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最小二乘通径模型在贸易发展指数中的应用

设计了一套3层综合指数所构成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指数体系,利用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对中国1999—200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对中国10余年来的贸易发展情况进行总体的把握和描述。经贸易发展指数运算表明,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的贸易流量、贸易结构等各方面水平均有大幅度提高,但是从2009年开始,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方面的贸易指数出现下滑并快速反弹的趋势。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四维分析

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产业耦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UIBE GVC数据库中的ADBMRIO表从制造业的竞争性、互补性、依存性和融合性四个维度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造业的耦合情况进行分析。同时，基于增加值贸易分解法对相关指数进行修正，使其可以准确反映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贸易关系的真实情况。随后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两个视角出发，进一步对中国与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4个制造业产业自2010-2017年间的耦合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在总值贸易视角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制造业可以保持良好的耦合性，但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双边耦合水平出现恶化；从细分区域来看，无论在总值贸易还是增加值贸易下，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都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内具有良好的耦合性，而中东欧地区与中国制造业的耦合性表现则最不理想，中亚和南亚地区均表现一般；从细分行业来看，在精炼石油、木制品、纸制品、皮制品等行业中，双边具有相对较好的耦合性，各国在不同行业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最后，针对如何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耦合性的问题，本文从竞争、互补、依存和融合四个方面提出不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合作、提升双边制造业耦合水平的建议。     

对外贸易隐含SO2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

 本研究根据中国2002、2005、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S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SO2,相关的行业结构分布以及隐含污染物在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三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污染物的贡献大小。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至200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SO2顺差;迅速增长的贸易规模是出口贸易隐含污染物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进导致的SO2排放强度下降抑制出口贸易隐含SO2增加,而投入产出中间结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

剔除第三方效应测度双边价值链嵌入度,考察其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间关联。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制造业陷入低增值率出口与中间投入高比例进口的困境,进而削弱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扩张的联动,加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紧缩的联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呈扩张联动低于紧缩联动的非对称特征。该现象在金融危机前突出,危机后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相对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幅削弱了中国与经济增长较为稳健的发展中国家、非欧盟国家经济扩张的联动,又大幅加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欧盟国家等危机多发国经济紧缩的联动,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要规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稳增长的阻碍,中国须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并着力降低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本文发现了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非对称特征,并基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解释成因,研究结论可为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CM同步化指数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变化的动态特征,并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周期协同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经历了波动上升期、逆转期和持续下降期三个阶段,且“脱钩”趋势明显。(2)中国与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协同性有显著差异,在波动上升期和持续下降期,中国与转型国家的协同度最高,发达国家居中,发展中国家最低,而在逆转期,协同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发达、发展中和转型国家。(3)双边贸易、双边直接投资、专业化分工、金融一体化是引起跨国经济周期协同性变化的主要传导路径。双边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会强化协同性,专业化分工和双边直接投资则产生弱化作用。此外,较大的制度距离和较低的货币政策协调性会降低周期协同性。(4)各传导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对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双边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专业化分工及双边贸易,但在后危机时期,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分工使专业化分工成为最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模式与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完善服务贸易数据统计：国外的实践与我国的对策

解决服务贸易数据统计问题被列入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的五点内容之一提交给各国代表讨论 ,这五点内容是 :服务贸易的定义和统计问题 ;服务贸易原则与规则的概念 ;服务贸易多边框架的范围 ;现行国际法规与规则 ;促进与限制服务贸易发展的措施与做法。由于服务贸易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新议题 ,各国对“服务贸易”究竟如何定义存在不同的看法 ,发展中国家仅将居民与非居民所从事的跨国服务视为国际服务贸易 ,即狭义论 ;而发达国家则将所有涉及不同国民或不同国土的服务交易都列入国际服务贸易范畴 ,即广义论。分歧的结果不得不提交给 1988年…     

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及潜力研究——以新兴市场为例

本文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从两个层次分析了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并对贸易潜力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在总量层次上,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对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扩大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经济距离对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各类区域经济组织作用不同,在分类层次上,除人口规模的影响不确定外,其他主要因素的作用与总量层次相同;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在总体上表现为“贸易不足”,在五类农产品进出口上属于“贸易不足”的国家较多,表明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潜力巨大。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阿拉伯国家出口流量及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了中国向西开放的格局,地处"一带一路"西端交汇地带的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天然和重要的合作伙伴。通过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阿拉伯国家的出口现状,发现出口结构不合理;采用引力模型,通过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阿拉伯国家出口的不同因素,并从高新技术产品总量层面和大类层面上分别测算了中国对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出口潜力;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基于广义假设抽取法的分析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构建了多区域假设抽取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有助于提升自身对各行业的增加值消费,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之间的增加值贸易以及其他国家的增加值消费,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2)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对不同的国家影响不一样,对美国、日本的增加值进出口影响较大。(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各行业增加值贸易的效应大小并不一致,部分行业的作用大于其他行业,例如农、林、牧、渔业的内部效应大于其他行业。根据以上结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增加值贸易,其他国家也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另外,在采取进出口税率调整等政策扩大增加值贸易时需要注意行业的差异。     

“金砖国家”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为了克服传统的基于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非对称性缺陷,本文基于对称性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了对称性相对贸易优势指数,根据该指数确定了金砖国家各自的优势产业和劣势产业,进而确定金砖国家相互间具有高贸易增长潜力的行业。为了进一步准确地衡量金砖国家间的贸易竞争和互补状况,本文基于对称性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了“对称性贸易互补性指数”和“对称性贸易竞争性指数”,利用这两个指数从细分的产业层面研究确定了金砖国家内部任意两国之间竞争（或互补）的广度和深度。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深化金砖国家合作的对策建议。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建设的背景与基本框架

摘　　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国际服务贸易得到迅猛发展,在一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各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相对落后,不能为国家宏观管理提供有效信息,在此背景下,如何进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就成为国际性研究探索的课题。本文简要综述了国际服务贸易以及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进展,进而分析了中国建立全面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必要性和基础,最后在借鉴国际规范和美国等先进国家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的基本框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降低了全球技术溢出强度:基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对比分析

本文采用20个国家及地区细分类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边数据,对比研究不同贸易类型技术溢出对进口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出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降低技术溢出的作用强度。结果显示:一方面,货物及服务进口贸易引致的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母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服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为0.0432,比货物进口贸易高77.8%,且两者作用强度经检验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技术溢出更为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后发现,各类贸易溢出仍能显著促进进口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技术溢出作用的强度,服务进口的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所受影响比货物进口高95.5%。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适当对进口贸易结构进行纠偏,挑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出口伙伴国是强化我国进口技术溢出吸收的关键。     

国际资本流动、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对新兴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资本流动和对外贸易是新兴经济体融入外部经济的两种基本途径,金融发展是其重要的内部推动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将会面临怎样的难题？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与评价,研究发现：资本流入、进口资本品与服务是新兴经济体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金融深化对其所带来的技术溢出起到了媒介作用;资本流动与贸易又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彼此之间形成了交互效应;新兴经济体的技术效率总体上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在效率值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新兴经济体对国外资本、技术与市场存在着路径依赖,这已成为制约其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贸易余额对汇率增长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全球187个国家的证据

汇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一直备受争议,而贸易余额数值的大小对一个国家汇率的增长效应有很大影响。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贸易余额对汇率增长效应的影响方向,然后建立模型,运用全球187个国家1970—200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实证研究发现,不管是中高收入国家还是中低收入国家,均表现为贸易余额的数值越大,贬值的增长效应越大;贸易余额的数值越小,贬值对增长的影响越小。中低收入国家贸易余额对二者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于正处在汇率调整期的中国,应该充分考虑贸易余额对汇率增长效应的影响,谨慎合理地制定中国的汇率政策。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持续期及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总量已经有所突破。与此同时产品出口是否也变得更加稳定？出口贸易的稳定性决定贸易联系的长期发展,稳定的贸易联系有利于中国企业的稳定发展。本文利用高度细分且重复观测的出口纵向生存数据,利用Cox随机效应混合模型进行两种时期的对比研究,并在模型中考虑交互作用。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总体上,向沿线各国出口贸易更加稳定,各地区差距明显缩小,高技术产品出口稳定性显著提升,技术型产品与非技术型产品拉开了差距,出口产品结构有所优化。同时,倡议的提出对于GDP或人均GDP较低国家的出口稳定性推动最明显,尤其体现在技术型产品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口贸易几乎不受汇率波动影响,倡议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远距离对出口的不利影响,且较大的初始贸易额所带来的优势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稳定性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双边贸易联系的紧密性体现得更明显,而且双边贸易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技术型产品出口。     

从经济合作走向泛经济发展：大国外交转型中的双边贸易模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近年中国外交理念探索性的新尝试。本文对外交部官方辞令进行提炼，构建出衡量中国与贸易各国外交亲疏的时变等级指数，并从外交建立渊源、外交维系过程两个维度论证其有效性。基于一个包含外交因素的贸易引力模型，本文提出了“外交—贸易”驱动假说，继而利用1992-2013年中国与166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为这一假说提供系统性的经验证据。研究表明，外交关系每提升一个等级，中国对他国商品的开放程度能显著提高23%；即使考察了外交内生问题、模型时点转变以及指标更替等多个方面，仍能够证实假说成立，确保了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外交驱动作用不仅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传导模式，而且存在显著的“强国”与“弱国”结构突变机制，即弱国外交以发展经济为主、强国外交重视泛经济层面的转型调整。这一结果意味着，在总体国际关系趋好的大形势下，中国的外交力量呈现“从经济转向泛经济合作”的大国格局。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贸易失衡关系研究

针对中美贸易失衡是否因人民币汇率调整而缓和这一问题,利用1980-2008年的年度贸易数据对中美贸易进行协整分析,检验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之间的马歇尔-勒纳条件并不满足,即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善中美贸易失衡。中美贸易失衡是中美双方进出口结构、贸易政策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逐步调整两国贸易结构和进出口政策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出路。     

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的提出与改进为考察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特征提供了可能，但缺乏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GVC分工的多维特征进行全面分析的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在总贸易核算框架下对各国出口的增加值进行分解，提出衡量分工深度和广度的GVC分工程度指数和集中度指数，并重新构建了GVC地位指数，形成了衡量GVC分工程度、地位、集中度三维特征的指标体系。本文进一步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对2000-2014年GVC分工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GVC分工程度总体呈现逐渐加深的变化趋势，其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GVC分工程度相对较高；七国集团的GVC分工地位相对较高但有所下降，金砖国家的GVC分工地位呈现上升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正在缩小，GVC分工的全球化生产程度有所提升。     

贸易总额与贸易差额的增加值统计研究

全球化发展促进了可贸易品生产链向世界延伸,出口品价值由不同生产模块上的不同国家组成,这直接导致以国为单位的传统通关统计,无法正确反映国际产品分工链条中各国的实际价值创造。对折返增加值部分的重复计算不仅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贸易顺差同时也夸大了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通过将增加值法引入国际贸易核算体系,本文发现：2002年和2007年,增加值统计的我国贸易总额分别低于通关统计贸易总额的14.1%和20.5%;增加值统计的我国贸易顺差分别低于通关统计贸易顺差的20.3%和24.9%。利用新方法对国际贸易中的国内、国外增加值进行分解,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能从微观角度纠正传统的通关统计对双边贸易平衡真实性的误判,还可以从开放宏观角度避免这种误判可能给予实际汇率以错误的权重,使汇率成为矛盾的焦点。     

人民币升值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基于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数据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又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等方法,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如何影响中美贸易收支余额做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解释了汇率改革之初的＂悖论＂现象,并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改善中美贸易收支平衡状况存在显著影响,而改善中美贸易收支失衡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