀,娴熟此类祭典。流放南郢之邑,特别是到了汨罗后,见楚人“打倡”请神之仪典,“其词鄙陋”,其舞“亵慢淫荒”,便在当地法师的支持下,收集整理而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九歌》。当地法师感恩屈原,在后来的请神中,增加了请屈原神之程序,一直流传至今。由此可见《九歌》的原始素材是巫歌而不是民歌。     

君权阴影下的自然神形象——《楚辞·九歌》神际关系剖视

在《楚辞·九歌》中,除《国殇》、《礼魂》外,其余九篇都是祭祀自然神的作品。在这些神灵中,有活动于同一平面的诸自然神,还有高居于诸神之上的主宰神。各种神灵之间,既有横向的平等交往,又有纵向的上下支配关系。《九歌》中的神际关系不仅是平面式的,而且还是立体层阶型的。认真探讨纵横交错的神际关系,对于正确认识《九歌》的审美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九歌》的性质和作意

本文在辩证前人诸说的基础上，认为《九歌》是屈原撰写的一组祭事诗。在11篇里，《国殇》与前面描写天神地的诗篇不类，它的题材是现实的，写战争的，带有政治性的，是一篇歌颂为国捐躯者的英雄赞歌。是典礼的高潮，是全剧的压轴戏，是这一祭事活动的性质所在。所以末篇《礼魂》即礼“国殇”之魂，实际上就是《国殇》的“乱词”，也正说明《国殇》是这次祭祀的主体，是这组诗歌的意义所在。因此，文章的结论是：这次祭典是为了祈福佑，而这福佑的主要内容，是十分现实的，具体的，那就是企图借助天神和国殇的英魂，复国耻，报国仇，使一再兵挫地削的楚国，转危为安。这就是《九歌》的性质和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