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宗族的嬗变

宗族具有血缘性和宗法性两个基本属性,这是宗族作为一个联结国家和社会个体成员的中间组织的两个权力来源。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宗族的两个权力来源逐渐式微,宗族已开始向一种新型的社团组织嬗变。     

农村宗族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析——湖北省黄陂县平峰村宗族关系现状调查

通过对平峰村宗族关系状况的调查发现，宗族状况因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平峰村宗族关系纽带日渐松散，但宗族观念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解读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族现象，必须客观地分析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并加以合理地疏导，进而平稳地实现心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与更新，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共生的实际形态研究——以岩镇为中心

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徽州村落的主要居住者均为同姓宗族,少有他族,但在徽州市镇中表现出诸多宗族共生的生活状态.以岩镇为例,有多达十数个宗族在一地同居生活,这些宗族和谐共生,形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宗族共生状态的形成与稳定不仅受到了当时徽州宗族社会整体的影响,也有岩镇地区独特商业氛围的作用.从这种状态本身探寻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可以从另一角度阐述宗族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并管窥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生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转型时期传统宗族复兴的新结构与新功能——基于海口府城的田野调查

为了弄清楚传统宗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遭遇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口府城地区各种传统宗族活动如祭始祖、修族谱、建祠堂等的考察,来探讨复兴宗族的新结构与新功能。本文认为,始祖墓祭应当被视为是当代宗族复兴的另一个标准,或者说是一个起点。在宗族组织重建过程中,原有的宗族组织结构已由宗族血缘团体扩展为同姓团体,而且内部成员行动逻辑也出现精英与一般大众的分化。在修谱过程中,长辈与晚辈的修谱动机也出现"公"与"私"的分化,而且新修族谱也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在祠堂修缮过程中,祠堂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形式化"的整合,即外联作用的拓展与内聚性作用的弱化。最后,本文考察了转型时期传统宗族复兴的新功能:一是推动民间社会自我开展资源配置;二是增强社会领域的公共性与自主性。     

中国中部农村宗族权威结构的变迁——以鄂南B村傅氏宗族为例

以中部农村的傅氏宗族为个案,细致描述了民国以来农村宗族权威主体、权威基础、权威表达和权威仪式变迁的过程,分析了变迁的具体内容。研究发现,农村宗族权威结构在整体性变迁的同时,其四个构成部分的变迁也具有异质性。理解宗族权威结构变迁的整体性和异质性共存的局面,需要将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和乡村生活的日常实践结合起来。     

农村宗族械斗与建设和谐农村问题研究——以江西农村为个案

农村宗族械斗是农村社会机体的一个毒瘤,它与当今社会和谐发展的主题格格不入,背道而驰.防范和化解农村宗族械斗的治本之策是要正确引导和规范宗族组织活动,疏通追求正当利益的渠道,完善农民正当权益保护机制,引导人们用合法手段追求利益和解决纠纷,以大大降低社会运行中的摩擦成本,这对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都市化进程中华南宗族的演变动态:以南景村为例

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计划的强力推动下,大城市郊区农村及其宗族组织被卷入到都市化进程中.宗族虽然被官方列为都市化进程的客体,但在地方社会中依然具有主体能动性,与不断成长的都市现代性互动.广州市郊南景村个案考察表明宗族的能动性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宗族与国家认可的村庄正式权力结合;二是族产的公司化经营管理;三是努力从祭祖中建构和发掘适应当代市场社会需要的象征资源,祭祖观念也开始顺应社会文化的转型.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不仅没有把自己跟现代化话语对立起来,而且通过经济发展提供的良好条件得以再组织和延续.     

宗族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宗族文化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深刻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了宗族文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地区的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机制分析得出,宗族主要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和促进社会关系两个途径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     

宋元明时期江州周氏宗族的迁徙及相关问题考述——以族谱记载的周敦颐后人为中心

江州周氏宗族是指宋儒周敦颐定居江州之后的族人,他们在南宋至元明时期数百年间多次迁徙。两宋之交的战乱对其打击巨大,周子长子周寿一系遭受重创,六子中五子不见有子嗣,第五子季仲之子周兴裔(周子四世孙)或背井离乡,约在南宋中期卒葬苏州(时称平江府)常熟县;兴裔长子周昺续任常熟县尉,遂家于此,兴裔后被尊为苏州周子后裔的始祖。留居江州的周子次子周焘一系在南宋晚期再有迁徙,其中周子五世孙周洵携全家返回道州;续居江州的周子后裔则在元朝末年受到兵乱冲击而散走他方,其中周子九世孙周铅得避居江州瑞昌县。至明代中期,道州的周洵后人周伦(周子十三世孙)又迁回江州(时称九江府)为周子守墓,并与瑞昌的周子后裔相认,共续濂溪血脉。而迁至常熟的周昺一系,从宋末元初的周才(周子七世孙)到明朝后期的周与爵(周子十七世孙)一辈,历时数百年,先后有族人迁居吴县县城和长洲县城,实际均在苏州城内移徙。     

东山客家宗族组织与清朝地方政府的关系——以成都洛带刘氏宗族示谕碑为例

刘氏客家家族组织通过将族规在官府立案使其具有家内法律的效力,对族人进行全面的有效的管理,形成政府对基层社区管理权的下放和委托,使宗族的权威和作用大于保甲;清朝四川地方官在处理家族上报的违法案件时,充分照顾家族的意见,形成了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宗族领导人权力的合法性需要地方政府的确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也仰仗地方政府的权威以及宗族所订立的族规和所获得的有限的司法权,必须经官府立案批准方为有效,这又显示了政府的权威和对宗族的控制、利用以及宗族对政府的依赖和巨服.     

清代徽州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

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红紫村,是徽州金氏宗族的聚居中心。清代,红紫金氏宗族在经济上以农耕、山林生产为主,兼有少量经商,其宗族经济发展反映了清代徽州宗族的一般特征。其文化则以祭祖活动为中心,通过会社组织祭祀活动,并致力于科第功名。但因该宗族既未产生显赫官员,也没有富商大贾,其发展更多地显示出清代徽州一般宗族聚居村庄的特征。     

汉唐间乡村宗族存在形态考论——兼论中古乡村社会的非宗族化问题

在汉唐时代,乡村宗族是乡村百姓生活中的普通存在.所谓非宗族化的乡村只是这一时代部分乡村中的现象,就多数乡村而言,宗法血缘组织仍是最为常见的民间社会组织,只不过其存在的方式在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聚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杂居,或表现为同一宗族成员的散居.中国中古时代的村落是地缘外壳与血缘内核的组合体,这一构成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经济史与湖南的区域研究 ——以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宗族与垸田为中心

不少研究试图用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带动湖南米粮生产及垸田围垦的视角,来理解从"苏湖熟"到"湖广熟"的过程。但垸田开发本质上是土地经营的问题,很难被简单归结为长途贸易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成为可能,需要的不仅是雇佣关系与贸易,而是带有资本性的制度。传统中国,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在祖先或神明名义下的控产机制。关于宗族控产机制、礼制推行与公私观念等领域的探讨对湖南的区域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民族地区残存宗族组织的现状剖析——以湖南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土家族社区为例

以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土家族社区为例,通过搜集青龙村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和村民口述的各宗族社会历史资料,经过古今资料对比分析发现青龙村的各宗族都有谱书或续修了谱书、组织了大规模祭祖、维修或准备维修祠堂、重组宗族组织,有的还选举了族长等,这些都表明青龙村的宗族已经复兴。在其他地域或民族中,这些现状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就这个意义上说,青龙村当代复兴的宗族不是孤立的点,它是全国宗族复兴的一个折射。     

东山赘婿:元明时期江南的合伙制社会与明清宗族

历史上的水上人如何与为何上岸,是江南研究以及所有水乡社会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近年来对水域开发过程中的定居入籍、产权获取及其上岸后的宗族建构已有一些出色成果,但对土地开发空间有限的明清江南地区这一过程如何实现,对明清时期江南商业发展和宗族建构的内在机制,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而水上人社会中的赘婿现象以及以此为代表的合伙制关系的形成,或可成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切入点.     

明清时期江右商的宗族教育——江西流坑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江西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宗族的个案凸显了明清时期江右商宗族经济和宗族教育间的互动关系。商帮经济的形成,促成了宗族教育的发展,而宗族教育的发展,又推动着商帮经济走向繁荣。但是,商帮经济在为宗族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同时,对宗族的科举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在宗族教育发展的同时,科举业却呈现衰落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