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上)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则是财政体系内部各级政府对占有的国民收入进行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本文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探讨现行的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划分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财政结构

本文是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结构进行探讨。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中央财政的基本结构日本经     

集权与分权: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迁

文章首先以集权与分权这一矛盾为主线,缕析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博弈过程: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从中央高度集权一步步迈向地方独立分权;北洋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财政严重削弱,地方财权恶性膨胀;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变化频繁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地方财权。随后,从保持一定的中央权威、界定政府财权与事权、赋予地方独立税源以及完善财规、建立激励约束监督机制等方面揭示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对当今正确处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启示。     

“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结构转型

"安倍经济学"堪称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政策的一场重要变革。它一改过去以凯恩斯式财政刺激为主的方式,选择遵循通货再膨胀学派的理论,通过大胆导入非传统金融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政策特别是经济增长战略的改革政策组合,试图以此推进经济转型、实现"摆脱通缩"的目标。迄今改革已取得切实成效,不仅就业形势大幅好转,企业部门的业绩改善也非常突出,为日本经济结构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由于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两项改革的力度不足,导致了此次经济改革的结构失衡,造成了"央行独舞"的尴尬局面,难以控制的外部风险,特别是异次元金融宽松政策的未来"出口问题",也将对日本经济带来新的严峻考验。     

Land Finance and the Tax-sharing System： An Empirical Interpretation

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发掘。地方政府行为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尤其受分税制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分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土地财政;利用省级的年度数据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无论如何评价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与财政包干制相比,分税制都是一个理性化的制度变革,其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稳定互动框架,而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扩张模式是这次改革的意外后果。     

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任何国家的财政既是保证国家机能运转的物质基础,又是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国家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和财政机能的正常发挥。因此本文拟从事权划分、财源分配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与管理三个方面来探讨日本中央与地方的政财关系。一、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     

印度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印度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一直是联邦制下两级政府矛盾的一个突出方面。根据1950年国大党政府制定的宪法,印度财政分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包括直辖区)两级。宪法明确规定:“邦的繁荣必须建立在中央有雄厚的财力基础上”,因为中央要集中更多的财力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邦政府财政有困难“有权从中央政府获得财政援助”。在多党制的情况下,国大党政府要使邦政府在财政上依靠中央,从而在政治上也听命于中央。现在以新人民党为核心的少数党联合政府上台,这种财政体制不会有很大改变。40年来印度的财政在保证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方面是有成绩的,但在体制上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主要是:     

财政分权:理论与国外实践

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随着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也在不断深入,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评述,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俄罗斯、日本的财政分权的实践,分析比较了这三个国家的财政分权模式,并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提出了建议。     

日本当代城市制度研究

日本的市制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现行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制度自1947年基本形成以来，以自治为理念，以法律为基础，在兼顾地方的自主性的同时，指挥和发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对保持较小的地域差距和建设安定的社会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重点介绍日本城市管理体系，包括行政区划、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大中城市的管理方法、各级政府的具体的分工情况、组织结构和财政制度等，并分析该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我国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提供参考。     

探析日本的三位一体改革

日本结构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从官到民、从中央到地方".其中,三位一体改革的构想充分体现了"从中央到地方"这一放权让利的改革精神.国库补助负担金、税源转让和地方交付税的改革,原本是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三个基本出发点,为了平衡改革对各利益集团得失的影响,日本在第二次地方分权计划中提出对这三个基本点进行一体化改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各方政治势力的偏好顺序各不相同,三位一体改革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从根本上完善上海地方财政体制的研究

本文从分析研究建国以来上海市地方财政收支入手,指出过去地方财政资金分配上存在的问题与地方财政体制不完善有联系,提出完善上海市地方财政体制的几点设想,以适应改造和振兴上海,把上海建成为一个开放型、多功能的中心城市的新形势。这几点设想是:一、建立以分税制为主,共享制、附加制为辅的中央和地方的分级体制;二、建立以土地使用税为核心的地方税体系;三、扩大特种基金制度;四、建议中央建立对地方专项开发补助金制度;五、多渠道、全方位筹集城市建设资金;六、大胆而充分地利用外资。     

转变财源增长方式探讨

转变财源增长方式探讨陈开荣财源，是财政之源，财源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可是财政状况却十分困难，而且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同时处于困难之中。摆脱困境的出路很多，关键是转变财源增长方式，搞好财源建设...     

关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的思考

本文不仅从财政收支变化,而且更主要地从完善体制的角度来认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一、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的回顾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对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作了若干重大改革,这种改革迄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4年)的基本特征是行政性分权为主。针对过去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这一阶段改     

节俭的力量

<正>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一年多的冲副涤荡,换来了清风扑面。新年伊始,国家统计局对31个省区市3.1万名瞢通群众的电话调查显示,96%的受访者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持满意态度。2014年全国的地方"两会"格外引人关注,因为这不仅是将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由中央意志转化为地方行动的再部署,也是在深化改革进程中地方举足轻重的再出发。以辽宁"两会"为典范,其风清气     

关于分级财政体制的思考——兼谈日本中央与地方间的财、事权划分

分级财政体制问题,涉及各级财政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建国以来,我国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过多次调整,但基本上未走出统→死→放→乱的循环。1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也使我国经济呈现出放→     

战后日本基础结构投资资金的分配政策

基础结构投资分配是基础结构投资政策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战后日本怎样分配基础结构投资资金对了解日本基础结构投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一、日本基础结构投资分配理论和政策的性质战后日本的基础结构建设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实现的。所以日本基础结构投资资金的分配,从理论上讲不过是日本垄断资本通过财政预算实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因此,基础结构投资分配理论和政策,从总体上说是包容在其财政理论和政策之中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金森久雄指出,战后日本财政在1979年以前一直实行凯恩斯的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这说明战后日本基础结构投资分配政策也是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     

政府间财政改革、金融深化与中国的地区差距:脱落的环节(英文)

本文研究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演变过程中中国的地区政府行为与金融深化对于各地区经济效率变化的影响。通过经验考察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地区财政支出、银行信贷流向对地区经济效率变化的影响方式,我们发现:虽然财政分权的改革总体上约束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行为,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但是分税制的引入则更有利于发达地区的金融深化而使落后地区的政府趋于加大对银行信贷的干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支持我们的结论。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财政收入行为

非正式财政收入行为（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不仅是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收入分割博弈中普遍采取的对策，而且也蔓延到中央机构。这些行为造成的沉重税负扼制企业的成长和投资的增加，从而削弱经济活动参加者的纳税能力，减少财税来源，最终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缺口不断增大。尽管有相当一部分非正式收入用于公共服务，但是它也提供了满足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级工作人员群体不正当需求的可能性，由此酿成大量腐败现象。所以，建立有效监督政府财政行为的机制，设置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制度，实现公共财政的规范化和民主化，将不但是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根本举措，而且还是推进政府职能改革的一个关键     

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及其均衡增长效应(英文)

不断扩大的地区间差异困扰着中国发展,并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为了缓解地区间差距可能引发的各种矛盾,中国政府在1994年分税体制改革之后确立了具有集权倾向的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通过财政资金的大规模双向流动,这种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促进了财政资金的跨区域配置和财政能力的地区间均等。但作为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在均衡地区间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却很有限,主要表现为大规模收入集中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增长抑制。财政收入垂直分配关系的这些影响与地方财政非税收入依赖程度以及中央专项补助水平存在明显交互作用,前者显著弱化了财政收入过度集中的不利增长效应,后者却显著弱化了中央补助的增长激励。     

日本财政农业支出增长进入转折期的条件探析

1955～1980年,可以算是日本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的转折期。在此期间,日本财政农业支出增长开始进入转折期,主要基于如下条件,即工业化快速发展奠定的经济能力条件、城市化进程创造的社会意愿条件、政治保证条件以及建立健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确立的根本体制条件等。日本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中国应将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的阶段性目标锁定在略低于转折期水平的数值上,并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步伐,以为财政农业支出增长进入转折期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