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共治: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法秩序转型——从“桂西北”~①特定地域观瞻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国家权力与民间内生力量的共同制约和推动,国家与乡村之间总体上处于互动状态。自治是桂西北乡村治理发展的逻辑趋向。厘清这一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当下村民自治的失落与重生奠定了基础。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制度异化和治理失灵两大困境。基于"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的乡情,回归村民自治本色,需要走一条从单纯依靠自治转向政府乡村互动共治的新路,从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尊重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的良性互动、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等四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法秩序转型。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村民自治组织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

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是重建农村社区,而农村社区重建最重要的是发挥好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价值。村民自治组织具有角色定位清晰、体系结构健全、整合多元利益和选拔精英人才的优势,能够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发挥提供公共服务、调解民间纠纷、保护集体财产的作用。尽管如此,当前村民自治组织也存在政治层面的行政倾向严重、组织层面的结构体系涣散、经济层面的治理资源缺失等困境。因此,现阶段唯有合理划分治理边界、明确角色定位,构建村庄组织体系、增强组织能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提高村民参与,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组织的有效治理,最终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乡村振兴背景下"行政村"的性质转型与治理逻辑——以湘、粤等地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改革为例

不同性质的基本单元需要不同的治理逻辑。由于受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的制约,当前作为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行政村"处于"行政性质、自治运转"的矛盾状态,抑制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许多地方政府采用单元"上移"或"下沉"的方法来改变单元性质及其治理形态。其中,"单元上移",是强化国家对基本单元的控制,使国家资源更集中、高效地投入,"单元下沉",是国家将基本单元的划定权让渡给社会,以此激活社会资源的自我供给能力。但是单一的基本单元始终无法满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强化公共服务、激活社会自治的多重需求。因此,需要打破传统单一的基本单元观念,建立复合单元理念,实现单元的灵活设定和治理资源的多元供给。     

中国民间法的当代价值及其应用路径

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法社会学思潮的兴起,民间法业已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当今中国,它主要通过少数民族习惯法、乡村习惯法、村规民约、商事惯例与行业规定等形式予以呈现。与国家法相比,民间法具有其特有的规范价值、公共性重构价值、经济价值。在构建现代法治国家的语境之下,民间法基于其当代价值仍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具体而言,在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中,应从"立法主导主义"走向"法律多元主义",理清民间法与国家法各自的作用领域与作用范畴;国家法通过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的方式对民间法中的合理内容予以借鉴,方有利于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达成社会和谐之目的。     

《夷坚志》"黄谷蛊毒"研究

<夷坚志>补志卷二三之"黄谷蛊毒"是研究宋代民间蛊毒巫术的重要文献,其所涉及的四种蛊毒,是宋代民间的主要蛊毒类型,是宋代民间黑巫术中最具有神秘性的一部分内容,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其具有特定的药理学与心理学依据,宋代政权无法从根本上将其抑制.     

三治融合背景下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研究——以浙江何斯路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党中央对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村规民约作为非正式的社会治理制度,注重依靠道德力量教化和约束民众行为、规范民间秩序.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道德伦理基础,是建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在当前乡村治理背景下,德治必须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以此融入现代价值体系...     

乡村自治中村民主体意识的回归

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绩效。村民自治以村民为主,在乡村自治中村民具有参与者、受益者以及评判者角色的主体地位。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发展,村民自治主体明显缺位,出现村民对本村事务关注度下降、自治组织工作乏力、自治组织职能定位模糊等问题。促进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构建物质利益联结体,建立乡村人才吸纳与培育制度,明确乡村自治组织职能,规范乡村自治权力运行,最终形成以村民为主的共商、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村民自治中的草根式权力平衡与民主能力培育——广东"蕉岭模式"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广东"蕉岭模式"给我国村民自治提供了这样的启示:现阶段的村民自治,对显性的村庄治理制度建设和隐形的村民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外力(尤其是国家)的介入,然而这种介入是有一定条件的,也是需要克制的.最好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在满足村庄发展的实际需要、解决乡村治理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不给村庄增加额外的治理成本,也不妨碍基层民主的发育.     

新时期我国村规民约的完善

村规民约作为我国民间法的一种形式在历史和当今都起着重要的"法"的调控功能,是我国基层民主和乡村自治的一种重要方式。考察我国村规民约的演变、现代特征及现实作用,结合民间法理论和村民自治制度,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时代背景,对村规民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制定程序、执行程序、审查监督、普法教育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自治与绅治——以清末宁波地区的乡约为中心

成文乡约兴起于宋代蓝田,本为民间教化组织。清末宁波地区乡约的大规模兴办源于当地官员出于维护治安和筹办地方自治的需要以及当地绅士的积极配合。宁波地区的乡约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分权制衡的特点,从职能上看近似于基层政权。乡约的举办使宁波地区绅士全面渗入到地方政治领域,为其进一步扩大影响打下了基础。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提高农民法律素质：新农村建设中社会法律控制问题探析

当代新农村建设中社会法律控制面临着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度与效度的削弱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制度内的国家法律供给不足且与乡村社会需要不甚契合、乡村社会里社团组织和中介组织缺乏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切实采取措施实现国家法律与民间规则的良性互动、加强对乡村社会法律资源的供给以及切实推进行政控制手段自身的改革。     

理想与现实之间——宋人的井田梦以及均田、限田和正经界

以授受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各种“田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田制不立”的宋代社会。“不抑兼并”的国策使宋代土地矛盾十分严重,“井田制”成为挥之不去的梦。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寻求“渐均贫富”的良方,经历过均田、限田和正经界等各种尝试。朝廷(国家)与官僚地主阶层在经济上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使企图缓和社会矛盾的种种努力终归失败。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中国农民利益表达途径的历史考察——基于国家和乡村关系的视角

在中国的皇权社会,农民没有与国家权力之间进行沟通的直接通道,而形成以乡绅为主的乡村内部利益协调机制;在民国及国民党政权时期,由于国家规模的扩张远大于其财政能力,因此国家政权的下沉导致了"经纪型体制",催生了乡村"赢利型经纪";在解放后的人民公社时期,采取的是"集约式乡村动员机制"的利益表达参与机制,农民的利益表达被虚化和隐蔽;在当前的村民自治时期,形成了包容性较大的多元化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但存在表达渠道不畅和欠缺等问题,仍有很大成长空间,因此当前情况下需要不断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让权与赋能：农村社会组织孕育过程与机制——基于粤西Y市乡贤理事会建设的案例研究

农村社会组织是实现国家与社会有效衔接的基本纽带,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村社会组织的孕育过程中,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变量。这两大资源的形成得益于基层政府对村落社会在治理“空间”上的权力让渡,其结果使原本处于衰微但基因仍存的传统文化被逐步激活乃至复兴。同时,随着基层政府不断通过制度供给和“以奖代补”等方法对孕育中的农村社会组织进行政策赋能,日益复兴的文化资源又起到了吸纳经济资源的纽带作用。因此,虽然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是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孕育的基本变量,但有限让权和政策赋能却是其背后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