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国家统一观念构建——以清代前中期云南地区为例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最深入的一个朝代,这无疑得益于清朝武力的强大,但也与统治者在云南推行的文教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朝廷势力刚进入云南民族地区,就仿前朝在云南继续推行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稳定清朝在云南的统治;雍正朝改土归流前后,为进一步深入对云南民族地区的治理,清廷在云南广行教读以化其嚣凌,构建和保持少数民族对王朝的文化认同。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边地云南的文化类型与内地更趋一致,稳定和巩固了对云南民族地区统治,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跨越族群边界的区域性称谓"云南人"出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均田制与唐朝的强盛

唐初为巩固统治而实施均田制.长期战乱造成的土地荒芜为均田制提供了可能,强大的中央政权为推行均田制提供了保证.均田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唐朝的统治基础,也加强了唐朝的军事力量.     

湘西土司

<正>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地区从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王朝都不断加强对边疆僻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以期建立和巩固大一统的封建集权制的国家。但是,由于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社会历史、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的不平衡,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地处边远、生产落后、风尚习俗各异等各种原因,中央王朝不可能把内地的一整套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照搬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特征,便逐渐地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内地的,且带有封建性质的统治制度——土司制度,或称之为“怀柔政策”(见     

简述清朝民族管理机构的形成及其演变

清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时期。与以前各封建王朝相比 ,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统治其机构更加完备 ,其制度更加严密。了解清朝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中央机构的形成、演变及其各隶属部门的职掌情况 ,对研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意识兴起与中国政治的区域化--北伐前夕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分析

北伐前夕,随着中央政权在直系及反直政治军事同盟之间交替,新的权力中心无法形成,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地方自治思潮兴起,中国政治出现了明显区域化倾向.地方实力派纷纷实施与中央若即若离的区域性统治,所提出的政治口号体现了强烈的地方意识,由此形成了中央权力的弱小和地方权力的强大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只能依靠各实力派之间的"均势"来维持统治.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的地方主义是一种"分"是为了"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那么,此时的地方主义显然已经偏离了以前所具有的"中央方向"."三·一八"事件之后,中国事实上已处于无中央政府状态.这为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明清时期土族地区的宗教僧纲制度

明清时期土族地区的宗教僧纲制度李向德宗教僧纲制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央封建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统治形式。明清时期，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宗教僧纲制也以不同的形式传入土族地区，并很快被统治者所采用，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     

南朝萧齐巴州设置以及废省原因探析

建元二年,萧齐为改变巴东、建平、巴、涪陵四郡经济凋零、统治秩序薄弱的状况以及缓和民族矛盾,获取丰富的物资资源,故设置了巴州。由于中央政权统治措施比较合理,加之任人得当,不久即基本上恢复对该地区正常的统治秩序。后为稳定荆、益二州政区的安定和荆州在长江中游的政治、军事战略位置,最终于永明元年,废省巴州,原四郡各还属本州。     

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

儒学教育是指根据中央王朝政府政策法令办理的、以统治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教条为内容的各级教育。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在官学、书院、社学等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其缘由有三:一是中央王朝极力推行,二是地方官吏积极配合,三是各地土司主动创办。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对当地社会稳定、教育发展、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元朝对鄂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及其影响分析

元朝鄂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建立,上承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制度,对当地的经济、交通和民族关系等的发展都有着积极影响,也为明代和清雍正前期土司制度在该地区的进一步完备创造了条件,是一种符合当时实际的有效的统治方式。同时,元代蒙古族、汉族和白族等民族的逐渐迁入,可以看作是本地区民族融合的初始阶段,为明清时期当地民族格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于元朝在该地区的统治历史地位及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     

科举制对明清云南社会文化的影响述略

科举制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隋朝产生以来,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巨大的影响。科举制在云南发展较晚,直到元代才开始实施,到明清时,才在云南真正推行开来并获得较大的发展。科举制一经实践,便对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民间向学风气的形成、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代十国割据形态的特征及其对统一进程的影响

五代十国与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相比较,在割据形态上具有显著的特征:一,五代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二,十国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三,“保境息民”是南方割据政权内政外交政策的主旨。这些割据形态特征对国家统一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决定了统一事业势必由中原王朝来完成,只是待以时机而已。其次,十国对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以及南方割据政权“保境息民”政策,使得南方各个割据势力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避免南方率先统一而再次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从而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翰林学士和两蜀中枢政治

两蜀翰林学士科举出身者比例较低,这和中原政权有所不同;但其被擢拔为翰林学士的比例很高,这又和中原政权有一致之处。两蜀学士中,前蜀不乏唐朝衣冠后裔,后蜀则更侧重委任幕职僚佐。两蜀翰林学士除了履行翰林学士初创时的草诏敕和备顾问的内职外,还频频地兼任重要的实职,成为加强皇权的一种得力工具,同时也卷入中枢斗争中不能自拔。有的学士所用非人,加剧了政治腐败,加速了两蜀政权的衰亡。     

20世纪初英帝国建制工作评析

20世纪初,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帝国建制工作。早已衰落的自由主义再度成为帝国建设的主导思想,文化相对主义、社会主义也适时对帝国建设提出补充性看法。根据这些理论,英国建成了白人移民殖民地、印度、附属帝国三层帝国管理体制。然而,该体制也暴露出了滞后性和难以真正解决权力平衡的弱点,这与后来的帝国解体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王统教统关系视野中的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论陆贾对汉初政治文化转型的设计

陆贾以刘汉王统与儒家教统关系的重构为思考前提,提出了以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为主要内容、将封建王统与儒家教统统一于"王道"理想的政治战略设计。考察汉初的政治文化情势以及王统与儒家教统的关系,有助于完整、准确地认识陆贾政治战略设计的价值,更好地把握汉初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意义。     

晚清督抚制度与权力制衡

清朝统治者继承并改善了督抚制度，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权力体系，使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了200多年的制衡状态。19世纪中叶，由于战争的原因，这种平衡被打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晚清地方督抚彻底掌握了交战各省的军政大权，政令、军令得以统一。这一方面为清朝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失衡。     

论西省与东晋南朝文学简

西省是晋代的一个负责起草诏敕的专职官署,在南朝又有所发展,带有朝廷省署、中央文馆和帝王待诏的三重含义,具有这三方面的特征。受世风和士风的影响,东晋南朝的西省已经发展为一个司文机构,用人以文才为重,撰文以清辞为美,体现了南朝文学清丽的美学特征,具有产出文学作品的制度职能。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论雍正、乾隆时期汛塘制度在云南的发展及变化

经过雍正、乾隆时期对兵防的二次调整,云南的汛塘制度有了较大变化:分布于汛塘的绿营兵成为整个绿营兵的主要部分,汛塘、汛塘兵丁都由清初的以云南腹里发达地区为分布中心,向着腹里发达地区、腹里欠发达地区、边疆地区均衡分布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乾隆三十五年后以边疆地区为分布重心的态势。这一变化,标志着清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已深入到了边疆和山区,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尤其是边疆和山区的经济开发、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