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俗志调查问题格

问题格是西方人类学界发展起来的一种调查和记录各种文化事象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调查提纲。在国外民俗学者的调查研究中,问题格的设置一直是被重视的一个重要环节,伴随着对民俗学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认识,内容也日趋充分完整。国内民俗学问题格研究主要参考国外问题格,并由此形成传统的分门别类的民俗志书写方式。当下随着对传统民俗志书写方式的反思,未来民俗志的书写需不需要分类,如何才能够将民俗很自然的书写下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民俗叙事与怀旧书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于传统民俗的叙写是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民俗叙事相伴生的,是作家们的怀旧情感。对淳朴、美好的民俗的追忆,为怀旧书写提供了绝佳的艺术载体,一方面,它是对"现代性"的审视,另一方面,它也参与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构建,为其提供了乌托邦式的蓝图。     

民俗志范式的反思

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基础性工作成果的呈现。传统的民俗志写作范式往往使民俗志成为一种记录的资料集合，它缺乏对民俗的进一步阐释和解析，并对民俗主体关注不够。随着人类学等学科对其民族志范式的反思，以及民俗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学者们对民俗志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传统民俗志撰写中分类的方法并没有过时，关键是如何进行符合逻辑的分类。主体生活串联式民俗志也许是一个积极的尝试。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俗志刍议

村落是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空间,是少数民族文化孕育和发展的生态基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开发,不仅只是外在形式的物化改造和形象改观,更应该是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延续、民族精神的弘扬、传统聚落共同体的建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俗志作为记录民俗资料的科学活动,能够突破传统志书的局限性,充实民族问题研究的内容和形式,彰显民俗的地位和功能,发挥着文化记录、传播和交流的功能,有助于重构村落共同体,使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有主体依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俗志书写应该包括田野工作、描述和分析三个基本要素。     

论铁凝小说的民俗书写

铁凝在小说创作过程中融入了独特的民俗经验与文化感悟,作品中夹杂大量的民俗事象书写,而这些民俗背后的文化内蕴引人深思。铁凝小说的民俗书写,表现了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百态,并通过民俗表象透视其文化意义,继而追寻人生与社会的终极奥义,达到真实与艺术的高度契合。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铁凝小说,分析民俗事象、民俗心理及社会文化在作品中的呈现方式,挖掘文本内容之外的精神立场,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铁凝的创作理念与价值追求。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关于文学宏大叙事的几点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宏大叙事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内在合法性遭到质疑、颠覆和解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对宏大叙事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从宏大叙事的概念生成与内涵特征、对后现代理论的认知偏差、意识形态或政治工具和个人化叙事等方面进行了重点反思。认为重新审视和辩证理解作为文学遗产的宏大叙事,对当下文学放弃社会责任、价值关怀和精神担当等,具有建设性意义。     

民俗的底色——张承志小说《黑骏马》的民俗写作

张承志的<黑骏马>是一棵文坛上的常青树,其恒久的艺术生命力在于该小说的民俗底色.小说民俗生活的成功描写,具体表现在:(一)有形物质民俗生活相;(二)无形心意民俗生活相.以上二者不仅为作品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境,而且形象别具一格地揭示出社会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成为人们认识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宋代节令组诗的志录功能与民俗意蕴

节令组诗的大量出现是宋诗嬗变过程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和宋前相比,这些组诗呈现出更加深厚的民俗文化意蕴,尤其生动地志录了宋人极具世俗娱乐性、地域性和村野精神的节令图景。为突显纪实性,组诗用语明快浅易,谐趣直白,富于节令生活的意味。组诗之诗题、注释、诗序等副文本所具有的亚叙事性功能亦对节令风俗加以充分描摹。组诗还和相关地理类民俗志书互证互释,进一步深化了纪录节俗的深度和广度。宋代节令组诗的新变标志着民俗对文学发展的渗透与影响,同时亦表现了文学刻画和反映民俗的互动趋势。     

民俗与思想道德建设结合的几点思考

民俗与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要素,各自具有自身不同的含义和特点.但民俗与道德的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在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必须加强与民俗的结合,探索民俗与思想道德建设结合的途径.     

小说化:民族志书写的一种可能性

传统民族志的文化书写在小说与民族志之间人为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它重视概括性事实而回避故事讲述和故事中的单个人物,更谈不上中心人物的深度塑造。实验民族志这种书写范式的出现为借用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来集中地、戏剧性地展示对象的人文事实、心理事实及其内在意义提供了可能性。     

民族志书写的自反性与真实性

在民族志书写的后现代转向中,实验民族志以其书写的实践反驳了传统科学民族志的绝对客观性的虚假立场,这样的一种书写姿态是一种以实践者本身为实践对象的自反性（reflexivity）客观立场。在这种立场的统摄下,民族志文本书写对于真实性的定位逐渐脱离传统的科学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实验民族志作者借助话语表述的真实态度传达着其对客体真实性的理解。此种意义下的真实性有更多地向文学领域真实性靠拢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民族志书写的小说化倾向中,客体的存在更可能意味着向词语召唤的功能。     

从文学到人类学——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

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可以简括为田野考察和民族志写作。长久以来对于前者关注较多,而对后者讨论较少。本文聚焦于民族志的书写层面,结合文学与人类学的内在关联,通过问答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对特定族群写“志”这一点上,人类学可被视为一种文学;反之,文学也是人类学。     

关于写作心理语言的思考

现代写作教材及理论研究,往往默认主体直接运用自然语言思考、写作;按心理语言学理论,写作内孕所用的内部语言应属于心理语言,而非自然语言;写作心理语言的能力决定于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其基本功能为:认知把握、预见推衍、意识表征;其基本特点具有片段性、跳跃性、内核性、混含性等;其生发运行围绕主体之意,按一定的规律进行。     

三毛创作个性散论

三毛创作个性 ,实现了“作家主体向本文主体”的“语言本体论”转变 ,建立了作者与读者平等交流对话的“主体间性”关系 ,取道现代文学创作的“优格式塔”选择     

历史民族志及其汉语书写实践

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知识的载体也是人类学的方法论，历史人类学学科的确立也需要首先确定历史民族志的写作原则。历史民族志的交叉性要求它要同时借鉴两个母学科的优长，但其书写需要采取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学的和人类学的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在表达技巧方面，古老史学的生动描述传统则可以提供借鉴。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讨论

艺术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民族志具有“文体”和“方法”双重内涵,对艺术研究的民族志讨论应包括“作为方法的民族志实践”和“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书写”两方面的研究。在作为方法的艺术民族志研究实践中,“整体观”原则对帮助转换既有的知识传统中以孤立地谈论艺术品来解决“艺术”问题的倾向、模式,以及对“艺术”认知的“祛魅”,具有基础性意义;对“观察—体验”的实践理念的标举,正面回应了“体验”在民族志实践中的长期蛰伏状态;以“当下”地“共域在场”为具体操持方案,强调研究者对“场域”结构关系保持自觉并调动自身“在场”的能动性,机动地采取有目的的行为从调查现场获致所需信息。适应于实践的具体情况,艺术民族志书写将呈现为一系列的、调动多种手段的实验性写作。     

关于《诗薮》创作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通过对胡应麟创作《诗薮》过程的再考察，得出以下结论：《诗薮》创作次序很可能是内编、外编、杂编、续编；《诗薮》内外编、三编、四编分别有不同的刊本；《诗薮》内编当完成于1587年，《诗薮》外编主体当完成于1588年或更早，《诗薮》杂编不迟于1590年完成，《诗薮》续编完成于1590年以后；《诗薮》开始创作时间当在1584年左右。     

写作表述要则论略

在写作表述的过程中,人称视角的选定和转换(有迹转换)要协调,两种表述视角并存(无迹转换)尤要协调;文气从内在方面要贯通,从外在方面也要贯通;写作者自己的表述偏好要控制,要服从意旨的统摄,接受文体的制约,尊重读者的裁判;同时写作表述的自由空间也是充分存在的,写作表述应当彰显出各自异彩斐然的个性。这些,都应当成为写作表述遵循的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