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兼答对“一分为三”的批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活跃起来了。前几年,哲学界有些同志提出了“一分为三”(三分法”、“三点论”、“三位一体”)的命题,我也是其中之一(见《“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 近两年,有不少同志对“一分为三”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一分为三”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分为三”的命题不能成立。他     

一部拓展“一分为二”方法的力作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辩证法与“一分为二”等同起来,似乎辩证法就是“一分为二”.辩证法当然包括“一分为二”,但它仅是“一分为二”吗?可不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多”呢?探讨这个问题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它不仅要对“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的命题进行领域广阔的分析和论证,而且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作出合理的解答.因为列宁说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毛泽东也明确说过.“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规律,这就是辩证法”.因此,要在哲学上确定“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的命题,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是难以想象的.雷正良和杨远富同志却致力于此.他们从1981年起,对“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这两个命题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先后在70多家学术刊物发表90多篇论文,其中的成果大多被《新华文摘》和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社等权威性刊物转载,有的还被编入《中国哲学年鉴》.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他们的力作——《方法论新探——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读完此书,掩卷思索,笔者认为这部著作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为什么不宜提“一分为三”?——坚毅先生《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献疑

在“一分为二”(或“二分法”)作为一个深刻的辩证法命题被人们广泛接受之后,坚毅先生却又提出“一分为三”(或“三分法”)的命题,并且在《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一文中,从十二个方面分析了哲学界长期不接受“一分为三”提法的原因.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辩证法问题:在“一分为二”之外是否还有一个“一分为三”与之并存?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一分为三”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也论《世界本原：非哲学命题》

《新华文摘》１９９８年第２期转摘了《求是学刊》所载陶同同志的《世界本原：非哲学命题》（下称“陶文”）,１９９９年第 １１期又转摘了《湖北社会科学》所载尹良同志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评〈世界本原：非哲学命题〉》（下称“尹文”）。这两篇文章就“世界本原”问题发表了不同观点。陶文对“世界本原”问题从科学发展史角度进行考察后认为它是“具体科学——宇宙学研究的命题”,而“非哲学命题”,并明确提出“世界本来就无所谓什么本原不本原的问题”,“哲学是人类的哲学”,“今天的人类哲学应当确立新的研究对 …     

坚持辩证法 正确理解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就意识反映和反作用的对象问题同康才洪同志商榷

意识反映物质又反作用于物质,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已成定论。康才洪同志在《论人的意识反作用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5期,以下简称《问题》)一文中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意识反映和反作用的对象不是物质,而是具体事物,“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这个命题不能成立。《问题》的意见,不敢苟同。其症结所在,是偏离了唯物辩证法。     

关于《邓小平文选》中的“三分法”运用

我在重读《邓小平文选》第一至三卷之后,发现邓小平同志不仅运用了“二分法”,而且运用了“三分法”,还运用“多分法”,其中“三分法”的运用更为普遍、科学和深刻。现在,对于他的“三分法”运用作一番阐述、分析和论证。     

矛盾“一分为三”吗?——与坚毅同志商榷

坚毅同志在《“一分为二”需要“一分为三”补充》(见《重庆社会科学》1986年第二期),《再论矛盾“一分为三”》(见《齐鲁学刊》1986年第二期),以及《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划分看“一分为三”命题》(见《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三期)中提出“一个矛盾是由三个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三个方面(要素)构成的”论题,叙述了矛盾是“一分为三”、“鼎立统一”的观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本文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与坚毅同志商榷。     

对“一分为三”的理解应该拓展开来——与王孝哲同志共商

关于“一分为三”的命题是否可以成立的争论又重新开始了,这是极其可喜的事情。《天府新论》在1987年第6期发表王孝哲同志的文章——《论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以下简称王文,凡出自该文的引文只注明页码),就是重新进行争论的良好开端。我读了王文之后,深受启发,但还有几点不同看法,想提出来与王孝哲同志共商。 一、矛盾为什么只能“一分为二”而不能“一分为三”?     

“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质疑

张凌云同志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不能否定》①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从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角度,将同一性和斗争性之相对绝对命题的争论引向了新的深度。阅读之后,颇受启发。但是我们认为《张文》的观点只向辩证法的深度迈出了不彻底的一步,因而仍有片面性。张凌云同志在文首指出:“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对“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深化,从方法论上理解这并不错。但是文章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上作出结论说:“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一命题,是不能否定的。”则片面了。我认为:矛盾的动力性既然在自身的深化中最初     

那样理解符合“一分为二”的原意吗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这一论断的理解很不一致。周启伦、李铁城二同志在《“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吗》一文中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把对立统一规律阐述为“对立面的相互渗透规律”,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把对立统一表述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仅仅是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     

近两年来哲学界探讨“两变”命题的部分观点综述

近两年来,哲学界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以下简称《两变》)哲学命题继续展开深入讨论。现将部分观点综合介绍如下:一、“两变”同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的“两变”命题,是对     

老庄哲学中的“道”

<正> 道,是老庄哲学的基本概念。弄清道的性质,对解开老庄哲学将会有所帮助。本文愿就这一目的作些努力。前人对道的认识我们首先简略地考察一下前人对这个概念的认识。老庄之后,有韩非的《解老》,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所然”,即物自身的规定性,是使该事物成其为该事物的东西。这是从事物的性质方面来说明道的。并提出了“理”这个概念,认为道也是“万理之所稽也”。从儒家那一方面,有《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提“一分为三”又何妨?——对朱宝信同志献疑的答辩

我撰写的《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原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同年第6期全文复印)发表之后,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反应,我确实有点着急.十六个月后,朱宝信同志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不宣提“一分为三”?》的献疑文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我读后由衷地感到高兴,不过还是有些想法和意见,需要提出来供宝信同志和学术界同仁参考.一、希望开展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学术争论1982年7月,我的拙作《“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发表了,顿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新华文摘》作了论文提要介绍,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全文复印,还有其他文摘报刊和各种资料都作了反映.半年后,林青山、李烈炎两同志发表了题为《“一分为三”是唯物辩证法的命题吗?》(《争鸣》1983年第1期)的商榷文章,指出:提出所谓“一分为三”的命题,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争论眼看就要开展起来.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争论并没有进行.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并且不断地发表该命题的文章,至今累计已有93篇、其间,有王旭东、王威廉、王征国、     

“物质——实践本体论”难以成立——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

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徐崇温同志提出“物质——实践本体论”命题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概括。他说:“既强调实践,又坚持唯物主义,二者不可或缺,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存在论、本体论的基本内容”(《光明日报》1988年4月18日)。在《用马克思的思想统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哲学研究》1989年第12期)中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物质——实践本体论,也即实践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在我们看来,这一论断难以成立。     

如何理解“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刘锋、张传芳同志商榷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这一命题。究竟如何按照列宁主义的本意来理解这一点,这是我们认真探讨和合理解决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必须搞清楚的一个关键问题。多少年来,我国哲学界大凡论述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动力的文章,都引述了列宁这一命题作为依据。刘锋、张传芳同志发表的《矛     

坚持“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基本原理——与康才洪同志商榷

康才洪同志在《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5期著文认为,“人的意识对具体事物有反作用”。应该说,这是正确的。但他同时又认为,“人的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这样的命题不能成立。这就值得研究了。在我看来,“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无可非议。首先“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与“意识对具体事物有反作用”是一致的。康文所说的作为意识反作用对象的“具体事物”未加任何限制,我理解,这里的“具体事物”,就是泛指客观存在的一切具体事物,而不是专指某一特     

论实践无目的性同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当前国内外理论界广泛地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对“实践”的理解,包括实践固有目的性而不同时具有无目的性,更有甚者把“目的是实践的起始点(出发点)”命题,当作马克思主义命题。这种观点误解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践论与反映论相统一的思想,应予讨论和纠正。 实践始于无具体目的 毛泽东同志曾把实践论称为能动反映论。《实践论》把人的“肉体感官”对客体的反映,不仅视为特定认识的起始点,而且视为特定实践的起始点。《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进一步指出,“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就是“物质——意识——物质”的过程,这是对反映论和实践论相统一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明确化。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这里实践始于“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的意思是明确的。正如《实践论》所说,感性认识只是“感觉和即象的阶段”,它还形不成实践主体对所实践特定事物的理性认识,因而,实践主体在这个阶段上也形不成对所实践特定事物的具体目的(包括计划、方案和措施等等     

再论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吴江同志《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文商榷之二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从总的方面讨论了吴江同志《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以下简称《两条战线》)一文中的主要命题——“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指出了这个命题在理论上的错误;同时论证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命题的正确性,现在,我们将继续分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分析一下吴江同志关于“反对机械唯物论”的论述在理论上的错误以及它为何不符合实际情况,从而进一步证明“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个命题根本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分析一下吴江同志由于“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     

论“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不仅是个重大的自然科学问题,而且是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一章第四节提出“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一问,并且说,“这个问题对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来说,是特别毒辣的。”仅此可见,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哲学问题。“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命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对于这一命题,一向就有不同的看法。一为“前提说”。此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这一命题是为了强调自己的哲学的唯物主义基本前提。二为“附论说”。此说指出:     

我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一点看法

近十几年来,人们一直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以下简称“两变”)的提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一九七四年后,有同志还断定“两变”的提法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精辟概括和生动表述”。(张江明同志的哲学小册子《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以下简称《发展》)“‘两变’的命题,表述了辩证唯物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完满解决。”(梁琼芳:《“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可以理解为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科学的表述》,以下简称《表述》,载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学术研究》)这更远远超出了一个认识论命题的范围。然而,这种提法究竟是否科学,这种认识究竟是否正确,我认为都是很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