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艾滋病患者的消费权益保护

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里,艾滋病问题也成为了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问题,各国政府都在为防治艾滋病作出不懈的努力。医学上的努力仅仅只是解决了艾滋病病毒本身,但不能够应对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问题。此前,中央部门及各级政府制定的有关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等有300多部,但随着艾滋病防治实践的发展,这些法规的质量已经越来越不能经受更多的考验,艾滋病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在法律体系的效力层级上,多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缺少效力更高的专门法律,且很多是计划经济思维下出台的,已经不适应现在形势的需要。而且一些法规的具体规定存在规则冲突和制度矛盾,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权益保护,也没有在立法上给予充分重视,大多是原则性条款,有的甚至是空白,艾滋病立法上的这一现状要求艾滋病防治立法要统一化、专门化[1]。在种种法律规制中,对HIV感染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的具体规定过于狭窄,在HIV患者接受国家救助时,涉及到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立法保护更是微乎其微,本文将就其消费权益保护提出浅薄的建议。     

迈向人权范式:当代中国艾滋病防治范式的转型及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的艾滋病防治范式从总体上经历了从隐喻范式到规训范式,再到人权范式的转型。范式转型及其经验表明,以"隔离"、"禁止"为特征的立法模式并不利于艾滋病的科学防治;同时,只重视"干预"、"预防"的立法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进入21世纪,以人权保护为核心内容的艾滋病防治策略被证明是一项既符合科学预防原则,也符合道义伦理、公平正义理念以及制度设计的立法策略。迈向人权范式,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种可行路径选择。     

艾滋病危险性性行为干预面临的伦理难题

在性传播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情况下,客观上要求把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作为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目前我国艾滋病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仍然面临一系列伦理难题,如性道德教育与性健康教育存在明显冲突,商业性性行为干预面临伦理、法律或政策困境,同性恋者面临“道德多数”的社会环境且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多性伴行为动机复杂,安全套推广仍然面临伦理、法律争议和实际困难,相当数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未被发现等。面对这些难题,国家应在调整艾滋病防治工作格局、落实“预防为主”方针的基础上,明确把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作为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同时对艾滋病各类危险性性行为干预面临的具体难题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云南省沿边地区艾滋孤儿生存现状及应对策略

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是艾滋病防治重点省,紧邻世界毒品源地、经济欠发达与边民的大量流动,使得云南的艾滋病防治与艾滋孤儿救助安置工作面临着特殊的困难与严峻的挑战。近年来,云南省艾滋孤儿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家庭人均生产收入显著减少,辍学率与缺课率高,他们生活在社会歧视与自我歧视之中,孤立无援、生活贫困、心理压力大,与非艾滋孤儿存在明显差异。现行救助活动虽对改善艾滋孤儿生活状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生活环境、立法与身心健康等依然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社会学建构

艾滋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问题,这已经成为国际及国内艾滋病防治及研究者的共识。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和开展对艾滋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艾滋病立法的制约瓶颈与创新对策

18年来,中国艾滋病立法从惩罚到关怀,从拒绝到承认,从分散到系统,取得了一定的绩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初步的艾滋病立法框架。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因此,现阶段应采取切实可行的立法对策,以进一步完善中国艾滋病立法体系。     

艾滋病立法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

19年来,中国艾滋病立法从惩罚到关怀,从拒绝到承认,从分散到系统,取得了一定的绩效,形成了初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艾滋病立法框架,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因此,现阶段应采取切实可行的立法对策,以进一步完善中国艾滋病立法体系。     

令人费解的矛盾数据揭示商业性性行为的三种“解释”

文章通过探讨和解决滇西某高速公路工地艾滋病防治调研中出现的难题,揭示了对于某些公共卫生概念研究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可能存在重要的认知差异,影响信息获得和干预效果,人类学视角对解决这类问题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试论艾滋病防治中的社会公德教育

艾滋病的防治关涉社会公德问题。在防治艾滋病的过程中进行社会公德教育,有助于营造艾滋病防治的公正环境,提供艾滋病防治的道德力量。在艾滋病防治中开展社会公德教育,为艾滋病的防治融入道德元素,应该依托大众传媒引领向善社会风尚,依傍社会公德模范加强道德关怀,依靠法律法规树立社会公德导向。     

艾滋病疫情发展及防控中的伦理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艾滋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我国目前形势严峻,而且还存在着一些高发的隐患因素;艾滋病给个人及其家庭、社区和社会造成一系列的破坏作用;在艾滋病的防控工作中,存在着诸多伦理问题。对这些伦理问题进行梳理和分别研究,是制订防治艾滋病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的重要基础,也是公众正确对待艾滋病问题和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的认识基础。     

艾滋病群体权利与残疾人权利并轨保护刍议

歧视是有效应对艾滋病疫情的重大障碍。然而,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长期以来采取的各种“专项”措施无意中却加深了人们对艾滋病群体的歧视。出于反歧视的目的,至少应该在法律上将艾滋病包含在“残疾”的开放性定义之内,将艾滋病相关人群保护纳入普遍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之中。此外,应扩大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的适用范围,使之涵盖艾滋病群体,最终使两个群体的权利保护并轨。     

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探析

公务员由于具有代表公益和私益的双重身份,在特定情境下,容易因利益冲突而做出滥用公权谋取私利的腐败行为。文章认为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是源头治腐、依法治腐的客观需要,且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具有充分的立法基础和政治基础,因而立法具有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立法的技术性问题如法律名称的思考、立法的基本原则、立法的主要内容及其专门管理机构进行了探讨。认为当前对公务员利益冲突防治进行立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是可行的。     

艾滋病防控面临的道德冲突论纲

道德冲突是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控面临诸多难题的一个重要的深层因素。艾滋病防控中的道德冲突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规范性道德冲突,包括政府干预与公民自主、资源稀缺与分配公正、宽容策略与道德标准;二是事实性道德冲突,包括宣教策略的选择分歧、吸毒人员的伦理定性、性工作者的管控难题以及自愿咨询检测困局;三是主体性道德冲突,包括"道德多数"与少数人权利、社会支持与社会歧视、部门合作的主体困境。道德冲突往往使艾滋病防治的相关方面和环节陷入两难的境地。协调这些道德冲突,必须在区分两种不同性质冲突的基础上,坚持相应的道德原则,强化责任伦理,实施宽容策略。     

我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发展分析

与中国30年的艾滋病防治历史相对应,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的发展可分为关国门堵艾滋期(1985-1988)、艾滋围追堵截期(1989-1994)、隔离与疏导并存尝试期(1995-2004)、科学防治艾滋期(2005-至今)。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有五个特点:政府主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参与模式;预防为主的艾滋病防治综合模式;以科学为本吸收国际经验并适合国情的艾滋病防治制度;比较完善的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制度;‘防治’与‘打击’并重,法律灵活服务于艾滋病防治。就防治艾滋病相关法律政策而言,我国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国家。     

司法地方化的治理路径研究及创新——以文献分析为视角

破除司法地方化存有两条治理思路:一是针对产生司法地方化的直接原因变革现存制度障碍;二是通过司法系统的其他改革间接实现司法地方化的治理。当前学术界的关注点几乎聚焦于变革现存制度障碍上,然而该思路下的治理路径须以完善司法官以外的司法工作者人事制度、立法固定司法工作者薪酬制度、构建人民检察机关异地检察制度以及推进司法工作者处理案件终身责任制度等方式强化。忽视第二条治理思路无疑减少了防治司法地方化的路径,而由此可通过创新程序设计,如推进司法公开制度改革等,从侧面攻克司法地方化难题。     

关于艾滋病患者人权保障基本理念的思考

自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在全球流行开来。在防治艾滋病的过程中,无论何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国家都有责任去保护艾滋病患者人权和自由。保障艾滋病患者人权既是我国宪法中保障公民人权之所必须,也是我国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歧视或遗弃艾滋病患者不仅不能解决艾滋病问题,反而会把问题弄得更糟。只有保障其生存权,使其免受歧视,保障其就业及受教育等基本人权才是明智之举。     

关于重金属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的探析——以大冶市为例

日益严峻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已经对我国人民健康、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大冶市是湖北省重金属污染重点区域之一,这已经成为了该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而我国在重金属污染防治相关法制的建设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早建立和健全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相关立法,加强监管,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EMDR用于艾滋病患者心理康复研究——以某一艾滋病患者创伤心理治疗的成功个案为例

感染艾滋病病毒对于生命和躯体安全都是一个严重的创伤性事件,患者往往会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并有不同程度的情感障碍问题。本文采用EMDR方法对一例具有抑郁情绪和人际交往障碍的艾滋病患者进行治疗,治疗结果显示对HIV/AIDS患者采用EMDR方法能获得良好的效果,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应用。     

论艾滋病防治中的国际合作——以中国防治艾滋病为例的分析

艾滋病的泛滥和蔓延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问题。以联合国为主导,各主权国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初步形成了国际合作机制:建立全球性艾滋病防控监测机制、发展国际综合防治体制、援助发展中国家、明确国际共同规则与共同行动。随着防治艾滋病国际合作中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地位的确立,地区性合作与全球性合作、非政府间合作与政府间合作相互渗透,国际合作中人权保护的新发展,使国际法上的国际合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得以创新和超越。     

HIV感染与艾滋病的社会文化维度

HIV感染与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从社会医学的角度看 ,艾滋病并非仅仅是HIV的感染及对人类免疫系统的损害 ,在HIV的传播和艾滋病的患病过程中 ,社会、文化和行为因素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对社会、文化和行为因素与HIV的起源和传播的关系 ,社会文化压力对艾滋病患者和HIV感染者的压力进行了分析 ,并就有关艾滋病防治政策提出了批评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