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培育·善治的当代诉求

"善治"(Good Governance)是西方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产生的一种倍受推崇的治理理念,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目的在于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国家实践善治理念的基本诉求.实施"公民教育"以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锻造良好的公民品质和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对于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推进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     

公共领域建构中的公民参与机制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弹性第三空间,在两者之间建构良性互动的公共领域是非常必的。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通过建构现代公共领域,以此为切人点培育公民精神、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基础。这一过程的实现,既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建立政府管理与公民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善治功能,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成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现实路径。     

论构建我国公民的公共精神

公民的公共精神为公民有序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提供了价值规范,为和谐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从我国公民呼唤公共精神出发,指出公民的公共精神对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提出了构建当代公民公共精神的基本要求。     

城市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以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为例

"社会问责"是通过普通公民或者公民社会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来实施问责的方式,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是实现政治问责的有效途径。广州市恩宁路改造案例说明,虽然公共参与的机制仍未实现制度化和常规化,还未达致国家与社会协作式的公共参与状态,但是,公共议题的提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公共参与的逐渐回应,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相对良性的互动,从而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社会问责。在当代城市公共生活中,这种以公共参与为基础的社会问责逐步成为可能,彰显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权力,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教育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超越了政府间谈判和国际法的范畴,成为全球参与的公共运动。作为“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正促使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当前,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政策推动与新时期公民教育战略相结合,鼓励和引导非政府组织作为载体,将激励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教育“公共性”的转型。     

当前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向协商民主、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不断强化和转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石和核心。转型期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传统政治文化、强势政府、参与制度缺失虚置、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是制约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影响因素。推进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健全参与制度、创新公民参与形式以及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四方面通盘考量与践行,从而使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实化于能。     

浅析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适度性

当代民主政治潮流下,公民参与在公共决策中具有重要地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事实决策中,匮乏的公民参与和过度的公民参与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适度性应成为公民参与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不适度的公民参与可能产生的问题作为逻辑起点,在分析公民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的基础上,依据公共决策的不同性质,确定公民参与的程度。     

论公民社会组织对公共精神的涵化

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精神之一,但这种精神却不会像"理性人"的利益观念一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形成。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为涵化公共精神提供了平台。它对于公民的责任意识、法治精神、公德意识、参与意识和志愿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孕育、熏染功能,而这些意识和观念正是公共精神的体现。     

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铬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治理理念的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     

公民意识的内涵和教育路径探析

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产物,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民主化和有序化.公民意识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公民身份意识、权力责任意识、民主平等意识,公德私德意识.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必须从国家政策的高度来重视,将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活动实践,优化社会制度环境,奠定公民意识教育的人文之基.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治理理论视角下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角色定位

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公共危机越来越具有常态化的趋势。研究公共危机问题必须使用新的理论视角。在治理理论看来,公共危机治理是政府和公民共同的事业。那么,公民的角色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角色应是发现灾害危情和提供专业建议的预防者、危机应对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和信息反馈者、公共资源筹集与分配的监督者、灾后重建实务性功能的具体承担者。当然,公民参与角色的有效扮演需要实现与政府角色的协同。     

弘扬民族精神重在加强公民教育

民族精神的创新,取决于每个公民的素质及民族整体的精神风貌,而一经铸成的民族精神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民的思想行为及整个民族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弘大而系统的社会教育工程,并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公民教育的根本追求,在于全面提高公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公民素质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全面提高公民素质必须系统研究公民基本素质要求的指标体系及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公民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教育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政治素质、法律素质、社会素质、经济素质、职业素质、生活素质、能力素质、创新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卫生素质等具有丰富的内涵.加强公民教育,必须加强公民教育的载体建设.     

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民参与是地方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近年来,随着治理理念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团体的迅速增加,我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取得较大进展,已经形成了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网络雏形。但是受传统行政观念、公民参与能力,以及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的影响,公民参与地方治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应当通过转变公民的角色定位,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等,来进一步提高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水平和效果。     

公共行政与公民参与的关系

阐述了公民参与问题的由来,指出当代行政民主是以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为其主要标志,公民参与的作用是公共组织公共性的重要体现;同时进一步对公共行政中的公民直接参与模式与传统间接参与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提出公共组织理论需要公民参与理论的补充与修正。     

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服务对象是公民,目的是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因此公民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所发挥出的作用决定着最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同时,也是该体系建设的评价标准之一,提高公民参与度是与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人才、资金和技术的投入等同样重要的课题。文章以黑龙江省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足之处、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个方面探讨了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对策。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保证公民参与权的根本途径。公共政策制定中有了公民参与才能确保决策的科学化、政治的民主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怎样寻找到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最佳结合点,为此政府应该不断创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保障制度,以更好的实现公民的参与权利。     

协同治理与公民参与的逻辑同构与实现理路

协同治理的视角使人们看到公民的思想意识与公共利益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民参与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社会各系统的协作参与、多元交互回应机制及理性的公民参与,可以促进社会各系统在公民参与过程中的良性互动,克服公民参与的内在缺陷,由此促进协同治理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