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族群民间信仰变迁的人类学考察——以鄂西南官坝苗寨为例

民间信仰是当代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少数民族移民族群作为一个在地理空间中不断迁徙的特殊群体,其民间信仰随着地理空间的转换和时代的变化在由原来聚居区到迁徙地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迁入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周边其他民族的深刻影响,从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本文以鄂西南官坝苗寨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人类学的视角考察移民族群民间信仰变迁的表现,并探讨其原因.     

战争、族群与区域社会:9至14世纪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研究

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长时段研究区域社会中族群与民间信仰关系的个案.沙陀、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士对二仙信仰的态度既不能以单方面的接受(华化)来概括,汉族士大夫参与二仙信仰的活动也不能仅以逃避仕金、仕元来解释.不同族群的士绅和官员捐资、兴建或修葺二仙庙,原因复杂,贡献不一.除了对二仙信仰进行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如捐资、兴建或修葺庙宇),士人和民众还通过想像与建构二仙形象,在精神层面推动信仰的发展与传播.这些活动和想像将不同族群、地域、信仰背景、社会阶层、性别的人们联系起来,形成集体记忆,成为地方民众请求中央认可二仙的依据.     

NIMBY：当族群遗产遭遇国家与世界

族群遗产对于该族群而言绝非仅仅是日常生活中存留下来的遗留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遗产承载了族群内部成员的情感依托、知识与信仰,由此促成了族群成员对于本族群的认同,而这一认同也成为族群遗产保护的关键所在。然而,今天在“国家遗产”、“世界遗产”的申报热潮中,族群遗产不可避免地在国家与世界层面被动员与调动,由此引发了以“遗产”为中介,族群同国家与世界两股力量的遭遇与碰撞。针对这类问题,文章特别强调了族群遗产向“家园遗产”的回归。     

川东民间故事中的图腾信仰与古族变迁

川东民间故事中图腾信仰的演变表明 ,崇蛇巴族是川东的土著居民。崇鸡、狗的苗瑶族群的势力与文化曾驻足川东地区 ,鸡狗与蛇 (龙 )图腾信仰发生明显的冲突与融合。之后 ,苗瑶族群的影响很快由强变弱 ,以至崇虎巴族统治川东地区时期 ,鸡、狗与虎图腾信仰的冲突与融合缺乏明显的表现 ;而蛇 (龙 )与虎图腾信仰的冲突与融合却很突出 ,并以融合为主导面     

从土王崇拜到私约归流——容美土司制度下的权威嬗变

土司时期容美土家族的原始信仰、族群意识和长官权威,在一定程度发挥着巩固土司制度的实际功能,但随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土王对辖区子民不容质疑的权威亦因之逐渐丧失。容美土司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当地土家族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清中期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个案,体现着国家权力、民族精英以及族群三者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追溯...     

从日常生活事象看金平白傣的神灵崇拜

白傣是云南省金平县自称“傣端”的一个傣族族群。该族群不信仰小乘佛教 ,而笃信传统的原始宗教。神灵观念在白傣中普遍存在 ,并深刻地影响其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本文从人生礼仪、农祭习俗、节日活动等方面对该族群的神灵观念及其崇拜对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族群认同的宗教性建构——以兴蒙乡蒙古族为例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活在云南兴蒙乡的蒙古族人,获得了正式民族身份,民族意识逐渐增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传统信仰复兴的大背景下,通过把当地原有的关圣宫改建为三圣宫,发明一整套祭祀祖先三圣的仪式,并在新近创造的忆祖节和从内蒙古引进的那达慕节等重要场合展演加强这种新的信仰和仪式,完成了一种"三圣信仰"的新宗教体系及其自我再生产机制的构建,通过宗教信仰的途径实现了建构和表达自身族群认同的愿望。当然,这一系列宗教性的族群认同表达方式的发明,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当地的原有信仰与文化,因而能够有效的表达与持续维系当地人的族群认同。     

尼日利亚乔斯地区宗教与族群冲突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尼日利亚乔斯地区频繁发生信仰基督教的土著族群和信仰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人之间的暴力冲突,造成了大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造成乔斯地区宗教与族群冲突的最主要原因是不同群体在分享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时受到的不平等对待,这种不平等将本就脆弱的族群、宗教间的关系撕裂。频发的暴力冲突不仅恶化了当地的政治生态环境,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破坏了尼日利亚的国家形象。唯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充分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使隶属于不同族群、宗教的人们平等分享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该地区的危机,进而开创尼日利亚各宗教及族群和谐共处的新前景。     

从民间信仰看粤闽赣山区开发和客家族群发展

客家民间信仰不仅是客家人精神信仰层面的体现,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家地区的开发历史以及后来的发展,是客家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展现.本文以田野调查和文献材料为基础,试对民间信仰与客家地区开发,以及客家族群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迁徙与跨界:环南中国海海神信仰交互性研究

近年来与环南中国海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逐渐覆盖诸多专业领域,但针对环南地区民间信仰的整体研究仍然较少。海神信仰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形式,跨境而生的海神崇拜是整合环南华人移民与凝聚华人社群认同的重要力量。针对环南海神信仰文化形态的研究以区域族群为单位,呈现出海神信仰整体性和多样性、地域与时空交互的状况。     

岁时生活与荆楚民众的巫鬼观念——《荆楚岁时记》研究之一

在南朝社会,岁时节日是荆楚民众沟通神鬼的重要时机,有着浓厚信仰的荆楚民众通过主动的姿态去祭祀神灵、禳除恶鬼.荆楚地方巫风盛行,岁时节日中巫术有着丰富的表现.岁时巫术行为依照性质与目的大致可分为辟邪巫术、求福巫术与预知巫术三种形态,当然这三种巫术形态并非界限森严,三者相错杂与融汇.南朝荆楚岁时的鬼神信仰与岁时的巫术手段相互倚重,鬼神信仰依靠巫术手段实际干预民众生活,巫术依靠信仰为自己提供存在的解释与力量的源泉.     

巫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由于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发达,巫术往往被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同时巫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存在必然有着自身的一套逻辑和内在结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特征,在巫术研究中能够发现某种程度上巫术文化也存在着此类特征,从巫术灵物与刑罚用具、巫术咒语与家族伦理和巫术犯罪与善恶观念三个方面尤其能够看到两种文化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共通性。     

西部民族地区巫术现象的解读——以一个案村的场域分析为例

巫术是人类原始宗教起源的端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并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泯灭,而是以各种形式滞留于草根社会。文章通过对个案村巫术的场域调查,列举了当前村落社会巫术存在的几种类型,并分析其特点和运行模式,对理解乡村社会文化运行的范式有所裨益。     

韩国南海岸别神祭

韩国南海岸别神祭是典型的世袭巫巫师主持的村庄共同祭巫俗活动,现仍存活于韩国部分地区。本文在巫祭现场调查基础上,初步勾画其面貌,梳理其结构,分析了韩国巫俗的宗教信仰功能和共同体意识,以点现面,以供了解韩国巫俗的特点。     

射日神话新解——从壮族神话《侯野射太阳》谈起

射日神话是对原始先民巫术活动的反映,该巫术企望通过男女交合以影响气象,达到祈雨弭旱之目的,反映了原始先民借助想象和幻想战胜自然灾害的现实。     

“萨满教”的本质是巫术而不是宗教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的"原始宗教"、"宗教的初级阶段"其实所指是巫术;巫术与宗教的本质区别是巫术是人凭借魔法的力量使役神,而宗教则是人对神的迎合和膜拜.鄂伦春人萨满跳神的"助日仪式"是一种典型的巫术以篝火和跳圈舞促进太阳高高升起和放射强大的光明.近现代萨满跳神形式与远古巫术原型的一脉相承性说明了萨满跳神的本质是巫术而不是宗教.     

论宋代民间淫祠

宋代民间淫祠泛滥成灾 ,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害。民间淫祠泛滥与民间巫风盛行之间 ,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此外 ,由于宋代商业活动的兴盛 ,许多地方性的俗神迅速地向四面辐射 ;而两宋政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无力 ,使得民众寄希望于神灵。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民间淫祠的打击几乎一直与两宋政权相始终。由于难以尽述的种种压力与需求 ,宋代官方政权无法彻底割断与它的联系     

义和团仪式的武、舞、巫合流机制

儒学的无神论观念限定了中国神学体系的发育,儒学的静养哲学亦遏制了中国舞蹈业的发展.义和团的请神附体上法仪式担负起短时期、大范围内为民众造神的任务.义和团的巫术表演对中国巫术舞蹈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所引发的巫术舞蹈的普及、推广和革新工作影响甚大.义和团巫舞直接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巫术的表演传统,并引起晚清巫术舞蹈业的兴起.晚清高层权力的剧烈变更触动了义和团选神制度的勃兴,义和团在公共空间动作感强烈的团队表演现象,不仅象征性地张显了权威,亦完成了整个帝制时代最后一次巫术舞蹈的复兴运动.     

楚辞文学类型的原始宗教背景

楚辞是理想型文学的典型代表。楚国浓郁的巫风是楚辞艺术特征形成的原始宗教背景。其作用有二:一、培养了楚人热情如火的民族性格;二、成就了楚文化富于幻想的浪漫情趣。     

湖南花鼓戏与傩俗渊缘考

湖南花鼓戏与巫傩习俗有着深厚的渊缘：人们在元宵节中表演舞龙、舞狮、打花鼓、唱曲等,用以祓除灾疫,祈求平安,这些宗教色彩浓厚的民间表演与歌舞是湖南花鼓戏的前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花鼓戏主要由童子妆扮故事演出,它是一种童子“沿门逐疫”仪式,明显具有古代侲童驱傩的痕迹。花鼓戏与傩戏均有驱傩的宗教功能,它们的表演者往往是同一套人马;花鼓戏的演出剧目与音乐唱腔不少源自傩戏,这是二者同源异流关系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