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灾难研究的范式

近年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对灾难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将灾难中交汇的环境、生物和社会文化三个因素纳入思考的范畴,并在研究中形成了"考古与历史"、"政治生态学"、"社会文化与行为"和"应用与实践"几种范式。这些范式之间相互关联,吸取了其他学科的灾难研究经验,以人类学整体观的视野和微观的民族志田野方法对灾难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人类学对危险与灾难的研究

人类学新近的研究将灾难界定为一个涉及自然或技术环境的、有潜在损害力因子与某一社会和技术生产形成的脆弱条件下的人口复合而成的过程和事件。从这一基本的理解中形成了三个广泛的命题:(1)行为与机构应对范式;(2)社会变迁范式;(3)政治-经济/环境范式。文章聚焦于灾难的脆弱性的历史结构范畴,尤其是就发展中国家的情景,讨论了应用人类学对灾难管理的贡献以及灾难风险的观念与评估研究,还探讨了危害与灾难研究对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潜在意义,侧重点在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和社会变迁的问题。     

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人类学灾难研究的面向与本土实践思考

本文在回顾人类学灾难研究历程的基础上,讨论了关于灾难的定义,检视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和主要面向(兼及社会学).文章从地处5·12汶川大地震中心的S市的田野观察出发,就组织应对、社会互动、宗教仪式、生死哲学与文化适应等方面加以探讨,总结了中国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念及其主要面向,以期对未来应对灾难做好理论准备与行动选择.     

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实践的价值取向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造福人类也可祸害人类,关键在于掌握科学技术的人.科技异化主要是由认识原因与社会原因造成的,消除或尽可能减小由认识原因所造成的科技异化,必须使科学技术实践遵循"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价值取向.     

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台湾人类学——1965年以来台湾人类学史述论

本文从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多元化、范式转换和方法更新、学术取向的反思等方面论述了1965年以来台湾人类学在社会资本主义化背景下的发展状况.并分析了台湾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人类学研究对象、取向、方法及理论方面的影响,展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社会变迁和人类学研究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宪政原因:宪政理论的非本土化与实际国情的冲突导致"三农"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中的缺位;失误的宪政变革导致中国农民与现代化绝缘;宪政值取向的扭曲导致中国社会由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进程大大延缓.解决"三农"问题的宪政之路在于把"三农"问题入宪,确立其在国家宪政战略中的应有地位,制定完整的涉农法律体系,全面保障农民的自治权、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权、自由发展经济权、农地权、产品自由流通权、经济服务权、财务金融权、独立的私有财产权、政治权、迁徙权、社会保障权、社会人格权等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避免立法、执法、司法及行政行为对"三农"利益的损害,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     

环境意识与历史记忆——2014年“灾难人类学工作坊”综述

<正>2014年10月11日至12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主办的"灾难人类学:环境意识与历史记忆工作坊"在重庆大学顺利召开。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等国内外24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讨论有关灾难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在工作坊的开幕式上,高研院人类学中心主任周永明教授和本次工作坊的召集人、人类学中     

大学生人格与成就动机关系初探

本研究以397名北京大学的本科学生为对象,试图探讨他们的人格、自我取向成就动机、社会取向成就动机以及年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得到以下结果:(1)年龄与"大五"人格模型中的开放性、愉悦性两个维度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与外向性有比较显著的正相关;(2)年龄与社会取向成就动机有很显著的正相关;(3)公正严谨性、外向性、开放性三个维度与自我取向成就动机有较高的正相关,神经质则与之有较高的负相关;(4)神经质、外向性与社会取向成就动机有比较高的正相关,开放性、愉悦性则与之有显著的负相关;(5)在人格因素对成就动机的回归分析中,公正严谨性、开放性、外向性可以为自我取向成就动机提供很好的预测,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公正严谨性则能够为社会取向成就动机提供很好的预测.     

当代公共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公众取向下的多元途径

通过梳理近期国外文献,综述当前公共人类学发展的趋势与路径,包括环境、生态和灾难研究,社区应用研究与公共服务,种族、女权、移民与公共政策,传播媒介等。这些途径是公共人类学的公众取向在实践中的具体进入和实现方式,并最终殊途同归,回归到对人类的人文和社会关怀上来。从公众中来再到公众中去的知识生产过程无疑也为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     

社会脆弱性分析:灾难社会工作的重要面向

社会脆弱性分析在灾难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梳理灾难社会学、人类学等灾难的跨学科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灾难社会工作的社会脆弱性分析框架:以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为基本导向与准则,以社会工作理论或视角为指导,以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或社会行政、社会政策分析等方法为途径,整合灾害周期评估模型和微观与宏观评估模型,对灾前、灾中和灾后个人、社区和制度三个层面的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四类脆弱性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进而探讨发展型介入方案。     

社会复建和学科发展——1949-1965年间台湾人类学史述论

本文首先分别就教学和科研机构的建立、田野工作的开展、主要学者及其研究取向、研究领域和学术热点等方面叙述了1949-1965年间人类学在台湾发展基本状况.其次,将此情形置于台湾地方社会历史背景、世界人类学发展的背景之下,指出了人类学在台湾发展的基本特点.这不仅奠定了人类学在台湾延续的良好基础,也使人类学研究逐步深入到台湾本土社会的内里,为认识台湾社会开掘出了日渐丰富的地方性知识.     

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地方灾难场景与应灾实践经验的民族志研究

田野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核心,田野情景中的灾难人类学将基于对具体灾难场景中所呈现的环境风险性、人类脆弱性和社会弹韧性的辨析,来就具体地方的灾难应对实践经验进行精准化的总结。坚持整体性的框架分析、过程论的动态考察,以及地方性视角的呈现和转述,灾难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研究可就人类社会在可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和机遇可能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呈现。     

川西岷江上游地区的灾难叙述——以1933年叠溪地震为中心

［摘要］灾难叙述是灾难人类学行为反应研究取向的视角之一。文章以1933年川西叠溪地震的灾难叙述为个案,尝试了解特定时代中各色人群对这场灾难的叙事方式。透过邓锡侯灾情通电、叠溪积水疏导纪念碑文、《叠溪地质调查特刊》、《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等四份灾难叙述文本的阐释,不仅可获悉书写者对灾难本身的情绪、企图与立场,更能深刻理解文本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与历史语境。     

灾难人类学视角下的人祸研究——以艾滋病为例

［摘要］在灾难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内，人祸是灾难的一部分。从人类学整体论的角度，以艾滋病为例分析人祸的特点，不仅可以发现艾滋病不单是生理上真实的疾病，同时也是社会建构观念下的疾病。对艾滋病的理解可分为四个层面：艾滋病病毒层面、流行病和公共卫生层面、社会影响因素的层面及社会与文化建构的层面。作为一种人祸，不仅要看到生理的艾滋病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死亡数字，同时也不能忽略社会属性给这类疾病带来的社会舆论、歧视和污名。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界的ethnohistory：民族学人类学的一种有益补充

ethnohistory不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领域,它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作为一种学术现象,ethnohistory逐现端倪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学界,突出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学人类学尝试引入史学视角的发展倾向,时当时包括博阿斯学派在内的美国民族学人类学而言,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为二战后美国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由疏离到日益密切及“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和西方学界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这一时期的ethnohistory,既不是美国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也不是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主流,易为学界所忽视.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揭示,对全面理解ethnohistory的内涵、性质和作用,以及二战后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具有重要助益.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相关概念辨析——兼谈学术流派与国家传统的关系

英国人类学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由功能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所塑造的。与美国四分支的"文化人类学"相比,英国人类学总体来说对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关注更为突出,并因此在很多时候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尽管很多学者在使用中有随意切换的倾向,但"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英国社会人类学"和"英国人类学"绝非同义语,辨明其间的差异、弄清混用的原因对于深入研究来说很有必要。     

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对本学科的整体反思.俞伟超与张忠培被分别视为"新派"和"传统派"的代表,他们的争论成为反思中的焦点.分析两位先生的观点及研究论文后,可以发现他们的实际取向相近或可互补.考古学研究应同历史学、人类学更紧密地联合,还是应返回资料本身,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两种主张以对立的面貌出现有其学术史上的原因.曾为一代学者所熟练运用的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反成为现今学者的未来目标,提示出学科设置乃至社会思潮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这些均是造成上世纪末考古学反思中产生分歧的因素,且对理解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走向相当重要.     

灾难救助与应灾能动性的人类学思考

结合近年来国内外人类学对灾难救助研究的民族志案例与理论反思,本文主要讨论灾难救助对受灾群体在生态、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变迁所产生的复杂的影响,并重点分析灾难救助讨论中的三个核心层面:灾难救助作为人道主义礼物的政治性、受灾人群"受害性"的塑造以及受灾人群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所展现出的能动性。通过对嵌入在灾难救助和恢复重建项目中的历史、话语、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考察,本文指出,对灾难、灾难的损失以及受灾者的认知和操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灾后救助的效力,也深刻地影响着受灾人群身份认同和社会生活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