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原则

道德的功能必须依附于现实的利益关系才能实现。以往集体主义精神之不昌,根本就在于传统体制未能形成它所需要的利益关系。从集体主义原则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价值取向看,其赖以把握社会的现实基础只能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市场经济形成的广泛的利益联系为之提供了调控社会的利益机制;以公平竞争和承认劳动、利益差别的市场经济利益分配形式造就的合理利益关系使之能获得深厚的道德主体力量;作为市场经济重要前提的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实现了集体主义原则所要求的集体与个人关系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能为集体主义原则创造其在传统体制中所不能获得的现实条件,根本在于集体主义原则本身就是它的道德要求。     

也谈英美诗歌的意象

意象是诗歌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 ,它贯穿于诗歌创作的全过程。意象是主观之情与客观之象于瞬间所达到的契合 ;就其构成时的特征而言 ,它受诗歌整体内在结构的支配 ;按其性质的不同 ,它可以分为自然界的、社会生活的、创造的、虚构的等四大类 ;从其在诗歌中的具体运用来说 ,它可以分为单一意象和多个意象 ;从其与诗歌的鉴赏关系来说 ,它是进入诗歌鉴赏的一个必经之境     

论七言律之句法——以陈三立七律为中心之考察

将陈三立置于古典诗歌创作链条之末,考察其七律句法之运用,对于深入认识传统七言律之创作艺术有重要价值。陈三立七律好用倒装,每能于一句中之第七字精心安置,以收拗峭劲健之效。复以文为诗,律句节奏多样,已能化七言律句上四下三板滞之格,使其有开合动荡之姿。亦擅使虚字,其七律所用虚字词性多样,于语助类协调语音之外,复能贯诗之情愫,渲染诗境。其虚字使用臻于极致者,往往能见其性情。其对仗于流水、开合、倒挽三法之外,复有少量巧变对以见其才思,畅其诗律。而其对仗之主导形式则极富对比色彩,举凡情景、事景、巨细、远近、正反、今昔、视听、人我、有无、盛衰、时空、冷暖、虚实相对诸种,于规避对偶太切所致之语气凝滞外,皆能以出对句之反差性,于诗境中引入更多元素,扩其容量,使诗境得以有开合之貌。     

马克思之共产主义

马克思之共产主义,既能阐明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需之物质基础,又能指示完成此物质基础之程途,其贡献之功实至伟大,故于此根据马氏学说说明未来共产社会实现之步骤于下。据马克思学说,由资本社会至共产社会之步骤,可以分为三期:第一为共产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倡导者及其拓荒之作——《教育·社会·未来：郝克明教育文集》读后感

大力开展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之需。郝克明先生是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倡导者与开拓者。分析郝克明先生之《教育·社会·未来》文集可管中窥豹,能从整体上把握其教育战略研究对我国教育决策、相关学科建设以及实践推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可以于细微处洞察其开辟和领航的教育战略研究所体现出的战略思维、多重跨越,实事求是、以实证为取向,立足国内、放眼国际以及注重时效、服务决策等方面的鲜明特点与学理路径。     

《响泉公书丹崖乐志吟》史料钩沉

《响泉公书丹崖乐志吟》是一本集名人文章、名家书法、名师刻石及名胜古迹之无锡乡邦文献的精拓古帖。从其所纪顾门之史事及顾光旭注文可得知 :海瑞是洞阳公祠飨堂的最初创建者 ,且是洞阳公顾可久门下士 ;真武殿中之铜像 ,乃明刘伯温所铸。其中关于东林书院石坊一事 ,反映了其落成前后的因果、宋杨时及后人讲学于斯之事迹 ,以及顾宪成“东林党”之起因。     

巴蜀佛教的传播、发展及其动因试析

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佛教传入亦随国情而显出地域性和历时性.巴蜀地区是北方、南方丝绸之路的交汇地,故其佛教之勃兴及其演变也自有其特色.今从该区所获千余通碑文,透视其地佛教发展演变,不特可揭示地域之宗教文化面貌,且于我国佛教全史之研究亦有所裨益.     

"高阳"、"昆仑"解说述疑——读《楚辞今绎讲录》摘议

读姜亮夫先生《楚辞今绎讲录》,颇受教益.先生治<楚辞>数十年,于前人之研究成果作了批判的继承;对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其作品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先生博学多能,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多种门类的知识皆能触类旁通,故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一步.姜先生介绍了《楚辞》的综合研究法,这是他数十年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后辈人学所当从之门径.先生对《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远游》等文章分别作了论述,其见解精辟而切要,使读者闻其言便得其纲领;对于部分疑难问题之解析,也开拓了我们的思路.这些都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从《逍遥游》看庄子自由意识的审美超越

精神之绝对自由、意念之空阔豁达,乃庄子思想之至境,《庄子》书成,其思想则有迹可循。作为《庄子》始篇,亦为思想之精华所聚者,《逍遥游》集中体现了庄子思想意识之自由诉求,此自由诉求贯穿于《逍遥游》始末,更通过从“有待”到“无待”之审美超越而实现之。     

探析徽州砖雕的意象结构之美

徽州砖雕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安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砖雕所表现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视觉美感研究其意象结构之美,分析出它的讲究诗情画意的意蕴之美、神采飞扬的气韵之美、自然朴素的儒雅之美、寓教于美的教化之美以及世俗享乐的情趣之美.同时从这五个方面发现,徽州砖雕是一种富有精神与情感传达的艺术创造,从而揭示其背后深厚的审美内涵和精神文化价值以及对中国传统建筑雕饰艺术的审美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李调元古籍编刻活动与文献学思想述略

李调元的古籍编刻活动贯穿于他的一生,包括访求珍本、编订成书、编撰大型丛书及后续的修订增补,为保存巴蜀文化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李调元编刻古籍从内容上来说经史子集四部齐备,还刊刻了几部大型丛书如《函海》《续函海》,编纂了《蜀雅》《全五代诗》等大型总集。他广泛收集有关历代巴蜀文献的资料,尤其是明人杨慎的著述,汇刻到《函海》中,才使得这些著作因《函海》而保存下来。他在文献的甑订与辨别上,非常注意可靠性与完整性,因而所编刻的古籍质量很高,是清代中期蜀中刻书的代表。所撰写的几十篇《函海》序跋,或考订作者,辨析版本,或纠正前人误说,补充内容,皆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反映了李调元的文献学思想。     

汪中著述及版本考述

汪中是清代中叶著名的学者和骈文作家,他一生游幕四方,"以笔札供菽水",生活坎坷困顿,所以其文集来不及整理,文稿散佚也正自不少,至今还没有一部完善的《汪中集》。新近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汪中集》,虽是目前比较完备的本子,但可供商榷的地方很多。可以《四部丛刊》为底本,参以其它善本,重新加以校订。     

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

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有口皆碑,但也有过誉之处。其方志思想除了因时代局限而包含的封建糟粕外,在认识上也存在着偏差,如史志不分,以史代志,追求极端的撰著体修志风格,误认为“前志传”系其首创,主张帝王后妃与正史立传人物不谮列于人物传,反对志书篇目因体现地方特色而升格等,在实践中则有与所持理论相悖之处。     

比较中西历史弘扬中华文明--孙培良论著读后感

孙培良教授的学术活动 ,早年遍及中外文、史、哲众多领域 ,后期致力于史学 ,尤其是中外关系史 ,晚年专注于伊朗史。他治学严谨 ,坚持用唯物史观和考据方法 ,对中外古籍和传世碑铭的文字记载、近代的考古发掘及近人的学术成果 ,进行精心研究。在比较中西历史、弘扬中华文明方面 ,他所论证的中国画法西渐引起了伊朗绘画革命、孟子学说西传被马兹达克用作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是前人未曾提及或未能断定的 ,是对国际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关于何其芳的文稿修改——以诗集《夜歌》和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

何其芳整理重版自己的旧稿,尤其是1940年代在延安、重庆时的诗文时,有较多的删、改、增。本文以诗集《夜歌》和长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说明何其芳作品不同版本的修改情形,从而在一个特殊角度折射社会政治形势、时代思潮的变动与作家的创作、文化心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魏了翁研《易》历程考

魏了翁从小学习《周易》,逐渐接受理学易,并继承朱熹,形成象数义理并重的易学观。他在靖州谪居期间,以道贵自得、学宗程朱为旨,汇集前人《易》著,编纂成《周易要义》及《周易集义》两书,总结前代及当代易学,在学术史上颇有影响。     

莫友芝旧藏善本流散海外地区考述

莫友芝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藏书家，其一生藏书无数。寓居江南期间，莫友芝大力搜寻江淮及吴越等地的遗书，因此莫氏的藏书在当时是富甲一方的。但是莫友芝去世后莫氏家族开始衰落，莫友芝的旧藏书籍大量流散，不少善本甚至流散到海外地区。本文试图通过藏书印及相关途径，查找莫友芝散落在海外的旧藏书，以期为研究莫友芝提供些许方便。     

赵家璧的编辑风格

作为我国现代编辑出版史上著名的编辑家,赵家璧先生给后世留下了极具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和文化成果都体现出其独特的编辑风格,那就是:以编辑文艺主题丛书见长,在文艺领域海纳百川、恢弘大气;出版各派系作家的作品,不拘一格、兼容并蓄;个性鲜明、富于创新、精美的外观整体设计以及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高尚人格。     

武亿著作考述

武亿是乾嘉间著名的金石考据学家、经学家和文学家。一生著述宏富 ,著作涉及经学、史学、金石考据、方志、诗文等不同文化层面 ,具有丰富文化内涵。本文以经史子集为序 ,略考其著述 ,评其价值 ,述其版流 ,得经学著作 4种 ,金石考据著作 9种 ,方志著作 3种 ,文学著作 2种 ,校补著作一部 5种。     

高诱著述考辨

高诱是中国学术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其生平与著述却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他把大半精力用在注释儒家经传与诸子著作上,著述颇丰。结合相关材料考辨,高诱的著述主要有《正孟子章句》、《孝经解》、《淮南鸿烈解》、《吕氏春秋注》、《战国策注》等,但不曾注解《礼记》和《淮南万毕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