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国内关于美德伦理学的独立性研究述评

美德伦理学是以"美德"为基本概念并将行为者及其品格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一种主张.在2010年至2020年10年期间,围绕美德伦理学能否成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学类型,国内学界展开了持续研究,质疑与肯定兼有."美德"是否具有概念自足性、是否能够成为道德确认标准、研究方法是否合理等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争论更为促进大众对美德伦理学优势了解的同时,亦通过对"美德"概念优先性、实践有效性、研究方法合理性三个维度的论辩,在理论框架内确立"美德"概念优先地位并推进美德伦理学独有的行为指导原则的清晰呈现.一方面,该争论更能确切地显现美德伦理学以"美德"为基本概念,包容了地方立场上的道德多样性等独特优势;另一方面,该争论也显现出从实践基础、心灵哲学、道德多样性、跨领域研究多角度为美德伦理学的独立性作进一步辩护的需要.     

论当代美德伦理学对孔子伦理学的两种解读

孔子伦理学是何种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取决于如何解读孔子伦理学的人性与美德。不论是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还是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都追求道德行为者的某种完满状态,都认为人性有某种结构,可根据人性的结构考察道德行为者的完满状态是什么。不同的是,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所主张的人性结构偏理性,将美德的基础人性进行了理性主导下的功能式解读;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则认为人性结构重感情,将美德的基础人性解读为人性—本心—情感的模式。幸福主义美德伦理学追求的是理性主导下人生的完满,因为理性对完满的追求在任何文化和境遇中均相同。而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追求的是情感的完满,对情感完满的追求受到文化和境遇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对孔子伦理学进行幸福主义与情感主义解读,分别会面临非美德化与非普遍化的困境。     

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伦理学"这个西方学科的接受主要是从研究对象出发的,未能从思维方式角度思考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条件,因而普遍忽视了"中国伦理学是否能成立"这一对于研究中国伦理学来说根本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人们不假思索地将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学说一律称为"中国伦理学"的内容,不仅导致对西方伦理学的误解,而且无益于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从亚里士多德对phronesis与sophia在希腊文中的含义区分出发,可以发现"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问题非常重要,只有区分"儒家学说中有伦理学"和"儒家道德学说是伦理学"这两个判断,才能正确使用"儒家伦理学"或"中国古代伦理学"这类术语。此外,"儒家伦理学"、"中国古代伦理学"其实是用"伦理学"这一西方学科范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进行人为加工和重构的产物,决不能代替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学术;把儒家学术纳入"伦理学"等西方学科范畴,并以之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最佳现代解读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自身独立性的抹杀和独特价值的忽视。     

儒家美德法理学论纲

儒家的道德思想可解读为一种温和的美德伦理学,既强调行为准则礼,又将个人品质作为 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儒家美德法理学是受儒家道德思想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当代法律理论,以礼、正名、 义和仁四个儒家根本理念为基础。在规范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将和谐(社会层面的协调性和谐与 个人层面的自治性和谐)看做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法律应当提供一个制度性框架以促进公民美德的 发展。在实在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了法律如何指引公民的行为,并对评价性 概念的适用和法律指引人们行为的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以此为前提,儒家美德法理学要求法律中 的评价性概念和法律的内容能够被具有“义”美德的公民所内化,以令法治得以良好运行。     

《论语》的德行伦理体系

初看起来,儒家伦理的主导特性与德性伦理学很接近,但深入研究表明,两者也有一些差异。德行即道德的行为,德性则是道德的品质。所谓德性伦理学,就是以品质为关注核心的伦理学,但古代中国文化中,德字的使用,德目的列表,常常兼德行与德性而言。这是我们引入德性伦理学方法时要注意的。孔子伦理学的体系虽然包含了部分德性的讨论,但却是以"德行"为主导框架的,始终不脱离"行为"来展开的。这体现了古代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即"心行合一"的立场,在德目的讨论中,不离开行而去谈心,不离开行为去谈德性,不离开行为谈做人,总是倾向于把两者联系起来讨论。而且,孔子虽然也非常关注德目的讨论,但在具体德目的讨论之外,更关注整体人格的目标,故孔子的伦理学不只是一套德目的体系,而是以"君子"作为理想人格、美善行为的整体体现,从而超越了单纯的德性伦理学。     

陈大齐学术贡献三端

作为与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同时期的学者,陈大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表现在：第一,他认为孟子与荀子对人性的定义是“名同而义异”的,然就善与恶的论说,二儒的观点一致、相互符顺;第二,他建立了一套以“人生的安宁”作为践行美德之目的,以满足切己的、可实现的、普遍的与究竟的要求作为美德具体要求的儒家现代美德伦理学;第三,他对中外逻辑学的分析梳理,尤其是对荀予名学中概念的厘定及其作用的剖析贡献甚大。陈大齐的学术贡献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整理和发掘。     

美德的转向及其再转向

美德伦理学与美德认识论两者在整个"现代哲学"时期一起衰败,但最近已经复兴。共同的复兴,加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属于美德伦理学的某种形式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哲学构成一种中世纪时期就不可避免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美德方法最终会繁荣的观点。现代西方出现的新个人主义导致主观笛卡尔主义者转向,并且强调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权利,但是这些现代性"震荡"也许正在消失而朝向善,当今美德理论的强大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见证。但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现代西方所出现的广义个人主义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美德传统从未像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方衰退那样而在中国衰退。并且,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在其强调道德谦卑方面类似于儒学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美德伦理学不可避免的道路。而且,因为谦卑也是一种认识美德,美德认识论比起其先前所认识到的,或许也必须更多地向强调与他人同感的情感主义学习。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吗？——兼谈休谟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要回答休谟伦理学是否是美德伦理学这一问题,我们需对美德伦理学的定义、休谟伦理学与这些定义之间的吻合度以及休谟伦理学的总体特征进行考察。基于“以美德为中心的”美德伦理观,休谟伦理学并不主张有德之人是美德知识的来源;基于正当与美德关系的美德伦理观,休谟伦理学是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并存的伦理系统。把休谟伦理学视为美德伦理学或者其他单一类型的规范伦理学都不恰当。休谟伦理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道德心理学和基于实践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伦理学方法。     

美德伦理学是什么?

美德伦理学是一种美德中心论,在这种伦理学中,品德、美德和行为者居于中心的、决定的、主要的地位,而道德、规范和行为则处于从属的、次要的、被决定的地位。它的论据,一方面在于:做具有美德的人比做符合道德规范的事更为根本、更为重要、更具决定意义;另一方面则在于:美德是评价一切行为正当与否的终极标准。     

正确行为与道德困境——赫斯特豪斯论美德伦理学的行为理论

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类型,美德伦理学同规则伦理学一样关注“正确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为理论及其论证。根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看法,正确的行为是美德行为者在道德情境中将会典型采取的行为;而美德行为者则是那些具有实现幸福或繁荣所需要的内在品质的行动主体。美德伦理学对正确行为的指导,是以源自美德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但又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美德规则”作为基本形态的,而并不主张或认同法典化的决策程序。面对道德困境,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行为指南与行为评价以及可以解决的困境与不可解决的困境,揭示出美德行为者可能面临的四种困境类型,表现出行为者在实际的道德情境中不一而足的行为状态与心理状态。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女性特质

女性主义法学家认为男女两性具有性别气质差异,并通过对社会性别和关怀伦理学的研究,提出了女性化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从而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独特的女性风格,而以上女性特质恰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某些传统相符.中国古代司法具有反形式化的特点,传统法官的思维是一种实质性的思维,这与女性主义法学家所提出的女性法律方法中实际推理方法所体现的注重实质正义的特征相吻合.传统法律文化以和谐为宗旨的特点也与女性注重维系关系、强调关怀的特质相符.而中国法律文化的儒家学说与女性的关怀伦理学更是有很多契合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女性特质,而此一特质仍然具有现代性.     

论自由与伦理价值

在归责伦理学视野里,正是自由使人这种存在者存在于可能性之中而永远面临着自主决断的生活,因而自由构成了一切伦理价值与伦理法则的基础。因为只有能够在自己的存在中打开多种可能性而能够进行自主决断,才存在应当不应当的问题,才出现相互性要求的自主关系,并因而能够且需要确立相互规约的法则。归责伦理学并非不重视美德伦理学所追求的美德,而是首先要为成就美德本身确立可靠的前提。人类在实践领域里启动从基于"知识"的美德伦理向基于自由的归责伦理的过渡,意味着开始了古典时代向现代性时代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后者确立了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原则。     

当代美德伦理背景下的休谟“同情”原则研究

利用"同情"来解释道德问题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独特标志。休谟的"同情"其实是用想象来再现他人的某种情感。通过对主观"同情"进行修正,不把"同情"局限在解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上,而看作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一种倾向,从而使之成为普遍的道德判断依据和贯穿其道德哲学的线索。有了"同情"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和互感,使人们超越自爱之心,"仁慈"和"正义"的道德感和美德才得以形成。在当代美德伦理复兴的进程中,美德伦理学的任务在于重新确认道德行为者的心理情感倾向和内在的行为动机,但却遭遇诸多批评和质疑。重新回顾"同情"原则,依赖情感机制,对于美德伦理学的合理性、社会道德规范的可行性解释、道德规范的确立和普遍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试论中西伦理学的不同路径

由于文化的差异,中西伦理学在路径上表现出明显的分歧:一方面,中国伦理学认为通达道德境界的道路只能是修身养性,而西方伦理学却主张科学的理性有助于达到道德的理想目标;另一方面,中国伦理学甚至认为为道与为学在根本上是对抗的,而西方伦理学却断言美德本身就是知识.     

论伦理学范畴的责任

伦理学范畴内的"责任"不同于其他学科内的"责任",更具有"美德"的含义。责任感是人类才有的高级意识,在复杂的道德选择过程中,没有道德权威,道德责任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随着人类的行为及其后果的扩大,有理性的人类"类"群体越来越取代个体人成为责任的主体,伦理语境中"责任"的研究对象应不仅包含对人的责任还包括对自然界的伦理义务。责任伦理问题的兴起体现了伦理学工作者对责任问题的关注。     

“理性”、“信念”与“道德原则”——从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法”到德沃金的“建设性阐释”

20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方法发生了转向,一改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伦理学方法,走向直觉主义、情感主义。当代美国齐名的道德哲学家罗尔斯与德沃金对理性主义与直觉主义、情感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综合,以寻求理性、信念与道德原则的有效融合。为此,他们在创建各自道德理论时分别提出了"反思平衡法"与"建设性阐释"两种伦理学方法。尽管这两种方法在结构上有差异,但本质是一致的,都是立基于建构者对某些经验事实的态度。同时要进一步显明的是,"反思平衡法"与"建设性阐释"这两种伦理学方法,从本源上看都必须通过对"符应真理观"的颠覆才能真正显现。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对“休谟问题”的反向求解

休谟对由"是"到"应该"问题给出了否定答案,这一问题成为之后伦理学必须研究的问题之一,对于"休谟问题"的解决,情感主义、规定主义、社群主义或商谈伦理学都不能在休谟提出问题的范围内给出合理解读。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可以推导出原级价值判断和次级价值判断,以此为前提,"休谟问题"只能存在于事实判断与次级价值判断之间,从而实现对"休谟问题"的解答。     

《大学》"知止"思想新解

<大学>作为儒家学者的"初学入德之门",一直被视作儒家的重要典籍.它所强调的德行的最终落脚点是"止于至善".要想达到这样的境地和追求,"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知止"是<大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知止"思想体现着<大学>的根本精神.提倡"知止"精神对于人们寻找精神的立脚点,对我国当今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