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扬州

徽商,是我国明清时期一大商人集团,对全国社会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对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资料表明,徽商与扬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对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均产生过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因此,研究徽商与扬州的关系,对了解明清时期扬州城市历史发展的原因,是有所裨益的。     

画坛“扬州八怪”与盐商

"扬州八怪"是中国绘画史上一批风格相近的画家总称,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主要靠卖画为生.盐商在扬州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奢靡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精神消费品的需求量大增."文之极,画也",盐商对绘画作品的需求拉近了与"扬州八怪"诸多画家之间的距离,画家依附盐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使"扬州八怪"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独特的一个群体.     

徽商与扬州文化

明末清初,徽商在扬州积聚了大量财富,他们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支持徽州学者、扬州学者以及全国各地学者在扬州的文化活动。徽州商人在扬州大建园林,收藏图书字画,繁荣雕刻印书,发展教育,举办诗社文会,倡导戏曲、歌舞等各种文化,促使扬州这一当时的商业中心和民间文化中心更为繁盛。     

徽商与清代状元

本文从研究徽商的兴起及其特征入手,探讨了徽商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作者指出,具有强劲经济实力的徽商,通过宗族组织的途径,推崇儒家文化和重视功名仕进,这是清代安徽多状元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原因.     

郑板桥的文艺美学思想

清代乾隆年间,活跃在扬州画坛上的一批革新派画家,被当时的保守派看不起,视为骚乱画坛的怪物,因此遂有“扬州八怪”之称。据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说,八怪指金农、黄慎、汪士慎、郑燮、李鱓、李方膺、高翔、罗聘八人。以后,凌霞在《扬州八怪歌》中去掉了汪士慎、高翔、罗聘,加上边寿民、高凤翰、杨法。汪鋆《扬州画苑录》中又     

清代徽商与扬州的园林名胜——以《江南园林胜景》图册为例

扬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环保模范城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遗存迄今的城市人文遗产为数众多,这些人文遗产,有不少皆与清代徽商的活动密切相关.本文以新见史料《江南园林胜景》图册为例,从不同侧面探讨清代徽商与扬州的园林名胜,并根据一些扬州盐商所获职衔以及相关记录指出:因康熙、乾隆皇帝分别六度的南巡,清代扬州的部分园林,被纳入行宫园林的范畴.因此,这些园林名胜,与一般商家自我颐养身心的园林颇有不同,它是特殊背景下淮扬盐商"办公办贡"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称之为准皇家行宫园林.这一独特的现象,反映了盛清时代皇室、盐政与鹾商之间暧昧的关系.     

儒家经济伦理与徽商

经济伦理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探索中国古代儒家经济伦理对明清时期徽商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重群体抑个体的道德原则和重义轻利的道德规范可以认为是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上述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徽商的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徽商所奉行的重公益而抑私利、重利他而抑利己、重礼让而抑竞争、重均平而抑分化的原则，以及取予有度、财用有制、交往有信、刻苦顽强等规范，便是很好的说明。这些原则和规范对徽商的事业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徽商的发展和兴盛；另一方面，它又阻滞了徽商挣脱封建羁绊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化。     

文人水墨对当代扬州园林艺术的审美影响

扬州作为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因其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了扬州城的发展与繁荣，园林艺术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扬州园林的创建一方面得益于扬州固有的地域特色——环境优美且宜人，另一方面又从文人水墨中汲取养分——表现手法以及构成画面的绘画语言元素，用以作为园林创建的引导。与此同时，扬州园林也为文人画家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直接的创作素材，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扬州园林与文人水墨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古学今用，继续深入挖掘文人水墨中隐藏的有利于园林创建的审美因素，并将其用来指引当代扬州园林的创建。     

试论徽商对运河城市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徽商与大运河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者之间是一种双向型良性互动关系.徽商称雄商界300年离不开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的丰厚滋养,徽商既促进了运河城镇城市化进程,又促进了运河城市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和社会进步,还促进了运河城市的对外交流和开放.可见,徽商对运河城市发展的作用重大,影响深远.     

从扬州盐商文化看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途径

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扬州传统民歌与扬州新民歌的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比较法对扬州传统民歌与扬州新民歌从题材、音乐形态以及传播渠道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扬州传统民歌与扬州新民歌因同源而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分析了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改善，扬州传统民歌与扬州新民歌又存在着各自独特的艺术内涵。     

徽商与旅游

徽商有儒商之称，在经商之余，他们往往既爱读书，又好游历。他们遍历祖国各山大川、歌咏自然，无形之中增添了儒雅成分。由于们们的胸中有景，囊有绍，因此在旅游文化的建设上，便不局限于精神方面，也表现在物质方面，扬州园林之美，徽州建筑之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徽商游历之结果。     

明清徽商对扬州文化的影响和贡献

明清时期,大量徽商辐集于扬州,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征服了扬州,对扬州的诸多方 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扬州的业儒文化、城市文化、旅游文化、婚俗文化以及休闲文化等的发展和繁荣,具 有巨大的影响和贡献。     

扬州八怪与戏剧曲艺关系考论

扬州八怪是清代中叶出现的一批有个性的书画家。他们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还得力于与戏剧、曲艺等表演艺术的“打通”。八怪重要成员几乎都与戏曲不无关系。本文主要探讨八怪与戏剧、曲艺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八怪的艺术成就产生的影响。     

清代地域学术的互动:以常州与徽州的学术交流为例

在清代,以江南为代表的诸多地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同时各地之间学术文化又通过交流和融合,互相促进、提高。在常州活动的徽商,虽然没有像扬州盐商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也积极为本地学术活动提供设施与资金,乃至直接加入文人的社交圈。一些定居常州的徽商发展成为当地的著姓望族,并在常州学术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常州张惠言在徽州授馆,前后有七八年之久,其学术深受金榜影响,古文及篆刻书法也是在徽州受到王灼和邓石如的影响。同时,张惠言将其自身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易》学和词学传播到了徽州。常州和徽州均为清代学术重镇,并且形成了各富特色的学术风格,通过考察两地的学术交流活动,可以见出清代各个地域文化影响与交流状况之一斑。     

儒家文化之仁义礼智信与徽商的市场营销艺术

徽商称雄中国明清商界三百余年,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重儒”.本文探讨儒家文化的要义“仁义礼智信”与徽商成功营销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徽商营销活动的指导作用.对此问题的探讨,可以进一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商业经济之间的关系.     

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

扬州学派是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鸦片战争前后新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中间环节,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和总结了乾嘉汉学,将乾嘉汉学推向高峰;另方面又看到和指出了乾嘉汉学的局限和弊端。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扩大了治学范围,阐述了发展变化的思想,成为新兴起的学术思潮发酵剂和先导,深入研究扬州学派,显然有助子更准确地阐明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这既说明了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是研究扬州学派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

明清安徽画派的辉煌与同一时期鼎盛的徽商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徽商挟其雄厚的财力倾心支持画家的艺术活动,以其独特的文化禀赋影响了新安绘画艺术的发展。     

浅析扬州儒商文化旅游开发

扬州经历了汉代、隋唐、清前期三度经济繁荣,经济的繁荣促进文化的繁荣。扬州自古存在浓郁的人文氛围,国际国内的人文交流和文化交流兴盛,至明清时期以盐业为主的商业经济支撑扬州的学术文化,学术文化又哺育了扬州的商业经济,拥有雄厚资本的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经商过程中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诚信经营,营造儒雅本分的社会形象,同时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形成儒商群体,造就扬州丰富的儒商文化旅游资源。儒商文化旅游资源具体有商业文化、住宅园林、学派书院、扬州八怪、年节礼仪、典故传奇等。如今扬州对儒商文化旅游的开发还远远没有完备,既需要对扬州已开展的盐商文化旅游进行儒商文化旅游的高规格提升,又需要在旅游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播儒商文化。开发扬州儒商文化旅游的初步设想有:组合扬州儒商文化主题旅游的线路,举办全国性儒商主题大会或国际儒商文化节,开展儒商住宅休闲游,建设展示"儒商文化"古今成就的专门场馆等。     

清代前期扬州关的商品流通

文章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对清代前期扬州关的商品流通形式进行了探讨。扬州发达的运河航运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商业城市的地位,为清代扬州关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大量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经过扬州关中转到全国各地,推动了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流,扬州也由此成为清代前期运河沿线乃至全国最主要的商品流通枢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