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生物的标识问题及管理对策

转基因生物对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减轻劳动量以及减少化学杀虫剂对食品和环境的污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因其对人体和生态环境的安全存在诸多隐患,完善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各国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制度不尽相同.我国市场上存在大量转基因产品未标识、已标识和标注的转基因产品语言不规范、转基因产品标识监管缺位等问题.因此,应加大对转基因产品及标识制度的宣传,建立和健全转基因产品检测、评估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标识的安全执法力度.     

转基因生物引起的国际损害责任思考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转基因生物引起的国际损害责任问题已经成为热点问题。《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作为解决国际转基因生物引起的损害责任和赔偿问题的法律文书，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为此召开了三次缔约方会议，成立了损害和赔偿责任法律技术专家组。转基因生物损害的活动、范围、损害的范畴、责任者的确定、财务保证机制和法律文书是国际损害责任中最主要的问题。损害的活动包括转基因生物体的运输、越境、处理或使用，损害的范围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环境损害、传统损害和采取防止措施所需的费用。在财务保证方面，建立转基因生物国际损害赔偿基金。在法律文件方面，可以先制定一个无法律约束性的责任制度，然后再制定具有法律约束性的责任制度。     

生态文明与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评述

转基因生物产业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确定的环境风险。目前学界围绕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监管法律问题,在监管理论基础、国外监管法制实践和国内对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相当一部分研究还停留在政策解读和经验总结层面。在生态文明视野下,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研究、法律制度供给和制度运行环境各系统间的沟通和互动来加以深化和落实。     

我国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研究综述

转基因生物产业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确定的环境风险。目前学界围绕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监管法律问题,在监管理论基础、国外监管法制实践和国内对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但相当一部分研究还停留在政策解读和经验总结层面。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问题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研究、法律制度供给和制度运行环境各系统间的沟通和互动来加以深化和落实。     

建立和完善中国生物工程转基因安全性的法律制度探讨

随着人口的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往来的频繁,生物工程转基因技术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生物转基因对食物、生态环境等的不确定性影响,引起了人们对其安全性的思考。我国有关生物工程转基因安全性的立法存在滞后性、适用范围不确定性、可操作性差、安全防范措施不得力等问题,有必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其主要包括:生物工程转基因许可证制度、标示制度、安全评估制度、监测制度、标准制度、转基因专利制度等      

转基因动物产业化法律监管问题研究综述

我国转基因动物技术发展迅速,而现有的法律监管制度却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目前学界专门针对转基因动物产业化法律监管的研究比较欠缺,并且主要集中在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领域,对于转基因动物生物反应器和器官移植方面的监管研究十分零散。转基因动物产业化法律监管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迫切需要从基础理论研究、法律制度供给和制度运行保障等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并加以解决。     

试论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产业化

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产业化尚处在起步阶段 ,但是已经呈现迅猛发展势头。到目前为止 ,很多种农作物已经有了不同改良性状的转基因新品种 ,部分农作物的不同改良性状的转基因新品种已经进入商品化种植 ,并且商品化种植的面积逐年扩大。转基因农作物商品化种植面积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 ,广大发展中国家分布面积不大。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产业化跳出了以前农业生产的基本思路 ,通过改造农作物以增强其适应不良环境的能力来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产业化面临人们对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产业化是否会危害人类和环境的担心、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完善、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研究和开发体制落后等问题。需要从强化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安全管理和知识宣传、强化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研究、深化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研究和开发体制改革等方面解决这些问题     

中美农业转基因作物标识之争——生物安全保障措施,还是“绿色贸易壁垒”?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转基因作物的大量种植 ,转基因作物可能对人体健康、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安全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引起了各国的关注。为此 ,欧盟、日本等国家开始对转基因作物实行强制性的标识制度。但由于标识制度在客观上起到了限制国际贸易的效果 ,因此也在各国间引发了一些争论。在此情况下 ,中国开始实行的标识制度也在中美转基因贸易问题上引起了争执。作者认为 ,如果中美无法通过协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那它极有可能成为中美贸易间的“定时炸弹”。     

伦理视域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风险评价

中国转基因水稻伦理风险评价可从社会伦理、生物伦理、环境伦理三个角度进行。社会伦理角度的评价包括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对社会政治、经济、饮食、宗教等方面的影响;生物伦理评价包括转基因水稻所涉及的技术,在其开发过程中对生物历史性、完整性、目的性方面的影响;环境伦理评价包括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过程中,对生物以及生态环境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其中存在违背环境伦理准则的情况。三者均引发了一定程度的伦理难题。     

基因污染、生物安全与国际环境保护--《生物安全议定书》与国际环境法的新发展

伴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产生了基因污染 ,现代生物技术效益与危险性并存 ,为了防止基因污染的危害 ,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 ,包括中国在内的 70多个国家签署了《生物安全议定书》,《生物安全议定书》主要对转基因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即国际贸易的安全性作出了规定 ,这对于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作为一个条约 ,它首次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联系起来 ,并将对各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GMO)的国际贸易产生影响 ,从而影响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 ,也使国际环境法出现了一个新领域 :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保护     

我国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制度完善思考

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环境侵权责任制度无法实现环境公平正义。要使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得以真正实现,必须构建综合救济途径。在制度建设上,主要是完善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侵权排除危害责任制度与商业保险法中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法环境社会保障制度及行政法中的环境侵权行政补偿制度     

论环境公害的民事救济——以民事诉讼制度为视角

我国虽然制定了十几部环境法律法规,但环境程序法的研究和立法仍显滞后,导致环境实体法无法得到有效执行。本文针对我国传统环境诉讼与环境保护现实需求和理论研究极不协调的现状,从完善民事诉讼制度的角度,提出应当建立环境公害民事救济制度。具体化为通过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期对我国的环境公害诉讼的发展提供一种研究进路。     

走出环境公害治理模式的误区——来自美国环境公害治理模式的启示

环境公害泛滥是我国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而我国现行环境公害治理模式与一些学者的主张却走进了误区.美国环境公害治理的经验表明,以“命令-控制”为主的单轨模式难以有效遏制环境公害事件,必须采用“命令——控制”与“私人总检察官”相结合的双轨模式.受美国环境公害治理模式的启示,我国应引入“私力执行”模式,以制约和补充“公力执行”之不足,赋予公民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并消除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障碍.     

国外污染转移的法律规制及其启示

污染转移是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应对污染转移,法律规制是关键。从国际环境规制上看,贸易制裁措施有利于消除污染转移的经济刺激,污染转移受害者的权利保障日益发展,国际社会正致力于解决环境标准差异矛盾。国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污染转移法律制度：美国强调以权利制约污染转移;欧盟和日本注重严罚污染转移者,并积极运用环保经济措施。我国应借鉴国外污染转移法律规制的成功经验,健全法律和环境标准,合理采取环保经济措施,充分保护弱势地区。     

论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遥测等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于环境监管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技术赋能已然成为当前及今后开展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成为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然而,技术赋能在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也挑战了现有环境法范式:一是新兴信息技术介入环境实践引发了新的不公正现象,使实体性环境正义和程序性环境正义都受到了挑战;二是环境法律规则滞后于治理需求,由于在环境法律规制场景中,以技术代码等为主的"算法程序"能够成为实然层面的"环境法律规则",会导致权利义务失衡;三是环境监管过程中大量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可能出现数据失真、算法偏见、规制俘获等风险,影响环境监管部门在决策、监督、管理及执行等过程中的职能履行效果。随着环境法典编纂提上议程,如何权衡技术赋能的风险与收益成为亟待解决之题。由于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突破了既有环境法范式,出现环境治理场景去人工化和环境法律规制在线化现象,这意味着技术成为环境治理和环境法律规制场域的介入因素,导致环境治理实践面临社会系统和规制系统双重"脱域"之境遇。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关注环境法典编纂的篇章结构、规范体系等具体问题,也要立足环境法范式转型之时代需求,为研究环境法典的未来样态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要在祛魅技术风险的同时保障治理效能,并逐渐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其一,要塑造新型环境法典理念,重构环境法与新兴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回应技术赋能对传统环境正义所带来的冲击,进而形成能被环境法共同体所接受的共有价值,实现数字环境正义;其二,要结合新兴信息技术改造环境法律规则,实现环境法律规则与技术代码的沟通,并以此为基础创新环境法律规则形式;其三,智慧型环境法典要关注风险预防,实现风险与收益相平衡,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建立智慧型环境风险防治机制,提高事前、事中及事后全流程环境风险防治效能。     

城市规划的风险预防理念贯彻与制度完善——以城市规划导致的被动性环境侵权为切入点

作为一种事前的计划和对城市物质形态的预先安排,城市规划对城市环境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环境侵权后果的难以救济和难以恢复性特点决定了城市规划必须积极避免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可见,城市规划的这一现实要求与环境保护的预防性需求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城市规划相关立法应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为核心构筑预防性制度内容,应着重对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法律责任、可操作性及相关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等方面加以规范和完善。     

产业转移承接地农地土壤污染法律根源及因应对策

产业转移承接地企业和政府环境责任缺失导致农地土壤污染加剧,其根源之一是相关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通过寻求产业转移承接地农地土壤污染加剧的法律根源,找出制定法律的因应对策：国家应当强化企业和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健全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设定多元制裁与救济手段,完善法律责任追究程序;扩大农民参与范围,健全农民环境参与权;增强承接产业转移政策的刚性,科学承接产业转移,切实防范污染转移。     

防范环境风险的法律对策

我国现在正处于环境风险多发和上升时期,防范环境风险是当务之急。面对严峻的环境风险形势,运用法律手段对环境风险进行防范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国在防范环境风险法律方面还存在环境风险防范专门立法缺失、政府对环境风险防范法律责任缺失、环境风险预警制度不完善、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和不足。为此,提出了制定专门的《环境风险防范法》,确立环境风险防范立法的基本原则,明确环境风险防范的管理机构和政府职责,建立与完善环境风险防范的具体法律制度(如健全环境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完善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制度,构建环境风险源调查制度,完善环境风险评价制度)等法律对策。     

环境冲突政治风险的生成机理与防控策略

环境冲突政治风险是指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冲突,导致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挑战,政府合法性遭到质疑,在一定区域甚至全国范围出现社会失序、政治不稳甚至动荡的可能性及造成这种可能性的因素。环境冲突政治风险的生成以风险源、风险积累、扩散与转化、风险爆发为传导路径,经历环境风险-环境冲突-政治风险-政治事件的演化过程。风险感知差异、风险叠加联动、风险治理失败对风险放大与转化具有加速作用。应以环境冲突政治风险演化过程为依据,建立多阶段多维度风险防范体系,其中多维度风险防控包括心理维度、技术维度和治理体系维度的防控策略集合。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新视角——刑事法向度供给新探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和谐社会系统的应有之义,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日益严重化以及对人类的重要性决定了我国应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由于传统环境民事、行政责任规制的疲软与对外部不经济性的内化不足,环境刑法的出现便具有了其历史的必然与必要。扭转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道德伦理范式进而转向更为科学合理的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刑事立法的应然选择。基于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道德共同体内涵的拓展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纲重塑我国环境刑法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走向理性化的科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