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水流域民歌与《诗经》的文化传承关系

口耳相传的汉水流域民歌以其婉转的曲调、朴实的情思、贴切的比拟为人乐道.汉水流域民歌的题材、情感共鸣和艺术表达手法等方面都能从《诗经》中找到契合点.发掘汉水流域流传民歌的美学内涵,以弘扬陕南民歌特色,促进其更广泛的文化传承.     

汉水流域与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战略

横贯陕南、流经鄂豫的汉江为长江最大支流 ,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河之一。先秦元典文献中常以江淮河汉并举 ,两汉三国时期又以著名的帝王之乡和军事战略要地为兵家必争之地。张绣割据南阳、曹操西征汉中、孙权袭取荆襄 ,都带有争夺、控制汉水流域的意图。诸葛亮自少年从琅岈流寓荆襄 ,曾在汉水中游的襄阳生活十年之久 ,从隆中以《草庐对》出山辅佐刘备打天下到五丈原临终前遗嘱葬汉水上游沔阳定军山 ,可谓出也汉水 ,归也汉水 ,一生与汉水流域息息相关。在诸葛亮的政治地理与军事战略思想中 ,汉水流域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汉水流域与秦汉王朝的兴盛

秦汉王朝的崛起与兴盛均与汉水流域有重大关系。从历史政治地理角度看,秦在战国后期夺取汉水上游重镇汉中及成都平原后才取得与楚战争的主动,迫使楚国政治重心东迁淮河中游,为统一六国赢得关键一棋;两汉王朝的建立与稳定与汉水流域关系更大。汉高祖刘邦自汉水上游汉中开始建立帝业,刘邦定国号为"汉",包含有君权神授、入主中央、主宰天下的政治象征意义。东汉光武帝刘秀及其核心政治集团则基本来自汉水上游之南阳。两汉时每当中原战乱发生,就有不少难民流寓汉中、荆襄。汉水流域富庶的农业经济在秦汉时代长期分担了饥荒与战争带来的灾难,缓冲了社会危机,从而对秦汉王朝的稳定与强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汉中、南阳与关中、中原的发达的交通与经济往来对秦汉王朝也有重大意义。汉文化的主流仍然建立在江汉流域战国秦以来的楚文化基础之上,即汉文化精神的基调仍是江汉楚文化的流风余韵。     

旧石器时代中国南方砾石工业初探

考古学发现表明,在旧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汉水流域的鄂西北、陕南、豫西南的部分地区,珠江流域的广西左江沿岸的百色地区,存在一种以河床砾石为原料、制作粗犷、器类单一、器形偏大的原始砾石工业,这种原始砾工业与北方原始大石片工业形成鲜明的比照,它代表在我国旧石器时代的长江以南地区,客观存在着一种砾石工业文化。     

汉水文化的风情画卷——读王雄的“汉水文化三部曲”

长篇小说《阴阳碑》、《传世古》、《金匮银楼》是当代作家王雄的“汉水文化三部曲”。它植根于汉水流域,将文化的大旗高擎在汉水这块沃土上,表现在人物、家族的精神生活中,渗流在地域风俗、历史风物、自然风貌等诸方面,体现在继承古典韵味浓郁的故事创作上。这就是汉水文化的特质。王雄力图从汉水文化中寻觅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探索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     

从南朝荆郢雍州侨、左郡建置看汉胡蛮的迁徙与融合

从南朝荆郢雍州侨、左郡建置看汉胡蛮的迁徙与融合张雄南朝时期荆、郑、雍州地区的民族迁徙与融合，是该地区汉民族形成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荆、鄂、雍诸州包括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东晋以来，由于遗民南渡，建置了许多侨郡。这些侨郡，“不依城土，多...     

论楚文化生成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楚文化是先秦时期南方地区重要的文化之一,她的生成与长江中游地区和汉水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来看,影响楚文化特质的主要有气候、河流、地形地貌、土壤、动植物矿藏等方面,这些自然因素对楚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给楚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然环境因素并不决定楚文化的产生,但它可以延缓或促进文化的生成和发展。     

论早期荆楚文化与汉水流域的关联性——以史前至三国为考察中心

自炎帝神农以降,荆楚大地开始了文明的历程。史前蒙昧,炎帝神农植五谷、尝百草,点亮了荆楚文明的曙光;先秦时期,楚人创造了恢诡谲怪、惊采绝艳的楚文化;秦汉之际,楚人揭竿而起推翻暴秦,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毋宁说是汉承楚制;三国纷争,荆襄地区是南北交通要道,为天下瞩目,群雄逐之。所有这些构成了荆楚文化早期的壮丽篇章,所有这些无不与汉水流域紧密相关联。     

建设新时代生态综合交通强国——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思考

中国交通运输的阶段性迈进支撑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进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回答在新时代怎样建设交通强国这一关键问题,为交通体制规划与创新提供理论的引领与支持,解决政府、企业在交通决策方面遇到的现实问题。基于文献研究法和FSO三维综合交通运输理论,回顾了生态综合交通体系的理论发展,总结了1949年以来综合交通体系的发展改革历程,提出了综合交通体系的阶段论,构建了生态综合交通体系的理论框架。研究认为,生态综合交通体系是综合交通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理论内涵是从功能、结构和运作3个维度符合社会经济协调和友好发展要求的交通体系;构建生态综合交通体系,需要贯彻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管理创新,掌握好交通产品创新、交通工艺创新、交通市场创新、交通资源配置创新和交通组织创新,注重交通发展与生态发展的协调性,为交通强国提供绿色驱动力;只有构建生态综合交通体系,推动国际、城际、城市交通的绿色发展,促进交通企业组织、硬资源、软资源的绿色发展,推进规划、映射、弹性机制的绿色发展,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绿色发展的交通强国。     

论城市交通的伦理维度

在分析城市交通中交通公平与交通生态性的内涵特征的基础上,从城市交通政策、交通规划、工程设计与交通组织管理四个层面,探讨了城市交通的伦理内涵。指出城市交通系统运营除了要遵守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规范,更应兼顾出行效率、交通公平与生态性,从而使城市交通符合伦理诉求。     

从汉画像石看两汉牛耕技术的进步——兼论两汉时期南方地区的牛耕问题

两汉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牛耕的推广及牛耕技术的进步,但是对于这一时期的牛耕技术进步的具体形态学术界尚有不少分歧。我们可以相关文献资料中的画像石牛耕图为基本依据,系统考察汉代牛耕技术所涉及的犁铧、耕牛、耕作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形态因素,探讨两汉农业发展的基本原因。西汉时期南方地区尚未出现牛耕,直至东汉中期以后南方地区的牛耕才得到普遍推广。     

两汉经略岭南述考

在岭南地方发展史上,两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两汉中央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经略岭南的重要措施,对于当时大一统帝国南疆的开拓和巩固,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控制并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从东汉时期入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江南地区处于半开发或不开发状态,但到了东汉末期和三国之初,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都是在东汉时期实现的。故近人多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论述东汉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状况之文,但都未能从东汉人文状况的变化去论述,本文正是从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入仕者与知名人士的涌现数量大大超过西汉时期的人文状况来论证这一问题,可补前人及今人论述之缺。     

西汉水流域方言古词例考

西汉水在远古至现代的文献中记载颇多,西汉水流域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既有周秦文化的基因,又有中原文化、羌氐文化的影响,还有巴蜀文化的成分。这种文化积淀是其方言古词存留至今的基础。西汉水流域的方言古词的古文化意蕴有很好的代表性和标本特质,极具研究价值。选取其中部分进行考察,可以发掘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揭示其特有的文化意义。     

汉代荆扬二州出土的牲畜圈论析

在汉代的荆扬二州一带出土了不少牲畜圈 ,其中以猪圈最多 ,时间主要是东汉 ,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荆州南部地区。这些牲畜圈的形制可分为三大类六个亚类。汉代荆扬二州一带所出土牲畜圈反映了当时的建筑艺术美、建筑材料的进步和牲畜饲养技术水平的提高 ,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汉代荆扬二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论两汉时期的河患及其治理

两汉时期,由于泥沙淤积、河道狭窄、气候异常,再加上河道缺乏及时的治理,造成黄河水患频繁,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损失。为此,两汉时期对治黄高度重视,提出了一系列卓有见地的治河主张,并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治河实践,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河经验。     

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 ,客观上形成了汉晋之际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依托。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 ,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群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     

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

1 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劳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等领域 ,不仅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 ,而且在河西四郡设置年代、屯田、赋税及烽火制度研究 ,以及考察历来从文献资料上不得其详的边郡独特的制度 ,诸如烽燧、官制、戍卒等方面 ,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成为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     

论诸葛亮躬耕“陪京之南,居汉之阳”说

公元197～207年,是诸葛亮自表"躬耕于南阳"的十年。此时的南阳(郡),无论是《汉书》、《后汉书》、《晋书》,还是《襄阳记》,都无一例外的认为在"汉(水)以北"(习凿齿语)。所以,诸葛亮所说的"躬耕于南阳",只能是躬耕于汉水以北之南阳,也就是习凿齿所说的"诸葛亮在南阳"。当时的南阳(郡),是全国第一大郡,在"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张衡语),不可能在"汉之阴",即"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草庐对"较之"隆中对",更加符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实际和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记载。     

两汉河北地区的交通及其对城市的影响

汉代河北陆路交通发达,南部以邯郸为中心,有纵贯南北和横穿东西的三条道路:北通燕、涿,至辽西碣石;经中山国西北部至代;东西方向的道路,连接今山东和山西。北部交通道路随着长城防御系统的建立和完备而发展起来。由于黄河在河北泛滥和平原地势低洼、湖泊遍布,河北平原东部和中部虽有南北纵贯的陆路交通,但偏僻难行。河北平原水路交通的发展,以东汉末年曹操开凿白沟渠、利漕渠、白马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运河为转折点,这些运河工程奠定了后来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与交通路网的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汉代河北郡国的设置由西向东递减,城市南密北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