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

“词话”是元明说唱文学重要形式之一。1967年上海嘉定县宣姓墓出土了一批明代成化年间竹纸刻印的书籍,内除一本南戏《白兔记》外,其余都是“说唱词话”,共十六种。近年来有人据此推断《金瓶梅词话》的成书问题,造成了混乱。曾有人提出,词话之“词”,“可有三种解释:一词调之词;二偈赞之词;三骈丽之词。”更有人认为,词话就是“有词有话,即有说有唱。词泛指诗、词、曲等韵文而言”。实     

凉州贤孝唱词语气词类析

甘肃武威凉州的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凉州贤孝"唱词语言以凉州方言为主,通俗幽默,风趣生动,其中语气词的大量使用,使其蕴含丰富的生活气息,呈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具有重要的方言研究价值,文章试就其语气词的语用功能作一探析。     

谢元淮“以曲歌词”的时代特质与困境

谢元淮提出“以曲歌词”，该尝试符合清人完善词体学系统的时代需求。吴中昆曲的兴盛，为其提供了条件和实践土壤；诗乐、词乐、曲乐的相承关系，则提供了理论支撑。此举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受到后世词学家的批评，是因其缺乏“尊体”思潮下的词乐的合法性。词乐系统消亡和清代“尊体”诉求之间的矛盾，是“以曲歌词”在理论层面最根本的困境。     

从"倚声"论唐宋词体之形成与初步发展

词不同于诗,属"倚声"而作、合乐而歌的韵文体格.词所倚之声,最初是唐俗乐歌曲,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深受曲体结构约束.唐五代文人制词注重"倚声"谐唱,然依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为词体"律化"发轫.北宋以来,文人词创作在"倚声"与"依律"之间各有取舍."倚声"家沿续唐五代制词谐唱之传统,又复增衍"慢"体与前代令曲并称;"依律"者"以诗为词",导致"词"与"俗乐"分离,重拾"正声"以配"雅词".     

论唐宋词与燕乐之关系

文章阐明了三个观点 :1 )唐宋词是一种曲牌体声乐艺术形式 ,其曲牌的音乐定式产生于“隋唐燕乐”。也可以说 ,由于“燕乐”曲子的程式化而产生了唐宋词这一艺术形式 ;2 )由于“唐宋词”是声乐艺术的一部分 ,所以其声辞配合的方式决定着词体的形式 ;3 )“词体”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词乐的衰亡与新兴乐种的繁盛 ,是其退出主流声乐艺术舞台的根本原因     

四川彝族民歌的唱词研究

［摘要］四川是彝族的主要聚居区,具有丰厚的彝族民歌资源,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社会、经济、人文和历史的发展状况。深入研究四川彝族民歌的唱词,对于保护、继承、发展民族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在对近八百首四川彝族民歌的唱词进行分析研究后,对唱词的结构、韵律、音节、内容及不同彝语区唱词特点等诸多方面有了全新的认识。     

临县三弦书唱词的语言特点

临县三弦书唱词保留了丰富的方言俗语和习惯用语;多用衬字,文白间用;且较多使用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显示出其特有的表达方式.     

从流行歌曲视角看唐宋词的商业功能

作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唐宋词表现出诸多有异于传统诗文的"另类"特质和社会功能。其中,由于频繁地介入商业活动而形成的商业功能,便是唐宋词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功能之一。它不但满足了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有助于艺人唱词伎艺的提高,而且推动了词体自身的发展。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唐宋词乐的发展变化与柳永苏轼词

散乐歌舞是唐五代曲子产生的前提,教坊乐渐变为唐曲子,是唐五代曲子辞"倚声"之源,唐五代曲子与唐"燕乐"无涉。柳永词的用调充分体现了唐五代词乐在北宋初期的延续,柳词的声情体貌,均源自"花间",与教坊俗乐紧密结合,既倚声"善为歌辞",又能"填腔"制撰新曲,"变旧声作新声",使之传播极广,接受甚众。苏轼以诗为词,是真正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但由于不咏调名本义,脱离词乐声情,也使得词成为了案头文学,逐渐丧失其作为音乐文学的特质。     

宋词调与宫调

本文首次对《全宋词》《白石道人歌曲集》《清真集》《碧鸡漫志》等文献中关于词调和宫调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律词与"宫调"的关系及相关问题。认为"宫调"对于词调词作(的唱)并无决定性意义;词调并没有、也不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称律词是"以诗从乐的‘音乐文学’"说者所声言的每个词调"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作词者"依声填辞"是"依各词调具有的‘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填入文辞"是绝对没有的事,也根本不能有的事。     

《词谱》误收之元曲考辨

宋词的词乐在元代逐渐散佚,元曲取代了宋词。二者同属于音乐文学,亦同为古典格律诗体的长短句形式,因而词与曲自元代以来在文体上出现混淆的现象。这种混淆主要源自词学内部,在词选集里混入了不少的元曲作品。清初王奕清等奉旨编纂的《词谱》一直成为词体格律的标准,编者们为备体而误收了元曲十七调。兹以曲调产生的时代、作品的文献来源、声韵的音系和体制特征作为区分词与曲的标准,对《词谱》误收之元曲进行考辨,以证实其非词调。这有助于重新编订词谱,亦有助于对词与曲体裁的区别的进一步认识。     

论北曲声律体系的成熟与文人对民间腔调的矛盾心态

周德清《中原音韵》为“依字声行腔”的传统曲唱建立了声韵基础,朱权的《太和正音谱》等将曲韵、曲谱、声乐、唱论等纳入戏曲音韵学体系,促进北曲更加成熟.明代的曲学变迁以何良俊推崇北音和沈璟强调音律为主体,徐渭、王骥德力挺南曲民间声腔,祁彪佳单立“杂调”一品,构成了明清传奇南北对峙、“官腔”、“诸腔”、“北腔”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词乐雅唱”与“剧曲俗唱”矛盾冲突,并形成了“依字行腔”和“以腔传字”的痛苦扭结.     

宋金诸宫调与戏文使用之词调考略

今存之宋金《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及南宋《张协状元》戏文,它们的曲调有一部分吸收了词调,但已有性质的变化。此外它们的曲调还有来自唱赚、唐代教坊曲和唐宋大曲的,而且皆与宋词词调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可补宋词词调之阙,为研究中国音乐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沈璟对昆曲曲体的律化

魏良辅虽对昆山腔作了改革,但没有对昆曲曲调的格律作出具体的规范。沈璟则对昆曲的曲体提出了具体的规范,不仅对曲调的四声及用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而且编撰韵谱与曲调格律谱,为昆曲作家填词作曲提供规范与借鉴,使得昆曲的曲体得以律化。     

唐宋步虚韵的词学观照

道教音乐中的步虚韵与汉魏清商乐尤其是南方祀神歌有密切渊源,与佛教梵呗也存在同源互通的关系。唐宋时期步虚韵渗入燕乐并迅速流衍盛行,步虚词的齐言、杂言变化对考察声诗、曲子词的转变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不少词调如《捣练子》《步虚子令》《忆江南》及《西江月》等都与步虚韵、步虚词相关。     

《九歌》的体式与原始"倚声填词"臆测

文章将《九歌》与《九章》的体式进行对比,发现二者篇幅一短一长,体式一复杂多变一简单,其中"二湘"与"二司命"在篇幅、句式及押韵换韵等方面都相同或相似。因此,推测《九歌》既是据楚民间"九歌"的改创之词,又是倚"九歌"曲调而填写的歌词,即屈原《九歌》是据"九歌"的九支曲调填写的十一首诗歌;进而论证"倚声填词"之法并非起于唐宋或六朝,而是古已有之。     

江西宜黄戏曲音乐特点分析与研究

明清两代在江西形成的戏曲声腔,除去早先的弋阳腔,还有后起的宜黄腔也是负有盛名的。清代乾隆间,这种宜黄腔,在北京能与著名的弋阳腔、秦腔并肩媲美[1]。因此,宜黄腔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对于探索“二黄”声腔起源、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宜黄戏音乐风格独特,音乐形态古老,因此对传统的宜黄戏曲音乐特色进行深入的探析,把宜黄戏中的唱腔、曲牌、打击乐,分别进行调式特点的分析、比较,对于研究传统戏种,发展戏曲艺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赣南传统采茶戏音乐对现代粤东采茶戏的影响——以《乌云下的歌声》唱腔为例

粤东与赣南接壤,同属客家人聚居区,历史上采茶歌舞的交流频繁.而近代、现代、当代粤东采茶戏受赣南采茶戏的影响极大.现代粤东采茶戏《乌云下的歌声》主要唱腔的主题旋律均来自赣南传统采茶戏音乐.赣南传统采茶戏音乐对现代粤东采茶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3种形式:一是对赣南原采茶戏曲调的运用;二是将几首原曲调进行整合,从而形成新曲调;三是探索板式变化,发展音乐.《乌云下的歌声》的音乐设计突破了传统采茶戏过多套用现有曲调的做法,使原本“歌舞性”音乐唱腔具有“戏剧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