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驻澳门管区代表及其商业活动的相关问题

管区代表(Procurador)是16-17世纪耶稣会进行商业活动的关键人物.这一制度的创立不会晚于16世纪60年代,并由于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作于1580年的《管区代表规则》而趋于制度化.根据这份不断修订的《规则》,驻澳门管区代表的主要工作包括筹措资金、为教会购买并运送补给品、传递信件及输送人员等.因工作的特殊性,管区代表拥有自己的事务所和独断专行的种种特权.由于商业活动与传教士身份的出入以及各方面对于现实利益的追求,管区代表的行为在教会内外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但是,迫于传教策略和生存需要的多重压力,管区代表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很显然,探讨管区代表的工作内容及其相关问题,是对传统教会史以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突破与深化.     

关于日本耶稣会史中教会本地化问题的矛盾与斗争

自1549年沙勿略进入日本之后,日本本地修士一直在教义宣讲、社会交际以及与佛教僧侣的辩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本地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教会内部的保守派与温和派发生了空前激烈的斗争.     

清初耶稣会士巴多明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述评

清初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以其渊博的学识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对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与了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巴多明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本文通过对耶稣会士中国书简等史料的考察,对巴多明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方面做出的诸多贡献进行了相关研究.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对开封犹太人古教古经的追寻

1605年,开封犹太人艾田前往北京拜会利玛窦,利玛窦随后派遣使者到开封实地调查.之后至开封进行考察的耶稣会士还有艾儒略和龙华民,他们坚信能够归化开封犹太人.真正实施归化开封犹太人夙愿的人,是后来首位来豫开教的意大利教士毕方济;延续其事业的人,主要是葡萄牙教士费乐德、奥地利教士恩理格;真正完成对犹太人古教古经系统考察、撰写出最有价值著述的人,是清初葡萄牙教士骆保禄、法国教士孟正气和宋君荣.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开封犹太人古教古经的追寻,是为其在华传教活动寻找提高权威性的重要依据.可以说,耶稣会士早期在河南的地方性传教活动,是与寻找开封的犹太历史追忆相呼应的.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翻译活动、翻译观与翻译策略刍议

明清之际的2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翻译高潮,也是第一个科学翻译高潮。遵循适应性传教路线,来华耶稣会士纷纷投入到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译介活动之中。他们以及与其合作的一些中国士大夫虽然未能建立系统的翻译方法和理论,但是开创了＂洋译华述＂的翻译模式,而且还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对翻译观和翻译策略进行了初步探索,其翻译策略尝试了目的论翻译法,至今不失其借鉴意义。本文在全方位总结耶稣会士翻译活动的基础上就他们的翻译活动特点、翻译观和翻译策略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述评。     

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与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论述了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于明末清初之际来到中国 ,逐渐背弃原来来华传教的初衷 ,转而帮助崇祯皇帝修历 ,并在中国大力传播天文学及医学知识。与此同时 ,他也把我国的医学知识传回了西方。最后 ,他与中国官吏学者王征共同合作写下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把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机械学基础知识传授给了中国人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活动评述

本文通过对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背景、特点和影响的分析,把握这一历史事件对中西发展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所产生的影响.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在明清之际这个特殊的时代,封闭的国门已经被东西方的交流打开。从1582年利玛窦、罗明坚等传教士开始,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为止的近200年时间里,先后有近500名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裹挟着西学东来,他们的传教等活动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当时的开明士大夫反思中国传统以道德论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探讨中西文化差异。传教士活动成为中国从传统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催化剂,客观上掀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面纱。据统计,从利玛窦来华至康熙禁教的200年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共437种,其中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人文科学书籍55种,占总数的13%;自然科学知识书籍131种,占总数的30%。这一数据一方面反映了传教士远征中国的主旨,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传教”政策客观上补充了“中学”之不足,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佛经翻译与耶酥会士翻译中的格义法

佛经翻译与耶稣会士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为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宗教传入初期大量采用了格义法,即附会融通本土宗教文本和宗教思想的方法。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格义法的使用及其影响,阐述宗教翻译的特点以及文本、文化的嫁接中体现出的翻译的文化人格。     

明清入华耶稣会士科学译介活动新论

本研究以科学译介为主线,以人物活动为中心,以标志性事件而非朝代更迭为界线,对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的科学翻译活动进行了全新的分期,提出以1687年为耶稣会士科学译介活动的分水岭这一全新命题,强调了法国耶稣会士在此之后确立的优势地位,并且论述了他们取得的突出成就及其对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重要影响。     

经济伦理学视野中的经济活动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经济伦理学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相互渗透的产物,其特定对象和任务是科学反映经济活动在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问题,使经济活动始终具有善的价值取向。在经济伦理学的视野里,经济活动主体的动机与目标、执业关系、必须遵守的相应的道德准则以及经济活动的过程与结果,都与道德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在经济活动中,主体应当既是“经济人”,也是“道德人”。     

商业活动的环境伦理原则

传统商业坚持的是利益最大化原则,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取得经济利益,引发了许多环境问题,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未来的商业活动必须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既不损害当代人的利益,也不危及后代人的生存,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生态、审美、文化、科学等综合效益。     

企业间合作关系强度对其经营行为的影响分析

文章通过一个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间合作关系强度与企业利润、企业效率、合作贡献、产量、产品相似度、产品价格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合作贡献边际递减规律"、"合作投机规律"、"合作增产规律"三大规律,进而得出,企业在参与合作时,既要关注合作的有形收益,还要看到合作的无形收益;效率相对较低的企业应选择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以获得更可靠的安全保障;合作中的"利他"行为是一种共赢行为,既会推进合作关系深化,也能为本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企业应尽量选择与其产品线相异的企业合作;通过合作能够推进企业成本的降低和能力的提升。     

明末清初传教士翻译的二项悖论

将传教士翻译活动纳入历史哲学的范畴思考。通过考察传教士翻译活动(外译中与中译外)的背景、过程和影响,归纳了这种有意识的逻辑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产生的非逻辑结果:二项悖论。讨论了二项悖论的成因、形成条件和具体内涵。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以抗战时期为例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对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我国企业导入日本企业文化的几点思考

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环境下 ,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发展壮大、提高竞争力的基本手段。对于我国企业而言 ,深刻理解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吸收和借鉴人类先进文化 ,尤其是学习日本企业文化建设的经验 ,进而建立起优秀的企业文化 ,是富有现实意义的。文章就我国企业如何学习日本企业文化建设经验 ,进行企业经营和管理提出了建议     

“科学传教”及其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影响

明末清初,受政治背景、文化前提等因素的制约,耶稣会士采取了“科学传教”的在华传教策略。他们的“科学传教”活动历时200余年,其间经历了初始、兴盛、衰落三个阶段的起伏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他们的传教活动达到其前辈们所无法企及的高度,而且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贸易日语信函的构成形式及其表现特征

通过调查实际贸易工作中的原始信函,了解其构成形式及表现特征,和现行贸易教材相比较,探究两者的异同,为指导贸易信函的阅读与写作、编纂贸易教材提供帮助。     

论商业贿赂与相关行为

本文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出发 ,分析了商业贿赂与回扣、折扣、佣金及附赠等相关行为之间的关系 ,并认为回扣并非一定构成商业贿赂 ,且不以“账外暗中”为构成要件。另外不仅回扣行为能够构成商业贿赂 ,折扣、佣金及附赠等行为也可能构成商业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