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词义“组合同化”应遵循的原则——兼与张博同志商榷

针对张博《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一文提出的词义组合同化的演变过渡中赖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补充提出了探讨“组合同化”必须遵循的两条原则,即社会的原则与历史的原则。并据此对该文举列的范例进行了考辨,说明其所引范例是难以用来论证“组合同化”说的。     

巩固政治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论政治同化的含义、问题与对策

文章从巩固政治基础，构建和谐社会为出发点，提出了政治同化的概念，分析了我国政治同化的必要性，列举了政治同化的三条途径。说明了政治同化的意义。     

从功能语法学角度分析句法歧义的成因

句法歧义指的是句子因其构成成分的组合不同而使其所表达的意义不止一种的现象,一般认为歧义是句子的特性之一。本文主要应用功能语法学所提出的元功能理论和级阶概念分析英语句法歧义产生的原因,以避免在交流中可能引起误解的歧义现象。     

浅析记号表意文字体系确立于战国、秦汉之际的社会客观原因

按照记录语言的原则的不同,汉字的历史可划分为以图画提示语段的图画文字、以形象记录语词的形象表意文字(即象形文字)和以记号及记号的组合记录语词的记号表意文字这样三个演变阶段,其中图画文字发展到象形文字属于两个不同文字体系之间的演变,而象形文字发展到记号文字(以下除个别地方外,余皆简称“记号文字”),则属于同一衍义体系文字内部的两个次体系问的演变。本文要探讨的,就是加速后两个次体系间演变的社会因素。     

一种"音义合并"

由于语音的变化,本来不同音的两个词变得音同或音近了,这两个词的本来不同的意义也因而合并了。或者相反,由于两个词的意义合并了,其中一个词就抛弃了旧有的音,而变得跟另一个词同音了。文中从古今词汇发展、方言和共同语的分歧等角度列举一批音义合并的例子,意在指明这种词汇演变现象的存在。     

“比兴”与中国诗学意义的动态生成

“比兴”不仅是中国诗歌独特的表现方法，而且更是中国诗学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因此它可以作为描述中国诗学意义生成模式的基点。“比兴”意义的生成乃以它所具有的两个意义场之间的二元关系为出发点，通过“取类”、“取象”的方式实现的；两个意义场之间的张力互动在追求意义生成的动态性的同时实现了意义生成的丰富性。     

试析英语词汇和法语词汇的相互同化

任何民族对借自其他语言的成分总是要同化的，本文根据英、法两种语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英语词汇和法语词汇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同化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论述，以促进两种语言学习的正迁移。     

试析被包孕的述语和补语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

独立的述补词组的两部分,互以对方作为存在的条件,若一方离开另一方,述语不复叫述语,补语不复叫补语,这是述补两成分之间内部结构上的互相依存关系,人们比较熟悉。还有一种外部功能上的互相依存关系,至今未引起注意,这就是,处于被包孕状态即与别的成分组成更大组合的述补词组,对包孕它的组合承担着某种职能,一旦略去其中一个成分(述语或补语),就会影响另一个成分对这种职能的承担,致使这个组合语法上不通或意义上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研究这个问题,对认识词组在组合中的作用,对语法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都有一定的意义。     

图式-信息理论观照下的文本翻译

图式作为康德之哲学认识论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中心概念,从哲学和心理学领域进入语言、信息和文化领域,为翻译提供了宏观视域,开拓了新的理论解释空间.翻译是以原文本为一端、以译入语读者图式为另一端双向的意义构建过程,涉及横向参照与纵向追踪两个维度,译文是原文信息在译语文化图式中的语境化,是隐文本和显文本经同化与顺应后平衡的产物.图式作为一种隐性信息和文本的显性信息共同构成翻译的对象.图式不仅参与原文向译文的显化赋形,也构成文本翻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对仅以显文本为出发点的忠实和主观性等理论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词义引申与实词语法化

汉语中的虚词一般都是从实词中演变而来,词义的演变通常会引起词汇功能的改变。诸如句法位置、组合功 能等的改变,最终使其失去原有的词汇意义,在句中只有某种语法意义,变成了虚词。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语法 化”。这些虚词在句中表达什么意义、充当什么成分、与什么词搭配,都与它的义源词有密切关系。     

论假借义与语源义

假借义与语源义在概念上迥然有别。假借义是字义的一种 ,与字的本义不相关。语源义是同族词所共有之义 ,就具体的词而论 ,即是该词的命名之义。语源义既可能是词的具体义项 ,又可能是某一义项的义素。在实际语言中 ,假借义与语源义有时又有一定联系。我们既不能将二者混为一体 ,又不应将它们对立起来。     

多义词习得的认知方法与语料库方法的单因素方差研究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多义词语义扩展的最主要形式,多义词义项间的理据分析有利于学生理解习得多义词各义项;语料库语言学则认为多义词习得可以通过观察检索行,特别是通过识记显著搭配词实现。利用介、副词over,above进行英语多义词短期和长期习得实验,实验结果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认知方法有利多义词义项记忆,语料库方法有利于同义词区分,整体上则认知方法略优于语料库方法,而最好的方法是两者有机的结合。     

楚竹书传承字新见本义浅论

立足于出土文献流传视角,楚竹书传承字新见本义可分为二类:战国前各类文献皆未见的新出本义和战国前传世文献已见的准新出本义.这些本义数量少,使用频率低.战国前出土文献的局部面世和文献内容的字义选择,造成了这种本义呈现的滞后现象.     

多义词的义位及其关系

多义词必须是词 ,多义语素不是多义词 ;多义词的各个义位共处在同一个语言系统 ,未进入这个系统的词义不是多义词的义位 ;多义词的义位可以从两个维度观察 ,本义和派生义是历时维度 ,基本义和非基本义是共时维度 ,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俄汉翻译中加词补意法探微

加词补意法是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之一。由于俄语和汉语在表达习惯、词义范围、修辞方法等方面不尽相同 ,有些内容在俄语中不用书写言传 ,即可推理会意 ,但是如果刻版地按照原文字面译成汉语 ,有时会觉得内容不够完整、意思不够清楚、重点不够突出或者语感不够妥帖等弊病 ,甚至在逻辑上有矛盾 ,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容易造成歧义 ,引起误解等。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根据原文有机的整体 ,深刻地理解原文 ,仔细地分析两种语言的异同点 ,然后摆脱原文形式上的束缚 ,把其形虽不露于词表 ,其神却洋溢于言语中的潜在意义补充译出。加词补意法原则是必须重视原文 ,加词不加意 ,补意不增意。许多优秀译著已经说明 ,在翻译实践中运用加词补意这种方法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要的 ,是达到确切翻译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联绵词看汉字与汉语词的关系

汉语中字和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字是音形结合的书写符号,词是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就联绵词而言,承认它是由字构成的词,但它的字形又与词义无关,而是"因声表义",可以说,联绵词的形音义关系集中反映了汉语字词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     

言意论在明代文论视野中的展开

我国古代言意论在明代文论视野中的展开,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意主辞宾论;二是意在言外论;三是言意相互依存、相互消长与相互生发论.明代文论在较深广的层面上承传、展开了古典言意构合之论,为言意论在清代文论中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代汉语修辞方式对词义发展演变的影响

古代汉语修辞方式与词义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修辞手段的频繁运用,往往造成词的临时性功能固定化,从而促成词的新义的产生;运用同一修辞方式,使得本来不同义的词成了同义词;运用不同的修辞方式,使原本意义不同的词表达相同的内容。     

论古汉语词义的结合范围

关于汉语词义变化的原因只能从语言内部去探寻。目前关于词义变化的一些说法,是以逻辑学或心理学为根据进行阐释的,它只能说明词义变化后的结果,或者在某些方面带来解说上的任意性。词义变化是词与词之间的结合范围、内在系统发生变异的结果。词义的变化是在交际中、在表达中出现的,这是词义变化的条件。词义在变化中突破原有的结合范围从而取得了新义,有些经过千百次的反复而固定下来,取得新义,从而成为该词的新的派生义,有些只是作为修辞手段出现,它就成为该词的临时应用义、修辞义。词义的结合范围经常发生变化。     

《红楼梦》人名翻译探微--人名的功能与尤金·奈达的“功能相当”翻译理论

研究发现《红楼梦》的人名翻译有两种策略：用音译翻译姓名,用意译翻译非姓名。文字可以产生声音,文字也包含意义,可是人们听到或读到用文字表示的名和姓名时,人们只把它作为纯符号对待,不解读这个符号的文字包含的意义,只从符号的文字产生的声音和文字的外形识别人。因此音译是名和姓名唯一的翻译方法。用音译法,实现了奈达的“功能相当”翻译原理。非名和姓名的人名,如外号,是他人根据一个人特征或自己表达某种意义而取的别名,它的第一功能是意义的表达,第一功能不是某一个人的纯符号,因此这一类的人名用意译,也实现了奈达的“功能相当”翻译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