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话语的思想脉络与中国艺术话语问题的提出

艺术话语是20世纪后结构主义转向过程中出现在艺术研究领域的新兴问题。对艺术研究而言,后结构主义转向体现为话语转向、图像转向、文化转向。话语转向是语言学转向的深入发展,彰显了交往性言语实践的重要性。图像转向改变了艺术研究偏向内部的局面,将广阔细微的社会文化内涵纳入艺术史研究之中。文化转向以福柯、后殖民主义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等为代表,全面拓展了当代艺术研究的文化社会新视野。在三大转向的推动下,艺术话语正式出场,以巴赫金、罗兰·巴特、布迪厄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深入论述话语交往、话语阅读、艺术场域等内容。从上述思想史维度开始,艺术话语的学术史维度逐步开展。对中国而言,艺术话语研究除了思想史、学术史维度外,还有一个是实践史维度,即注重艺术话语的建构性。这一点对中国当代艺术及其理论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它指示的问题是艺术如何表述当代中国,从而将艺术话语真正沉淀为中国艺术话语。     

韩偓谪居期间诗歌创作的情感心态浅说

韩的诗歌创作,以其被贬谪为界,具有明显的前后变化。在其漫长谪居期间的诗歌创作中,他对李唐王朝怀抱忠敬之心,表现出一种坚贞无悔的孤忠心态,同时又受唐末政局和自己被两度贬谪的人生遭遇的影响,认同了远祸全身、疏离官场、避世隐遁的生活模式,表现出一种较典型的谪居情感心态。     

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历史过程及其当下建构

中国话语从根本上是指中国所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中国的学术话语大略经历了从科学技术话语到社会科学话语再到人文科学话语的逐渐建构过程。中国现代学术话语大致可以划分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中国当代学术话语最大的问题是过于西化,在术语、概念和范畴上还比较单薄,对很多中国文化问题和现象缺乏有效的言说。建构中国当代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学习西方话语和继承传统话语,但更重要的还是创新,即根据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总结、归纳和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准。     

清代西域流人作家诗歌创作中的情感表达

西域是清代主要的流放地,流人作家将自己的所思、所见、所感以诗歌的形式呈现。面对自我内心,流人作家在现实中抒发思乡之愁情,在理想中以梦的形式回归故乡;面对戍地的他人,他们称赞上官渴求早日赦还,他们与同人互相宽慰帮助;面对国家与民族,他们感慨祖国历史与山河,赞美自然与西域民俗。清代西域流人流放经历令他们的诗歌表现出与中原诗歌迥异的诗歌主题与情感表达。     

解放思想与社会转型——中国式话语的社会学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因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先于国家整体工业化设置而具有不同于西方先发国家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即非同源性;但中国社会转型又同时具有由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使然的、与世界一般工业化相联系的某些同源性特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改革开放以来的"解放思想"与"中国社会转型"关联时,不仅凸显出"中国式话语"的底蕴,而且由此引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层思考和研究的话题: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力度、深度和向度应如何掌握、由谁掌控?     

外交话语的情感资源选择——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有关中印问题答记者问为例

本文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出发,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会中有关中印问题答记者问的外交对话(问—答)语篇为语料,对外交部发言人应答话语涉指的情感资源选择进行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旨在揭示其情感资源选择的分布特征及其背后所传达出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研究发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情感资源选择的积极态度所占比例远远高于消极态度,...     

大地之爱——广西当下诗歌创作的生态情怀

生态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中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作为诗歌,同样也在关注生态问题。广西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在其中,既有美丽的风景,又有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作为生态诗歌,其主要的功能不仅在于对美景的讴歌,更重要的,是对生态危机的反思和批判。广西当下诗人的某些诗歌当中就呈现出这种明显的生态情怀。     

理性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理性"始终是一个关键词,围绕着这一词语所展开的相关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构成了一个有迹可循、延绵不断的话语体系--"理性话语".而现代中国的这一个核心话语的构建历程,不仅凸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品格和价值取向,而且也有效地、结构性地规约着其生产动力、运作机制以及主题追求.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时顾及对现代中国理性话语的考辨应当是对以往研究方法的一种有益补充和新的尝试.     

人类学中国话语的反思——访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兰林友博士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早已关注到中国社会到底是怎样,即中国也有自己的话语资源。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国学者应从中国的背景、中国的材料出发,寻求历史资源作为人类学中国话语的最初源头,构建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不能盲目排外,二是在此基础上要有自信,这样,建立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才能丰富世界人类学的宝库。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对待之思及其言说方式

中国诗学受道家哲学的观念、方法影响最深,若从思维方式看,则主要表现在整体之思、对待之思和象喻之思三个方面。其中,对待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同时所有对立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它以整体之思为前提,更强调相互参照的二元对待的彼此依存,彼此包含,彼此转化,乃是一种二元协同之思。对待思维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之一,也成为了中国诗学的重要思维路向。中国诗学中的对待批评将具有传统哲学智慧的对待思维模式内化为运思方式,在话语言说方面有着独特的表达。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以新诗文体为例,首先论述译诗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中国新诗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进而认为翻译诗歌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最后从具体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证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精神情感以及先锋特质、颓废色彩等现代性因素与翻译诗歌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翻译诗歌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建构的先锋：重审俞平伯新诗理论

与“五四”同时代人的流于“破坏”相比,俞平伯在新诗初创期一开始便表现出较强的独立精神,其新诗理论更多体现出建构性的指向:对初创期新诗音韵的打量;先觉于“白话”与“诗”的断裂;寻求新诗精神和艺术两面的革新,倡导新诗的无为效用;尝试新诗的做法理论等等。这些探索无疑展示了俞平伯作为“先锋诗人”之外的另面侧影。     

唐前山水诗的情理要素消长之路

在唐前山水诗的嬗变中,有一个较明显的变化,那就是理消情长,山水诗逐步摆脱玄理,进入到表现山水的美好清音和抒写主体性灵之中。东晋山水诗理语入景语,以理遣情。南朝宋山水诗玄理渐隐,性情日长。齐梁陈山水诗玄风已逝,融情于景。     

中国古典诗歌与越南古代汉文诗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峰,它对越南古代汉文诗的产生、发展及其形式和内容等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两国历史、文化交融以及越南崇尚中国古典诗歌的民族文学审美心理而导致的结果.越南汉文诗在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同时,不断创新,体现了浓郁的民族文学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旧体诗词之“气”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旧体诗词具有十分明显的气盛言宜的特点。细究此期作品,大致可以把气分为三类,即不平则鸣、怒发冲冠的豪壮之气;感荡心灵、情景互动的愁怨之气;陈诗展义,低回隐忍的幽咽之气。     

论惠特曼诗歌的国家情感

19世纪的美国精神乐观自信,美国的民族观念是在优越感中建立起来的。惠特曼强烈的国家观念、国家意识,使他情不自禁地歌唱美国和美国人民,他的诗歌洋溢着乐观豪迈的美国气概。在美国内战的非常岁月,惠特曼创作的诗歌集中体现了联邦高于一切的国家情感。     

中国朦胧诗歌与英语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比较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与对世界文学的倡导下,本着中国朦胧诗歌在中国诗歌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特将与朦胧诗时间发展较为吻合 的英语后现代主义诗歌,尤其是美国该阶段的诗歌进行比较研究,以求从中去探求东西方文化,特别是诗歌在政治、经济等因素影 响下,在诗人诗歌创作思想中起到的作用,从而以此来判断二者在东西方文学中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世界文学是站在一个更高 的平台来研究人类文学创作所带来的精神财富,站在具体的东西方文学的比较角度中去看待,也是跨文化视野下的一种尝试。     

汉语新诗英译:理解之殇与译者之任

相对于古典汉诗而言,汉语新诗的话语由明朗、抒情的语言和意境转向艰涩、冷静的独白式话语。新诗艰涩的话语体系不仅给母语读者带来困惑,更为其英译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译者应该挣脱忠实的枷锁,适当拉近汉语新诗与英语读者之间的距离,以便汉语新诗能更好地在英语世界得以传播。     

论两汉“情志合一”诗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论长期存在着“讽喻教化”和“吟咏情性”两种认识，两汉则是联系“言志”和“缘情”的过渡阶段，其诗学思想呈现出“情志合一”的面貌。由《诗大序》提出的“情志合一”的诗歌本体论，不断在诗赋创作和理论中体现。“志”乃是“诗言志”观念的延续与发挥，而“情”是更为有价值的提法，是文学思想萌发的标志，是诗学走向自觉的必经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