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奏折制度探析

乾隆时期，康雍以来的奏折制度继续得到坚持并有了新的发展。拥有折奏权利的官员数量愈加增多，奏事范围更加扩大，奏折在各种上行文书中的地位进一步重要。与此同时，有关奏折的各种具体规定如奏折书写格式，内容保密以及递送机构和办法也进一步细密和完善。对于各种信息大量而又迅速的输入和国家事务的及时处理，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皇权的极度加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机处与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它集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之大成,专制制度达到了高峰,雍正中期设置的军机处便是重要的标志。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军机处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经办重大军政事务的最高中枢机构。本文试图分析军机处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关系,从而对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作些初步探讨。     

明清中枢机构转换的实质意义何在

明内阁既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也是政府的中枢机构,曾经地位显赫.清朝建立后在内阁既存的前提下又设立了军机处,但这并不是为了抑制内阁,而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清朝专制皇权的形成与加强,绝非军机处或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一则史料看清王朝与琉球王国的贸易

清乾隆时,初设于雍正七年（1729）的军机房改名军机处。军机大臣在给皇帝上奏折后,其所奏内容另行由军机处负责抄录副本存档。其中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一本奏折中,就有关于琉球国与清王朝贸易往来的详细记录,反映了当时清政府与琉球之间的友好关系。     

论中书机构在魏晋之际的发展变化

三省制中的中书省正式建立于曹魏时期,它是在东汉末年秘书监的基础上转变而来的,从成立之日起,中书省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诏令,并因此成为魏晋之际的中枢决策机构;两晋时期中书省无论是组织机构还是政治职能,均有了明显发展,它不仅继续专掌诏令,还广泛涉及中央政治的许多方面,成为拥有决策、行政双重权力的新权力中心.中书省在两晋时期的发展,为最终形成中书出令、门下封驳的二省联合中枢决策模式奠定了基础.     

汉晋间宣诏呈奏机枢制度的嬗变──游移发展、设无定制时期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国家政权以君主为最高首脑,中枢机构以君主旨令为运作依据。因此。在中央政府的全部政务活动中,宣诏呈奏是其最机要的和最核心的活动。汉唐间,宣诏呈奏机枢权力经历了由外朝宰相府向内朝尚书或中书,再向朝署中书、门下省衍变的这样三个环节。这一变化的过程。是封建时期政府中枢机构上的一个最重大的变化时期。宣诏呈奏机枢之权作为封建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核质,自丞相手中移至中朝侍中尚书,再从尚书转归中书、侍中。权力的交替、转换,正是皇权与相权争斗的结果。反映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为加…     

清乾隆初年禁酒史考探

在1987年的第一、第三和第四期《历史档案》中,刊布了29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其中,在三篇奏折档案中含有中国名酒———汾酒的史料。结合有关史料,对这三篇含有汾酒史料的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的陈奏原因及乾隆初年的禁酒史进行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三公九卿制新论

高兵在《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著文认为，三公九卿制发轫于商朝，形成于周代，秦汉时期确立了三公九卿制的基本模式，可以说．它是对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行政体制和组织形式的概括。这个行政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君主之下有若干最高级官吏参与军国大政的决策，还作为中央政府的首领出纳王命，主持行政、军事和监察等事务，组成权力中枢机构，统领分掌全国各部政务的众卿。众卿之下有人数不等的僚属，负责处理具体政务，组成权力执行机构，两级权力机构组成了以君权为核心的金字塔式中央行政体制。只要中央政府形成了这样的结构并发挥了其职能…     

乾隆朝回部参赞大臣设置的演变

乾隆朝统一回部时,将军属下配置多位参赞大臣。统一后,参赞大臣舒赫德总理回部事务,其身份实为办事大臣。随着伊犁将军的设立,乾隆二十八年添设喀什噶尔、叶尔羌参赞大臣,两者尚无总理回部之权力。三十年因乌什事变,增设"总理各回城事务参赞大臣"总理回部。三十二年撤销喀什噶尔、叶尔羌参赞大臣。五十二年"总理各回城事务参赞大臣"由乌什移驻喀什噶尔。乾隆朝统一新疆前后,回部官制时有调整,官员任免调动频繁,只有使用多种文献,方能将某一职官设置的演变考察清楚。     

晚清政府外交立法与最高决策权的演变

晚清十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与外交相关的立法,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外交最高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进程:谕旨设立的"新政"统汇之区"督办政务处,开始全面参与最高的外交决策,并进而形成了皇权之下的军机处、督办政务处二元外交决策机制;《钦定宪法大纲》则第一次明确的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皇帝的外交权力范围;《资政院院章》规定了资政院对外交事件的"议决"权,《内阁官制》下的外交行政权表现为皇帝主持下的内阁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的权力平衡,《弼德院官制》则赋予弼德院对外交事件的顾问权;《十九信条》则最终把外交决策权交给了国会。     

康雍乾时期的奏折制度

奏折制度产生于康熙时期，在雍正时期受到高度重视，得到充分发展，乾隆时期则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奏折从公开到秘密、从非正式文书到正式上行文书的演变过程是奏折制度规范化和法律化的过程。奏折制度具有信息收集、谘询、协商、沟通、监控、指导命令等新功能。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强化信息收集能力的一个政治产物。奏折制度蕴涵着理性决策的因素，有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国家的政务决策能力和政治控制能力。但由于它是为君主服务的，因而也带有君主制度固有的一些弊端。     

对翰林制度的立体透视——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

翰林院机构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枢体制中占有特殊地位 ,翰林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杨果著《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书 ,以翰林学士制度为核心 ,在分时期、分专题研究的基础上 ,首次对从唐朝中叶到清朝末年的翰林院机构的演变及其政治运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揭示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体制运作的一条规律———皇帝身边起草诏书、传达命令的近臣 ,因与皇帝接近、参与决策、掌管机密而逐渐获取大权 ,变为朝廷重臣 ;当其外化为朝廷重臣后 ,皇帝便赋予新的近臣以权力 ,近臣则再度外化 ,如此层层剥落 ,中枢权力…     

论雍正朝的奏折政治

雍正朝适应清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君权的政治需要,广泛使用奏折,建立了奏折制度。奏折制度涉及到君臣间权力的分配,皇帝政令的施行,吏治的整饬,行政效率的提高,是官僚政治上的重大变化。雍正帝藉奏折了解下情,整饬吏治,强化君权,可谓是一种奏折政治。     

从档案史料看清代湖广私盐问题

研究清代湖广私盐问题,在史料的应用上,过去人们更多的是从实录、官书、别史中爬梳史料,相对而言,对于档案资料的应用明显重视不够。事实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资料中,也保存了大量有关湖广私盐问题的记载。比如有关私盐种类、私盐运销方式、私盐个案等方面的记载,均一一具全。这些重要的史料为我们研究湖广、两淮,乃至全国的私盐问题,均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清代乌鲁木齐铁厂研究

乌鲁木齐铁厂是清朝在新疆设置时间最早和生产规模较大的官办铁厂。该铁厂的设置和生产,对新疆地区的矿物开采、垦荒屯田以及防务建设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史料所限,目前对乌鲁木齐铁厂的研究尚欠深入系统。笔者在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过程中发现了一部分有关乌鲁木齐铁厂史料,其中绝大部分是当时驻乌鲁大齐办事大臣、参赞大臣、都统等员缮写进呈的奏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主要依据这些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并结合有关汉文文献资料,就乌鲁木齐铁厂的设置、生产、管理和作用等方面问题试作论述…     

略说中国帝制时代宫廷与宫廷政治的形成及内涵

宫廷政治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客观存在,宫廷政治的中心是皇帝与皇帝权力,是围绕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着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在宫廷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是最常态的一对权力关系,它体现出上下等级结构的划分。构成宫廷政治结构的君臣与君臣关系,并不是单纯指代皇帝与朝廷臣僚,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权力系统之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独特地位,对宫廷政治格局的面貌造成了显著影响。同时,本文还从都城选址与宫廷建筑等讨论了宫廷政治运作的空间概念,即宫廷政治发生的空间舞台。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是康熙朝奏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初奏折发展中也居于重要地位。通过对已刊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数量、分布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由于整理不当,今刊诸皇子奏折内容及进折时间多有错误,无年月奏折甚多。同时,由于康雍之际皇室内部斗争和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时未行全译,致使其中阙漏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的学术质量。通过考辨,还可看出,奏折起源于顺治时期,其原始形态是皇室戚属致送皇帝及皇太后之请安折。康熙间,奏折使用范围扩及内外臣工,内容也改以政事为主。与之同时,在上行文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重要。作为奏折原始形态的继承,康熙朝诸皇子奏折亦呈现过渡状态。这些变化,对于当时政局和此后奏折发展方向,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翰林制度及其与封建政治的关系

翰林制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项职官制度，在封建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翰林制度的演变与中国封建社会中枢权力的转移密切相关，是中枢权力以专制君权为中心、由内及外不断转移的结果。　　一、翰林制度的形成与演化　　“翰林”之名，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本指文学之林，是文翰荟萃的所在。“古未有以此为官名者，其设为官署，则自唐始”①。唐翰林院设置的具体时间不详，宋人程大昌认为出现于高宗乾封（６６６—６６８）以前。最初的性质是“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②，充任翰林者包括文学、经术、僧道、书画、琴棋、阴阳等…     

论清代中央集权中的补偿性政治控制

本文从控制论的角度 ,结合清代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 ,揭示出补偿性控制是清代政治控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中央之所以能有效地行使补偿性控制 ,是基于 :(一 )信息系统的改进 ;(二 )中枢控制信息机构军机处的产生 ;(三 )最高统治者皇帝治术的演进。并通过对补偿性政治控制的分析看清代专制皇权的缺陷     

《翁同龢文献》与中日甲午战争研究

翁同是晚清重要的历史人物 ,曾先后担任刑、工、户诸部尚书 ,两度入值军机处 ,且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 ,对清廷最高决策发挥重大作用。《翁同文献》甲午战争部分披露了大量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廷最高决策层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解开不少历史谜团 ,具有不容置疑的史料价值 ,它的出版 ,必将对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